1946年，美国著名进步记者、作家，时年61岁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下简称“安娜”），第五次来到了中国，因为历来对中国革命充满兴趣，所以她这次冲破万难去到了延安，与解放区的战士们同吃小米，同住窑洞，关系非常亲密。
同是这次访延，她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对他做了深入的个人专访。期间，安娜有意无意提到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本以为毛主席会不愿意聊，没想到他非常慷慨，不仅乐意聊，还聊得非常透彻，从头到尾讲述了他早年与蒋介石的三次见面，涉及到不少知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他对老对手蒋介石的一些私人看法，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史料，后来，安娜据此写成了一部著作《中国人征服了中国》。
下面就根据安娜的这次采访，详细回述毛主席与蒋介石早年的三次见面（重庆谈判之前），以及毛主席对“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的犀利个人点评。
这三次见面的时间分别是：1924年1月，1926年1月，1926年5月，之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们没有再见过一面，直到1945年8月的重庆谈判才重新相见。
▲1946年8月6日，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接受安娜的采访，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4">一、泛泛之交</h1>
毛主席与蒋介石的人生中第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年毛主席31岁，蒋介石37岁，这一次见面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泛泛之交。
当时在大会上，一共有165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第39号席位上坐着湖南代表毛主席，当时他的身份很特殊，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而且都是很关键的职位，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很受孙中山重视，坐的位置很靠前，他本人也是非常积极地多次站起来发言。
▲1924年国民党一大会场照片
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其实也坐在会场里，不过他不是代表，仅仅是列席会议，当时他在国民党内没什么职务，仅仅相当于孙中山的侍卫长。他在整个大会期间都非常沉默，只有在第四天孙中山宣布成立黄埔军校的时候，才正式在大众视野中短暂亮相，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其他时间蒋介石一直都很默默听着其他人发言。
▲1924年的蒋介石（左），座位上是孙中山
大会结束后，毛主席高票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被孙中山委以重任，派到了上海工作，身兼多职，举足轻重。
而蒋介石当时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党内职务和地位要远逊色于毛主席，大会结束后他默默回去了宁波溪口老家。
整个大会期间，因为职务不同，家乡不同，信仰不同，他们只是泛泛之交，萍水相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深入交往，并且，当时毛主席的湘潭口音很重，蒋介石的宁波口音也很重，事后回想两人即便交流，可能一开始也不大容易相互听懂。
就这样，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匆匆结束了，当时估计谁没有料到，这个伟岸的湖南人和英气的浙江人，日后会成为一辈子的对手，还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924年的毛泽东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2">二、“今非昔比”</h1>
“我和蒋介石再次见面时，他已经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贵了，而我呢？在赵恒锡部队的追捕下，由湖南逃到了广州。”在安娜的追问下，毛主席又回忆起了自己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那是1926年初。
“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能从湖南逃到广州呢？”安娜有些诧异，因为按照毛主席前面讲述，他自1924年初“一大”结束后，就被派到了上海工作，但安娜不知道的是，毛主席当年末就被迫“逃离”了上海。
发现了安娜的疑问，毛主席遂补充讲述了自己在上海当秘书的日子，这是一段非常难熬的、两头都吃力不讨好的难忘经历，不仅精神上备受折磨，身体上更是因劳累而病倒了。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石凳上，接受了安娜的专访。
毛主席对安娜解释说：“我在上海不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秘书，这秘书可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我这个秘书当得都很艰难，国民党方面说我是‘跨党分子’、‘毛头小子’，排挤我；共产党方面，我和陈独秀发生分歧，而他的‘家长’作风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极为不佳，夜不能寐，便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开四大前夕，我以‘养病’为理由，回到了湖南。”
斯特朗这才明白过来，遂追问说：“中共四大你当选了吗？”毛主席笑说：“中共四大，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的权更大了！”
“蒋介石呢？”安娜急问。
“蒋介石这时候可神气啦，他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仍然国共合作，请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毛主席笑着回忆。
▲蒋介石
事实上自第一次见面后，毛主席主要活跃在政治领域，而蒋介石则通过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并于1925年7月8日，在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后，亲自出任了军长，展现出了极强的军事指挥才能。
同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大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告捷，到11月底一举荡平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大获全胜，蒋介石班师回羊城后，声名大振，成了众人眼中的“东征英雄”，所以到1926年1月4日，毛主席与蒋介石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确实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在当时的国民党二大会议上，毛泽东依然坐在代表席上，而蒋介石却坐到了主席台上，大会期间，他带着“东征英雄”光环，趾高气扬地向大会做了关于军事情况的报告，并踌躇满志地放出豪言：“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既不难统一中国！”
▲1926年北伐时的蒋介石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毛泽东依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蒋介石以最高票数当选了中央执委，似乎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3">三、中山舰事件</h1>
听到毛泽东讲述与蒋介石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安娜满怀好奇地追问：“这时候，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有无察觉？”
毛主席没有回避：“有察觉，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并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一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中山舰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些预感，都是非常准确的，不久后蒋介石一手策划并实施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继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反共”行动，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回头”了。
1926年3月20日黎明，蒋介石秘密指挥荷枪实弹的士兵，趁着黎明的黑暗，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软禁了周恩来，监禁了苏联顾问团驻地，还以保护为名包围了汪精卫住宅，整个广州市实行了戒严。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爆发了。
事情爆发后，毛泽东早有防备，他立刻找到陈延年，建议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的叶挺独立团，同时要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对蒋介石进行施压，绝不能轻饶这次行动，否则日后必然得寸进尺。
这是很好的建议，也许毛泽东当时已经预感到蒋介石的野心远不止于此，蒋介石表面上支持国共合作，但实际上对共产党员没有好感，他想要的是全面的高度集权，而共产党员就是当时他面临的最大“绊脚石”。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蒋宋联姻后，对蒋介石在政坛上地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不过无奈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建议最后都没有被采纳，虽然当时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但都无济于事。
说到这里，毛主席感慨万千地对安娜说，“通过此次事件后，蒋介石相当于是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共产党；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回国，苏联表示同意。”
“蒋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锋芒，他一举成功了。”毛主席叹息说。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9">四、分道扬镳</h1>
其实在“中山舰事件”后仅2个月，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再次见面了，那是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这也是他们重庆谈判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坐在下边很不显眼的地方，而蒋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成为这次会议的主持者，这几乎意味着他成为了国民党的领袖。
5月20日，毛主席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之后他立马就辞去了这个职务，然后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农民革命运动的调查研究上。
他在1927年初走访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城，并在当年8月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调查报告之一，直接促使他彻底认清了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重要位置，并在当年9月发出了最猛烈的高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备受国内外好评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而与此同时， 蒋介石则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残酷谋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了大量的无辜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宣告失败。
讲完这些后，毛主席似乎再也坐不住了，他郑重其事地站起身来，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声如洪钟地对安娜说：“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所谓“天无二日”，必须是建立在一个重要基础上，那就是人民拥护这个太阳，而当这个太阳不受人民拥护的时候，升得再高，也终将会被人民“射”下来。
当时正是国共内战初期，解放军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不仅人数上落后，武器装备上更是比不上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怎么办呢？两个字：民心。他说：“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面对蒋介石，毛主席似乎越是处于劣势，越是显得凌云壮志，这样一种必胜的信念，最终支撑着中国人迎来了新的光明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