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禅學對儒家的危害最大
唐宋之際，禅宗興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參禅之風彌漫朝野。《居士分燈錄》記載了韓愈、白居易、裴休、李翺、範仲淹、王安石、富弼、歐陽修、司馬光、邵雍、蘇轼、蘇轍、黃庭堅、胡安國、張栻、朱熹等儒家士大夫文人的參禅問道片段。
當時一些儒者苦于禅學盛行，乃抱着“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心态出入佛老，以圖振興儒學。但是，在學習禅學的過程中儒者往往為禅學所同化，引起了正統儒者的憂慮。二程就是其中之一。
程颢曾記載他有一次參加儒者私人聚會的感概：
“昨日之會，大率談禅，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怅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
面對儒家士人談禅成風，程颢不是一般的郁悶。程颢還提到，當今的學者裡面，隻有範仲淹、司馬光二人，是正人君子，不學禅。但是，他們兩個人的思想境界又不如佛教，讓人不放心。程頤感慨道:“學者皆流于夷狄矣”。
一、佛學的興起與儒家的門庭冷落
佛學從兩漢之際正式傳入，至唐朝時發展到鼎盛。魏晉南北朝時期，小乘禅學和大乘般若學在中國流行，般若學的研究還一度形成了“六家七宗”。到唐朝時期，禅宗崛起，佛教形成了八大宗派。佛教不僅在義理上給中國文化輸入了全新的思想，還帶來了獨特的文化藝術和風俗習慣，如佛教的繪畫、石刻、雕塑、文學等藝術成果，以及出家、朝拜、供養布施等風俗習慣。唐朝時期，佛教的文化影響力十分強大，皇室興佛禮佛，士大夫學佛之風日盛，民間也出現了“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景象。
傳統儒學是倫理學和政治學，本身缺乏哲學思辨的精深和精神境界的開闊。儒學在西漢成為官方哲學後，定于一尊，地位不可撼動，就更難有創新，隻能做些注疏一類細枝末節的功夫，因而整理文獻成了漢唐經學的主要内容。經過漢唐經學“曰若稽古三萬言”的繁複化發展，在面對到“直指心性”的禅宗時毫無招架之力，緻使“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
二、儒者的自救
面對儒學的冷落，一部分儒士開始尋求儒學的出路。韓愈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諷刺經學家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韓愈一方面為了儒學的傳承提出了“道統”說，另一方面通過《谏佛骨表》、《原道》等文來辟佛。北宋初年，又有胡瑗、孫複、石介“三先生”加李觏等人繼承了韓愈的事業，大力抨擊佛老。
兩宋時期，朝廷雖然在文化政策上三教并用，“三教合流”也成為文化界的共識。但是，面對佛教文化的碾壓性優勢，對于以複興儒學為己任儒者而言，批判佛教尤其是禅學乃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三、二程對佛教的三大批判
二程對佛教的批判，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道統批判。二程繼承韓愈，要求樹立儒家的道統，在文化譜系上抵禦佛教的沖擊。儒學發展到唐代漸漸失去了活力，儒者主要以訓诂的經學研究為主，義理沒有受到重視。北宋時期的理學家們把義理作為儒學的主題，以期建構儒學的理論體系以及義理傳承的“道統”。為了樹立儒學的權威，在士大夫階層中建立儒學的“文化自信”，就必須要找出佛教的弱點而攻擊，以削弱佛教的影響力。
儒家的道統，韓愈就明确提出，即堯舜禹周公孔子孟子傳承的仁義之道，與二程同時代的張載（張載是二程的表叔）總結最到位，即“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第二，倫理批判。佛教威脅到了儒家的倫理綱常體系。在許多儒者看來，佛教徒出家可以說是“不忠不孝”，既不做官，也不娶妻生子、孝養父母，對倫理綱常有着極大的破壞性。程颢說：
“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去那裡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托世網，至愚迷者也。”
出家問題是儒、佛論争中比較重要的問題，也是二程批判儒學的重點問題之一。
第三，價值批判。程頤認為佛教因為其理論精密，最能迷惑世人，比曆史上楊朱、墨子對儒家的危害還要大。程頤說: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是以害尤甚。”
楊朱和墨子的學說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和儒家相對，楊朱的個人主義和墨子的功利主義和儒家的天下大同的思想水火不容。程颢認為孔子就提倡“不知生，焉知死”，重要的是人格的完善。而佛教利用人們貪生畏死的心理以生死來恐吓人，顯示出倫理上“自私自利”的狹隘，也是一種功利主義。
二程對佛教的批判主要基于儒者的政治擔當和社會責任。他們的批判對象實際上是對佛教小乘羅漢道的否定，當然有些誤解，但這幾乎是整個宋明時代理學家們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