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新京報插圖/孫嘉潞
撰文 | 王晶晶
過渡人：一個開放的“本位”智者
梁啟超深深影響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給予他們無數的啟發。“五四”一代發展了他“求新求變”的一端，卻更徹底，不同意對中國文化的回歸，主張“全盤西化”。
不難發現，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和梁啟超的“新民說”一脈相承；就連路徑都相似。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一文中，前所未有地把小說擡高到了啟發民智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魯迅也是要以文藝（文學和美術）改變愚弱國民的精神，在他自己，也主要是靠小說。
無獨有偶，梁啟超提出“俗國文學”，胡适提倡白話文、“國語的文學”，主張“整理國故”——這裡的“國故”，對于胡适來說，主要包括中國古代小說。胡适把白話小說提到文學史上重要的地位，是在梁啟超二十年前所提倡的“小說界革命”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不過梁啟超把小說提到了救國救民的高度，未免拔高，胡适則還小說本來文學的價值，使上帝的歸上帝，恺撒的歸恺撒。梁啟超的“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隻有五回，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新文學”取得了豐富的實績和成就。
百年來，求新、“西化”、“現代化”始終是主旋律，而梁啟超最後所服膺回歸的中國傳統則一向式微（隻要看孔子自“五四”到今的命運便知）。這無可厚非，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不是“現代”得太多，而是根本沒有完成、遠遠不夠；這時提倡的“中國傳統”、“國學”，很容易寄托“專制王權”的舊夢。
但我們依然是“過渡人物”。新的無以立，舊的已破壞。你看今天人們所有的論争，從離婚到科研經費，都說明我們是如何的莫衷一是、無所依傍。道德、行為準則層面的莫衷一是、無所依傍猶可，最難和不幸的是精神、心靈層面的無所依傍——我們的人生應該如何度過，何為幸福？當我們遭遇困厄的時候、孤獨彷徨的時候、疑惑虛無的時候，上哪裡去找對話的資源，找到可以安慰我們、使我們服膺的力量？正是在後者的層面上，今天我們更需要我們的傳統，更需要和梁啟超們對話。
可我們深受“五四”思維的影響。魯迅說，“少讀、或不讀中國書”；胡适說，我們要承認百樣不如人，隻有“全盤西化”；魯迅還說，“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境地裡去”——在他們的語境中，有個“黑暗”和“光明”的二分，中國的、傳統的是黑暗的、西方的、現代的是光明的。如今，我們不好意思說正在讀《論語》、《德育鑒》、《山海經》，自然而然地羞于向傳統去尋找資源；我們習慣啟蒙、反抗、革命，不習慣講自身内在的修為；我們傾向認為天下不治，是以個人還不夠好，梁啟超們則認為，因為自己的人格境界還不夠高，是以戊戌變法才不成。
“五四”諸君們說，要“少讀，竟或不讀中國書”，甚至廢除漢字，減少我們身上中國文化的基因，改造我們的國民性；梁啟超則示範我們，做一個開放的中國人，發揚我族文化的光榮，對全世界人類和文化，做點我們的貢獻。
梁啟超和他的孩子們（其中右手牽着的、睜着大眼睛的小男孩便是梁思成），這張照片約攝于1905年的東京，上面寫着“新民叢報時代任公與順成永三兒”。
為人父：并綜新舊的平衡智慧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之是以還要讀梁啟超，是因為面臨着相同的文化問題——傳統和現代，中與西。在全球化之下，這個問題于今更為迫切。“中西文化”并非隻是象牙塔裡的知識分子用來做論文的；“文化的沖突與交融”在我們身邊随時發生、随處可見。
舉個例子，衆所周知，西方重“個人主義”（individulism），我們則是家庭本位（family-orientied）的。那我們在選擇結婚對象的時候，是隻用考慮自己的感情，還是要考慮家庭的利益？我們和父母的關系到底如何劃分邊界？等他們老到不能自理，是要搬到一起住還是送他們去養老院？丈夫表弟孩子的百日酒要不要去喝，送禮物還是紅包……
這些問題梁啟超、胡适們就遇到了。
據楊步偉《雜記趙家》中說，那時他們在歐洲的留學生流行離婚，脫離包辦婚姻，今天勸這個離婚，明天勸那個離婚。徐志摩向張幼儀提出離婚時，對她說：“你能不能做徐家的媳婦，而不做我徐志摩的太太？”這是典型的“個人主義”和“家庭本位”的沖突。
同樣的沖突發生在林徽因身上，她留學美國，耳濡目染、部分奉行的是“個人主義”；可當1931年他們定居北京後，家中除了梁、林、一雙兒女、林老太太外，還有五六位親戚常住，1936年她給閨蜜費慰梅寫信吐槽道：“當一個‘老爺’娶了一個‘太太’，他們要提供17張床和17套鋪蓋……”“下次你到北京來，請預訂梁氏招待所！”她向來爽直，甚至直接說：“我真羨慕慰梅嫁給一個獨子（何況又是正清）”。
梁啟超是如何面對新式的、西方文化的沖擊的？以婚姻戀愛為例，他自己的婚姻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到了梁思成婚戀的上世紀20年代，梁啟超并綜新舊、相容中西地想出如下辦法：“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這樣父母既以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盡了責任，又尊重了子女個人的情感意願。梁啟超不禁自鳴得意：“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們家孩子一樣。”
以“民族文化本位”的态度一以貫之，梁啟超對于“禮”是維護的，和喊出“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口号的“五四一代”不同。他認為“禮”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化秩序，按“禮”行事，才能名正言順、使人各安本分、各行其是，“禮”不是幸福的桎梏和障礙，反而是其保障。
平日書信中，梁啟超随時督促兒子“這種子弟之禮，是要常常在意的”；而梁思成作為“一家的冢嗣”，梁啟超為他的婚姻費盡了心血，其中随處可見他對于“禮”的重視。極莊重的訂婚儀式、十分貴重的聘禮、婚禮必由長姊主持，在“官署”加拿大總領事館内舉行，取其莊嚴……這位細心的父親甚至想到“你們若在教堂行禮，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國習慣叫做‘思成梁啟超’，表示你以長子資格繼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譽。”
“禮”的莊重繁瑣以保證婚姻的莊嚴穩固，不以性情的變易、感情的起落幻化而仳離，其基礎甚至建立在“人格”之上——人格關乎士人最高的學問，乃是安身立命之所，與此相比，一言不合或是一時好惡，簡直不值一提。
同時，梁啟超談徐志摩的再婚，說“青年為感情沖動，不能節制，任意決破禮防的羅網，其實乃是自投苦惱的羅網，真是可痛，真是可憐！”又說“品性上不曾經過嚴格的訓練，真是可怕”。至于他勸徐志摩不要離婚的那封著名的信，實在是極富智慧。
他不贊同“吃人禮教”，卻也不贊同“戀愛神聖”；他不贊同僵化的文學、思想、政體，可也不贊同“全盤西化”；當他誇贊林徽因，說她沒有“從前舊家庭虛僞的神容，又沒有新時髦的讨厭的習氣”。
梁啟超十分喜愛林徽因，他曾在給長女的信中自喜地說：“老夫的眼光不錯吧，徽因和思成是我又一次的成功。”在林徽因最脆弱的時刻，他像父親一樣鼓勵支援她。
長者智識：處憂患困苦而不改其度
今天我們除了知道康、梁曾發動戊戌變法的史實、了解梁家一門六院士的教育奇迹，怎樣讀梁啟超？
在我看來，最切近的辦法莫過于讀梁啟超的書信。從《論語》開始，中國的文化講求在具體、特殊的情境下作出不同的反應。梁啟超的書信難得地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更不用說其中語言的親切有味了。周質平教授說：“一個‘現任’或‘候補’的父親，如果想從前人的經驗中汲取一些‘為父之道’，與其看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胡适的《我的兒子》，遠不如讀讀梁啟超給孩子們的信。”我完全贊同。
梁、林在美留學一年多後，林徽因忽遭喪父之痛。梁啟超給梁思成寫信道：“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解決她的後顧之憂：“學費不成問題，隻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鼓勵她：“他要鼓起勇氣，發揮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學問，将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最最可貴的是，以他通達、強健的人生觀影響她、教誨她：“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們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強烈的人，但經過若幹時候之後，總能拿出理性來鎮住他，是以我不緻受感情牽動，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業。”
每當我遭遇困境、面臨艱難的選擇時，我就有意無意地拿出梁啟超的書信集，總能找到安慰和支援、智慧的指點和關于如何安身立命的教誨。它們鼓勵我磨煉砥砺自己的品性、使自己的人格臻于更高境界，面臨選擇時才能不迷茫、身處困厄才能不頹堕，而這一切皆是為了導向更好的自己、更幸福的生活和更豐富的人生。
事實上，無論是在梁啟超給子女的書信中，還是他由“西化”所回歸的中國傳統的儒家修身學說，都強調人如何面對困境、患難、挫折，大到面對死亡，小到應付壞心情。
孟子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梁啟超在家書中反複說：“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奮，志氣強立”，“小挫折正是磨煉德性的好機會”。在梁啟超看來，如果人格得以鍛煉，便會處憂患困苦而不改其度、不改其樂。此種境界下困苦非但不會造成精神上的苦惱，還會使人“在困苦中求快活”；有了這樣的境界，人生才會通達快樂，不會受牽制于一時的利害、榮辱、得失，而能專心于自己的事業。
1928年梁、林留學、新婚歸來，面臨職業的尋覓選擇。父親寬慰他們，“一年半載不得職業也不要緊”。他之是以強調這點，是因為害怕他們因一時得不到合适的境遇而“失望沮喪”，他說“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須終身不許他侵入。”但當梁思成同時得到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聘請時，梁啟超卻力主他遠就東北大學。他說，清華園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氣，使人懶于進取，而“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後梁、林在東北大學開創了中國第一個建築系。
1937年後，在流亡西南的10年歲月中，無論是面對飛機的轟炸、死神的擦肩而過還是窘迫的生活、如影随形的疾病，梁思成總保持着樂觀開朗，鼓勵着卧床不起的“迷人的病妻”，用灰質化了的脊柱支撐着日益艱難困頓的生活。家中實在無錢可用，得到宜賓委托商行當賣衣服，他還開玩笑地說，把這隻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炖”嗎？而就在李莊他們那竹篾抹灰、四面透風、鼠蟲遍地的家中，他們開始了《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寫作。1947年受邀去美國講學時，他已完成了這部英文寫就、配有大量精美手繪插圖的傑作——如果沒有父親梁啟超早年督促提醒他于憂患困頓中磨煉德性意志，很難想象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身穿鐵馬甲、忍受鑽心疼痛，還能夠堅持野外調查和繪圖寫作，而終有所完成。
梁思成一生的幸福和成就離不開他的父親梁啟超——在決定他人生的關鍵幾步中，他父親那深刻的思想、理性的智慧時時在為他着想。
生命精神：在萬仞岸頭添上一撮土
在梁啟超給子女的信中，除了“人格修養”，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學問事業”。和梁啟超同為“清華四導師”的王國維曾說古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需經曆三種境界，可見學問事業要有所成，經曆多少追尋、艱辛，就要經曆多少孤獨和疑惑、彷徨和虛無。梁啟超因為早已身曆，是以一點即通，能給出心有靈犀的指點。梁思成向父親抱怨說，自己終日繪圖，怕日後會變畫匠，梁啟超卻寫信道：“你有這種感覺，便是你的學問在這時期内将發生進步的特征……”
梁啟超反複對孩子們說，“求學不可太急”；“莊莊，雖然你的英文不及格，可是不要着急”，和今日之父母真是大異其趣。他這樣教育孩子：“做學問原不必太求猛進，像裝罐頭樣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便會受益。”而要“優遊涵飲，使自得之”——這是“我國古來先哲教人做學問的方法”。
梁啟超在《讀書法講義》中提到的三個問題，他說是一個人“修養的最要關頭，必須通過”，而他在書信中，早已給出了回答。
我很好奇，當人的品性磨煉至較高的境界，生命會呈現出怎樣的狀态？
梁啟超自述：“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他說自己“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堕落之根源”），“每曆若幹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
原來在經曆磨煉、成為境界高尚之人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被回饋了快樂而不厭倦苦惱、生機勃勃的生活和人生。可能也是在此意義上，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1926年3月，梁任公因尿血症入協和醫院診治，診斷結果為一側腎壞死，決定手術切除，而協和醫院的劉瑞恒博士卻誤切了好的一側腎。術後發現，徐志摩憤慨地主張起訴，并在報上批判此事。梁啟超竟決定不抗議，他說：“中國人學西醫，能開刀将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得，吾何為抗議哉！”他顧慮當時西醫本被大多數人懷疑，若抗議國人更要因噎廢食。在如此得失和死生面前，梁啟超竟能做到淡然而有幾分幽默，足見其人格境界的高超。此後的兩年，他不斷出入于協和醫院，靠一頁病腎，他的身體沒有康複，卻仍著述不止，時刻不忘“對于全世界人類和文化，在萬仞岸頭添上一撮土”。1929年1月19日，這位中國思想界的巨子溘然長逝，終年57歲。
本文刊載于2016年8月2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4-B05版。
作者｜王晶晶
編輯｜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