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青年矢志救國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保定地處燕南趙北，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湧現出許許多多仁人志士。他們憂國憂民，匡時濟世，危機關頭不惜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和事業。他們的高風亮節彪炳千秋，名垂史冊，成為後人學習效法的榜樣典範。現在走在西大街與永華路的交口處，可以看到一棟二層建築小樓的旁邊立有一塊石碑，刻有“協生印書局”字樣，是保定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2月設立的——标注這棟建築是市級文保機關。協生印書局的主人清苑人張培植烈士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張培植，名國卿，号文樵,光緒十六年除夕之夜（1891年2月8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東闾村一個小康之家。1895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
1905年,張培植十四歲,在親友的幫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學堂讀書。1910年，張培植因參加同盟會反對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革命活動, 被清政府逮捕,作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直到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複了他的自由，得以回保定繼續未完的學業。1914年，張培植以優異的成績學完中學課程。學校保送進入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習。1919年，将要從協和醫學堂畢業的張培植不顧校方警告毅然投入反帝反封的“五四運動”。是以在畢業前夕遭學校開除。
保陽公園何來炸彈-晨報1923年09月28第2版
時間到了1923年9月， 張培植和胞弟張國鐘（時任清苑縣議會會長）共謀用炸彈炸死坐鎮保定的北洋軍閥頭子曹锟。張培植用自己的化學知識并參照民間配方，配制了炸藥。爆炸失敗後，張培植被通緝潛逃北京。這就是轟動全國的保陽爆炸案。直到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迫使曹锟下野後，張國鐘才被釋放，通緝令才取消。
（二）創辦協生印書局
1925張培植回到保定, 在西大街二道口以西路北基督教青年會舊址開設了大生醫院（青年會于1924年遷往北唐家胡同新址）。不久，當局以張培植無行醫資格為由（張因參加革命活動被協和醫學院開除學籍, 未獲畢業證書）勒令醫院停業。經營陷入困境。
在大生醫院對面臨街是一座中西合璧式兩層樓房，民國初年，是我的太外公吳宇良創辦的宇良照相館。當時在北方區委的上司下宇良照相館成為保定早期黨團組織活動最早的秘密場所。受黨的早期上司人鄧中夏直接上司。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協生印書局
1926年初，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時稱“保定地委”） 成立，隸屬中共北方區委上司。恰巧這時，中共天津地下黨組織辦的協成印刷廠（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等人在天津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印刷任務由協成印刷廠完成）的目标暴露需要轉移。由于情況緊急天津地下黨經王凱介紹聯系到張培植，将其裝置運到保定。于是張培植改行開辦協生書局，附設中國書店。
天津協成印刷廠與協生書局使用的是同一型号印刷機
當時吳宇良和張培植二人關系已然發展到十分緊密程度。早在謀刺曹锟保陽爆炸案發生時，吳宇良即對未曾謀面又不知姓名的實施者心存欽敬（吳當時在曹锟花園設小照相部）。1925年二人見面時，張培植已經從一個矢志救國的熱血青年轉變為成熟的革命戰士。吳宇良也在近十年與革命志士交集經曆中獲得豐富思想積澱，二人一見如故。隨着交往頻繁友情日笃，使得他與張培植的合作具備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26年後為了便于協調工作，吳宇良決定聘請張培植為照相館經理。北方區委組織部長楊景山特意将宇良照相館改為化真照相館。一、這是因為楊景山學識淵博，酷愛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化真”來源于《紅樓夢》寓于為北大紅樓。也有改變社會追求真理之意。二、吳宇良信仰馬克思主義，照相館以自己的名子命名不妥。
協生印書局開業基金的股東除張培植以外，主要有陳雨田、劉志勝、侯景春等。初建時有32開手搖印刷機網台,16開腳踏印刷機兩台，另有石印機、鑄字機等。用勞工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當時較大的印刷廠，張培植親任經理。原第六中學教師、共産黨員趙雲弢被學校解聘後，張培植安排他當了協生印書局的編輯兼中國書店的經理。協生印書局公開以印刷學生補充讀物、教學參考書為主，同時承攬廣告、表冊、信箋之類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馬列主義書刊和進步文藝作品。二十年代中後期，負責承印中共保定市委書記張廷瑞、高蠡博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劉憲増交給順直省委檔案、農會章程及印刷品。
（三）建立北方人民出版社
30年代初，北方白區革命形式稍有好轉，北方廣大人民群衆需要聽到黨中央的聲音，但上海中共中央的出版物不易傳到北方。而北平又缺乏刊印進步書刊的印刷所。
保定二師校門
北方人民出版社負責人王宇斧
為了加強馬列主義的宣傳，北平黨組織聞悉在保定二師中共黨員新制七班學生王新民（受保屬特委委派，在黨的外圍組織保定革命互濟會負責宣傳工作。受中共二師黨支部書記，中共保屬特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賈良圖直接上司。）與當地協生印書局的編審認識趙雲弢熟悉，決定試着開展印刷出版工作。趙雲弢原是保定省立六中的進步教員，後被當局解聘，是以到書局擔任編審。王新民曾介紹趙雲弢參加保定革命互濟會。王新民通過協協生印書局的編輯趙雲弢，認識了印書局的經理張培植，張、趙二人慨然應允。
于是開始試印《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元素表》（張伯簡譯制，是上海書店套色石印版重排的鉛印單色版），及瞿秋白著《社會科學概論》（封面為《社會科學研究初步》，署名布朗德爾著，楊霞青譯，以混亂敵人耳目），這兩本書取得成功後，即決定在保定繼續出版事業，這時需要确定出版社的名号，以示對讀者負責。考慮到1921年至1922年的人民出版社對讀者具有相當影響力，而且北方的青年們對新生讀書社是一定程度熟悉的，經過多方協商、斟酌，1931年9月，中共北平黨組織決定在保定建立黨的地下出版機構 ——北方人民出版社。（1921年9月1日，李達在上海的寓所——輔德裡625号，創辦了我黨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發行為新生書社，在出版物的封面、扉頁和版權頁上都是如此印刷。但後來，由于白色恐怖泛濫，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的查禁、檢扣，出版物就不得不采取僞裝的方式，封面、扉頁和版權頁上有時就印着别的名号，如人民書店、北國書社、新光書店等等。
協生印書局印刷的進步書刊
初次出版成功，保屬特委命地下黨員王新民（後改名王禹夫，王宇斧。）負責出版社的工作。北方人民出版社主要任務就是将黨以前的出版機構如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書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華興書局、啟陽書店（春耕書店）、無産階級書店等等出版的進步書籍加以重新校訂排印，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
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大緻分為兩類，一是通俗易懂，能夠半公開發行的大衆文化從書；二是經典著作和黨的文獻之類的左翼文化從書。這些書稿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保定群玉山房及世界圖書館經理蘇馨莆（蘇蘭田）先生儲存下來的一批革命書籍;二是上海黨中央出版發行機構華興書局用郵政信箱号碼郵寄來的。三是北平組織上給搜集的一大批書刊，由中共北平市委唐錫朝（唐明照）讓清華大學同學張鳳閣秘密郵寄過來。收件處都是保定師範，收件人用的是化名。由保定師範收發員韓福（韓桂亭）親自交給王宇斧。這個人很可靠，警察局的人多次向他追究收件人是誰，都被他堅稱：本校并無這些人，掩護過去了。
所謂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實就隻王宇斧一人，他承擔着編審、校對、發行、聯絡的全部工作。可以協助王宇斧搞些編輯、校對工作，并負責組織印刷裝訂的，隻有張培植、趙雲弢。王宇斧對協生印書局隻與張、趙聯系，内容隻是出版、印刷的業務關系,“心照不宣”彼此不發生組織聯系。一、兩年間，協生印書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馬列主義書籍多種，據王宇斧《為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憶寫》的回憶文章中開列的部分書目，就有：
（1）《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張伯簡譯)
（2）《社會科學研究初步》(布浪得爾著，楊霞青譯)實際是《社會科學概論》(瞿秋白著)
（3）《土地農民問題指南》(包括中共六大決議案和五次勞動大會決議案等)
（4）《蘇維埃憲法淺說》(附錄：“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5）《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包括《共産黨宣言》及《雇傭勞動與資本》）
（6）《資本主義之解剖》(即《共産主義A、B、C》）
（7）《中國革命論》(即《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決議案》）
（8）《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國際代表在中共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9）《國家與革命》(列甯)
（10）《左派幼稚病》（列甯）
（11）《蘇聯革命過程中底農業問題》(列甯）
（12）《論反對派》(斯大林）
（13）《世界經濟地理概要》(哈拉賓著)
（14)《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即《群眾革命與群眾政權》，選輯的《紅旗周報》論著）
（15）《藝術論》（即《武裝暴動》）
（16）《政治問題講話》(即”聯共”十六次大會斯大林的政治報告）
（17）《國際政治法典》(即《第三國際議案與宣言》新訂本）
1931年保定二師部分鏖爾讀書會成員（化真照相館拍攝）
協生書局距離國民黨保定行營特務機關不足二百米。為了協生書局與出版物的安全，大多是在夜晚突擊排版校對，書印出裝訂好後，即迅速先将書分散存放。書局暫掩藏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在晚上或風土天時，快速地把它分散到安全地方。一部分存在保定師範幾個教室的講台下，一部分存在于保定甲種工業學校、保定第二模範學校、京漢鐵路員工子弟學校。黨組織還通過可靠的社會關系，将印刷品存放在大吉祥院内（義春樓飯莊南邊）、“恒昌照相館”（現西大街二旅社）、西大街雙井胡同張國榮家及西關大街路北一家洗衣坊内。爾後，剩下這些書籍經王宇斧巧妙地郵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學的“開拓社”、“轉換社”；清華大學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師範大學的“摩爾讀書會”；當時北平黨組織的收件人、清華大學的張清一；上海暨南大學的“東方青年社”；還有正定河北第八師範、邢台河北第四師範、大名河北第七師範、泊鎮河北第九師範。
這些馬列主義書籍廣為傳播，給革命人民輸送了精神食糧，在廣大青年學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團保屬特委發行部長的齊慶祥同志與張培植成為忘年摯友，他經手印刷、分發、運送、郵寄、售賣的進步書刊和部份黨内資料，大部分是協生印書局印刷的。
協生印書局還先後翻印過《呐喊》、《蘇聯紀行》、《鴨綠江上》、《沖出雲圍的月亮》、《寄小讀者》（保定育德中學曾列為課外閱讀）、《從軍日記》、《在黑暗中》等進步小說。
當時，王宇斧和印刷勞工在一起住後院。編審工作在書局小樓二層東邊臨街的屋子。一樓臨街門臉是“中國書店”， 趙雲弢兼任經理。書架上擺滿了各種書刊，主要是供育德、女師、二師、甲種工業學校的進步學生閱讀。協生印書局後院設有地下秘密書庫，有道地可以通到馬路對面的“恒昌照相館”。堂屋有一後門，是為革命同志出入和秘密集會的地方。協生印書局裡有一個黨小組，如編審趙雲弢、機械技師支其祿、“中華鞋店”的會計馮兆蘭，都是比較成熟的共産黨員。
（四）化真照相館的革命活動
從二十年代起，中共保定市委主要負責人張廷瑞、劉秀峰等黨内很多人就經常去“化真照相館”商量事情。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發生不久，蔣介石即密電張作霖“将所捕黨人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照片左三為楊景山、右一為陶永利。
1927年4月2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在社會各界輿論的譴責聲中倉促判決，對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處以絞刑。這其中包括吳宇良的生死之交北方區委組織部長楊景山、北方區委文書陶永立。楊景山當時負責保管北方黨組織成員名單，和秘密聯絡點等核心機密，在被捕前他不顧個人安危将這些檔案燒毀，進而保護了大批同志。吳宇良得知消息後無比悲痛。
此後，黨的革命活動處于低潮。1928年9月間，國民黨清苑縣黨部進行國民黨員大登記，清苑縣黨的負責人李卓然（李登甲，清苑縣三間房人）約黃伯梁（清苑黨組織建立人之一，劉甯一的入黨介紹人）在西大街化真照相館接頭，李卓然訓示黃伯梁登記參加國民黨，長期隐蔽，主要任務是利用合法身份做掩護工作。
據黃伯梁回憶曾掩護過的同志主要有：劉甯一、王新民（王宇斧）、何兆熊、李光新、陳亞夫、李松齋、王子安、張曉周。
照片中是一群風華正茂的革命青年（共34人），包括牛九霄（ 育德中學校學生會主席，著名革命烈士“牛氏三傑”之一），魏十篇（ 團市委書記），習從真（育德黨支部書記），安志成（保定最早共産黨員之一）育德中學教師。
1928年國民黨保定市黨部借口整肅教育，蓄謀撤換育德中學負責人，改組育德中學。校長郝仲青組織學生護校，嚴格規定堅持正常教學秩序，不可自亂陣腳，授人以柄。時為學生會主席的牛九霄，馬步行拟率學生上街遊行抗議，因與學校産生抵牾，被迫離校經黨組織安排轉至志存中學，時稱”牛馬事件”。 這是牛九霄離開育德時同班同學合影留念，地點應是志存中學東院，即淮軍公所内戲樓前。吳宇良受黨組織要求拍照留念。
三十年代初，協生印書局印刷的馬列主義書刊，如《馬列主義A、B、C》、《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社會科學講義》、《暴動的藝術》、《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以及黨的刊物和傳單。都是在夜間秘密進行的，印完裝訂好，藏在“化真照相館”後邊夾牆裡，儲存的很嚴密，很少人知道這個夾牆。是以，躲過敵人很多次搜查。
由于“協生書局”所印的革命書刊的書款收回困難，是以常常處于虧損狀态。于是以“化真照相館”的豐厚盈利做補充。雖然“化真照相館”的生意紅火收入不菲，但櫃上開支非常節儉。除節日業務繁忙時偶爾從飯館叫外賣給櫃上人就餐外，平時包括張培植，（張培植在城内火神廟街路南，也就是現在北國商城北側附近也有住處。）吳宇良及家人員工都在後院夥房起夥做飯。櫃上所有收入必須入賬，任何人不得不記賬支取現金。地下黨同志遇到急需，都是憑吳宇良或張培植手條在“化真照相館”的櫃上借錢支錢。
成立保屬特委後地下黨的同志常常在“化真照相館”接頭，商量事情。開會的地方就設在二樓最裡邊洗照片的暗室裡進行，在外面由吳宇良的長子吳連全望風。開完會後有時還會化妝從後門走。通常用照相館裡的洗照片的藥劑配成藥水，密寫和傳遞黨的檔案。當時在二樓臨街的陽台上挂有一個很大的布幌子，上面有特殊标記，吳宇良不允許任何人随便動它。據我外婆回憶有一次天氣不好刮大風她去解布幌子還遭到吳宇良的嚴厲責怪。
1931年，李培之（原女二師黨的負責人）從蘇聯學成歸國。歸國前，在蘇共産國際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交給她一個紙條，這是一封秘密的介紹信，董老讓她回國後先去找一個“交通”，再由“交通”領她去洪湖蘇區賀龍同志那裡工作，當時鄧中夏也在洪湖蘇區擔任政委工作。但是當李培之回國後卻找不到“交通”了。無奈她隻好到保定來到化真照相館接頭想辦法，吳宇良幫她聯絡到黨組織，由一位男同志護送自保定乘車去武漢，再走旱路去洪湖。
1932年的保定二師“七六”學潮中由外縣趕來的學生，因反動軍警包圍學校而不能返校，吳宇良就曾安排他們住在“化真照相館”後院或附近的第二旅棧暫住，并在生活上予以資助，保證他們參加地下黨外援團組織的散發傳單書寫智語飛行集會等策應活動。可以說，三十年代的“化真照相館”就是黨組織的“後勤處”和重要活動聯絡點。
1935年，保定二師第5級部分學生合影（全部投身抗戰，右二為鐵瑛）化真照相館拍攝
1932年7月，保定二師“七六”學潮後，國民黨當局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抓捕革命者，王宇斧被國民黨當局通緝，在保定無法存身，隻得移往北平。北方人民出版社轉移北平後不久也被迫停止活動。
北方人民出版社雖然僅存在了一年多時間，但它為擴大黨在北方的影響，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2年8月，高陽、博野、蠡縣革命暴動前夕，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從天津國民黨愛國将領吉鴻昌部得到一批槍支彈藥，裝船經白洋澱運到保定劉守廟碼頭，張培植攜家人和戰友乘船前往接應，秘密将這些武器通過旱路運到東闾村。原來，這時該村張培植家裡已成了省委建立的高蠡暴動接收總站，負責暴動人員、槍支、物資的接轉運送。城内的“化真照相館”成為保屬特委研究高蠡暴動的秘密場所之一。另一個秘密場所在西門裡（現法院街）朱家四合院。（曾是習從真的住處，習從真保屬特委負責人之一。）。吳宇良等人在城内負責收集資訊情報（“化真照相館”最早在保定花重金引進美國柯達轉鏡頭相機，該相機可以照百人以上大合影，承攬了國民黨當局政府、軍隊、警察局、和地方學校的照相業務。在為黨組織賺取經費的同時，還獲得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暴動失敗後，上司人白堅、齊慶祥、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先後到張培植家躲藏，由那裡潛往唐縣和滿城陳亞夫家。團省委巡視員白堅，是張培植親自雇傭遮着布幔的轎車先送到保定隐藏起來再經過“化真照相館”化裝轉送走的。
（五）張培植被捕
1933年10月，國民黨對南方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随即在文化戰線上也實行封建文化專制，查禁革命刊物和進步書籍，先後頒布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細則》、《宣傳品審查标準》、《圖書雜志審查辦法》等。《民聲日報》總編輯煙兆墀因在報上發表文章抨擊當局，被藍衣社特務逮捕殺害。這個事件對于協生印書局是一個危險信号。
1934年5月,張培植被國民黨軍委保定行營傳訊，第二天查抄了協生印書局。印書局的存書在搬運勞工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搶運出去。反動當局隻抄到了一些國小補充教材、教學參考書，再有就是一些黃色書刊的樣本。“恒昌照像館”的書庫，沒有被發現。張培植清楚，存在“恒昌”的書一時轉移不出去，就乘夥友送飯的機會秘密囑咐把書燒掉。看書庫的張同錄将書全部燒掉，一連燒了三天。反動當局沒有抓到證據，幾天後由保定商會會長候景春和劉志盛等人聯名，張培植被取保釋放。七月初，保定行營的特務頭目周大列帶領如狼似虎的特務，突襲協“協生印書局”的秘密藏書點之一大吉祥院，共抄出三汽車革命書刊，張培植被第二次抓入保定行營監獄。
1934年10月，張培植被指控犯有以下三條罪狀判處七年徒刑：
窩藏二師學潮的指揮者，收留被開除人員。
掩護高蠡暴動的策劃者。
印刷、發行共産黨的書刊、傳單，以此毒害青年。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全國政治形式急劇變化。國共兩黨實作第二次合作，張培植被釋放了。出獄後的張培植并未立即傳回保定，而是來到沙灘一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住下。這裡離北大紅樓學生宿舍很近，等黨組織來人接頭。一個月過去了，也不見接頭人，隻好回到保定。之後，曾到安新縣同口村找人接關系，也未能如願，隻好在回保定等待。
（六）投身抗戰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保定淪陷。深明大義的張培植，把兩個兒子叫到身旁，對他們講國國難當頭，大敵目前。有志青年應該做出正确的選擇，走自己的路。給予路費去投奔共産黨上司的八路軍。當時張培植的長子張林池剛從北京大學畢業，正在拾掇行李為赴德國留學做準備，他放下出洋的行裝，随後改名張沖。懷揣父親所贈的川資掉頭向西，義無反顧要到延安去。途中在太原，他見到了從《西行漫記》裡知道的周恩來。聽周恩來的演講，決定留下來，接受平津流亡同學會的派遣，到駐紮着八路軍辦事處的太原成成中學講授曆史課，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戰争形勢瞬息萬變，成成中學組建的中國第一支師生遊擊隊要開赴呂梁山了，張林池卻被安排随黃敬等開赴五台山。當時晉察冀邊區政府正在籌建，張林池還不是黨員。但黨組織根據對他家庭和本人的了解一紙任命讓他到任唐縣縣長。正在育德中學上學的次子張英池改名張帆，跋山涉水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在延安抗大學習。畢業後到晉察冀日報社工作。成為一名優秀的戰地記者。此外櫃上還有年輕的員工離開，說是回老家，人們都知道也是去了抗日根據地。聽說後來有的去了“晉察冀日報”，有的到了一分區楊成武部做了攝影幹事。
張英池（張帆）、陳舜玉（張林池夫人）、張林池（張沖）合影
1937年9月24日，日本侵略軍侵占保定，日寇在保定到處捉拿抗日志士。在此之前，張培植和吳宇良商量都準備各自回到老家暫避難。臨行前他和吳宇良商量，準備在蓮池開一家照相館分店。為日後地下抗日活動做準備。
日本侵略軍侵占保定後，必須使用日本富士膠卷。
之後吳宇良的長子吳連全在蓮池西小院開辦照相館。吳連全和張培植的長子張林池年齡相仿，思想進步。1921年在“宇良照相館”對面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平民學校學習過。曾經在育德中學上學，是保定早期黨員安志成的學生。後因照相館生意忙不過來，便中途綴學在櫃上學習照相手藝。自從張培植開辦“協生書局”從事黨的印刷宣傳活動開始，吳連全就經常到“中國書店”閱讀進步書刊。幫助把夾帶宣傳品的《馬太福音》送到基督教青年會，散發到群眾手裡。他還跟随育德、二師學生上街飛行集會，到街巷胡同貼傳單。夜晚轉移書局印好的進步書刊。參加過“七六學潮”的聲援活動。為在“化真照相館”開會的黨員同志放風警戒。
1925年牛樹才和甲種工業學校團員同學在宇良照相館内合影
吳宇良回到博野老家中修整了一段時間後，就帶着照相器材去安平找抗日組織去了。安平是革命老區，早在1923年8月，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中共安平縣台城特别支部(簡稱“特支”)，弓仲韬任書記，直接受中共北京區委上司，1926年特别支部受保定市委上司。那時候吳宇良就和弓仲韬認識。1927當時安平縣委的主要負責人是閻懷聘正定縣人，1925年在保定直隸甲種工業學校上學時，因上司學生運動和牛樹才一同被校方開除，當時他們和甲種工業學校的團員在宇良照相館拍攝了一張合影。照片上的題字是“森懷是我們第一次受挫折”。
到了安平縣後吳宇良并沒有找到弓仲韬，于是就在縣城照相館裡臨時找了個差事安頓了下來。後來終于和地下黨接上了頭。
1938年5月8日冀中區第一次行政會議閉幕典禮攝影，吳宇良拍攝
1938年5月初，在安平縣召開了冀中區第一次行政會議，吳宇良為全體參會人員在縣警察局内拍攝了一張合影照片。當 時冀中區共轄18 全縣， 參加會議的有晉察冀邊委會代表、 冀中行署各部門負責人及各縣縣長等，共31人。同年秋天，吳宇良傳回保定化真照相館。
（七）為晉察冀邊區運送物資
1938年春，張培植回到保定後，吳連全曾經帶着小匣子（便攜式像機）到滿城石井趕集照像。嘗試和根據地取得聯系（那裡有八路軍的物資轉運站）。回來後，由于長時間騎車大腿上磨了血泡，張培植還親自配藥上藥。
1938年，初創時期的根據地物資匮乏，張沖經常派人秘密回到家中聯系，托其父代購藥品、電料、紙張（由西郊大汲店造紙作坊供貨）、文具，運輸路線是：保定——東闾——唐縣——阜平。阜平馬蘭村是張帆工作的“晉察冀日報”報社駐地。報社印刷邊區政府檔案、資料，出版自己的報紙，任務很重，急需進一步提供印刷裝置和器材。社長鄧拓請示了北方局上司後，彭真和姚依林先後訓示張林池，盡快動員其父将協生書局全部裝置運到阜平，為抗日工作服務。
當年秋天，張林池派警衛員（也是堂兄）張蘭池回到東闾村轉達上述意見，張培植欣然答應。先派張國旗押運，張興昭趕車，運去了一車藥品、紙張、油墨。年底又運出了一批醫療器材、石印機和鉛塊等。
1939年春，日軍對根據地封鎖一天比一天嚴緊，原來的道路已被阻截，張培植将16開印刷機拆卸包裝，連同鉛字、銅模，計劃從水路運到白洋澱，再經旱路轉運。因漢奸陳雨田（又名陳雷，原是協生印書局的股東之一，現已是擔任僞警察局長）告密，裝上船的裝置在保定南關被日本憲兵隊扣下了。張培植也被憲兵隊逮捕，關押在西大街路北的憲兵隊内。
在憲兵隊的刑訊室，張培植咬緊牙關，忍受各種酷刑。他一口咬定“協生書局因生意不好做，隻好倒閉，，将機器運往天津轉賣。”此時，吳宇良和張培植的家屬十分擔憂他的安危。
于是張家人變賣了馬号的一些商鋪湊出一大筆錢。通過張培植的老朋友袁笠坡找到真素齋的掌櫃金冠青，金冠青和憲兵隊的李翻譯官（北韓人）私交甚密。因為敵人追問不出真情，除了陳雨田外，有沒有其他人證明。便表面上同意将張培植保釋。暗裡卻派密探監視。企圖放長線掉大魚。同時他們還向張培植威脅利誘：“聽說你大兒子張沖當八路軍的縣長，你叫他回來，我們給他官做。不然你可要想想後果。”張培植平靜地回答：“我大兒子叫張林池，現在德國留學，研究化學。我沒有叫張沖的兒子。
日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讓商會的人找到張培植，打算請他擔任商會會長。他以《歸去來辭》表示自己要回家種田。
張培植知道事态嚴重傳回家中，暗中抓緊組織人員偷運印書局的其他裝置和器材，并籌劃好一條從滿城通往唐縣和阜平的秘密道路。
不幸，僅過了幾天，5月30日下午2點。張培植回家途中被兩名便衣特務抓走，從此再沒回來。多年後得知張培植是被日本桑木特務機關以及其殘酷的手段殺害的。參與掩埋烈士遺體的特務苑大鈞（即苑宗福，人稱保定的沈醉）後來證明，張培植是被狼狗咬得遍體麟傷奄奄一息，還沒停止呼吸就用蘆葦卷起埋到城外東關。
張培植的烈士證書
恰好張培植被抓時，吳宇良正在蓮池照相館内。聽到消息後感覺事态嚴重。便傳回鄉下原籍，暫時躲過一場災難。但吳宇良本人傳回鄉下後，擔心張培植的安危幾次回城探聽消息未果。後來竟也神秘失蹤沒了下落。解放後才知道他也沒有逃過日寇的魔掌。
（八）薪火相傳
冀中區黨組織得知張培植被抓的消息後，非常擔心家屬和子女的安危。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指派中共保定市委與城工部，安排張培植的家屬、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到延安去學習，還留一個女兒在敵占區繼續做地下工作，由保定城工部劉蓮茹（解放曾任保定婦幼保健院書記）負責具體工作。
保定調查截圖
吳連全的家屬是蠡縣萬安人。那裡是孟慶山将軍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她是一名婦救會幹部。村裡常有人來保定打探敵人的消息。在城内新縣街路南（現裕華路保定商場對面）也有一家（大方）照相館，其中有親日的漢奸分子，因為生意關系和“化真照相館”素來不睦。站在這家照相館的二樓正好可以看到蓮池裡邊的活動。于是就将吳連全的活動報告給日本桑木特務機關。一天，兩個日本特務和一個北韓人（李翻譯官）來到蓮池，以“私通八路”罪名将吳連全抓走，照相館也被查封。吳連全在憲兵隊遭受酷刑，但咬定來的都是自家親戚。日寇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吳連全被抓捕的消息又在城内商圈引起不小震動，數月後他被交保釋放。吳連全傷病纏身，稍經治療後經地下黨聯系轉赴河南新鄉大陸照相館（那裡是我黨的地下聯絡站）執行特殊任務。
當時新鄉大陸照相館需要符合三種條件的人：
一、 對黨組織忠誠，對敵人有刻骨仇恨。
二、 掌握良好的照相技能。
三、 喜歡平劇表演，精通各種古典樂器。
河南新鄉大陸照相館合影
因為大陸照相館當時有一個小樂隊，負責人經常以搞平劇表演活動為掩護，結交各方面人物，搜集情報。在宇良照相館的旁邊就有一家樂器商店，樂器商店的老闆和吳宇良關系密切，吳連全從小經常會到樂器商店裡去。是以精通各種古典樂器的演奏。當時吳連全在保定平劇圈内小有名氣，主唱旦角。這些條件為吳連全從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護。吳連全抗戰勝利後因傷傳回保定不久去世。
1979年5月9日至6月5日,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為團長的代表團通路日本。張培植的次子張帆也随團通路。在通路途中受到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分子的破壞。張帆在“中日友好”之船上，随即寫下一首詩《生日蛋糕》，回憶父親當年英勇不屈，被日寇殘酷殺害的情景，抒發對父親的無比懷念，和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憎恨之情。
2019年3月為了緬懷革命烈士的豐功偉績。張培植烈士的後代專程來保定參加紀念活動,新聞媒體做了相關報道。市裡有關部門安排我們兩家在光園抗戰史料館見面并合影留念。
附錄
記人民出版社
熊崇善 李其駒
1921年7月，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達②被選為中央局宣傳部主任，主持全黨的宣傳工作。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産黨關于(奮鬥)目标的第一個決議》中，确定了宣傳工作的方針與任務并對出版工作作出了明确規定：“出版物，不論屬于中央或地方，皆應由我黨同志直接管理與編輯。”據此，李達親自創辦了黨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我黨從建立之初，就有了自己的出版機構，實為李達之功績。李達乃是我黨出版事業的開拓人。
該社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成立，社址也是設在李達的所-輔德裡625号。為了防止敵人的破壞，曾有意把社址寫為“廣州昌興新街26号”，出版物的封面上在“人民出版社”前面冠以“廣州”二字，以作掩護。
出版社成立時，曾發表了一個“通告”，載于1921年9月1日發行的《新青年》九卷五号。“通告”簡要地論述了該社創辦的宗旨與任務：“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人為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質，在訓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新潮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内容務求确實，文章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人相信必能滿足讀者的要求，特在這裡慎重明。”
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馬克思、列甯的經典著作和其它理論書籍。它計劃出版《馬克思全書》十五種，《列甯全書》十四種，《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産主義者叢書)十一種，其它九種。根據現有資料查明，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内，它實際出版的書籍有十八種。其中有：
《馬克思全書》三種：《共産黨宣言》(陳望道譯，此次出版譯者改名陳佛實)、《工錢勞動與資本》(袁湘譯)、《資本論入門》(馬爾西著、李漱石譯)。
《列甯全書》六種：《國家與革命》、《勞農會之建設》(即《蘇維埃政權目前任務》)、《讨論進行計劃書》《論政策書》)、《共産黨禮拜六》、《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列甯傳》。
《康民尼斯特叢書》四種：《共産黨底計劃》、《俄國共産黨黨(即綱》、《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其它五種：《勞動運動史》、《俄國革命紀實》、《李蔔克内西紀念》、《兩個勞工談話》、《太平洋會議與吾人之态度》等。
李達創辦人民出版社和主編《共産黨》月刊一樣，是非常艱苦的，也常常是由他一人擔負起編輯、出版、發行的全部工作。他在《回憶黨的早期活動》時說：“‘人民出版社’也在輔德裡。那時，我擔任出版社主編，共出版了十四種讀物以及臨時性的小冊子。那時付印、校對、發行工作都是我個人擔任的。分發到外埠去的刊物都是經過輪船的水手及雜務輸送的。”他在1954年2月23日給上海革命紀念館的複信中回憶當年的情況時說：“從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中央工作部隻有三人，以後隻有二個人(指張國焘去北京後，僅有陳獨秀和李達。作者)，此外并無從業人員。隻有宣傳工作方面雇了一個勞工做包裝書籍的工作， 中央工作部除了出《新青年》、《共産黨》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書籍以外，就是閱看各地組織的檔案，并給以适當的訓示。”由此可見，李達當年工作的繁忙和艱辛，在肩負中央宣傳主任重任的情況下，創辦和主持人民出版社，實屬不易。
人民出版社于1923年與新青年社合并。它所建立的出版工作的革命傳統世代相傳。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相繼創辦的上海書店、長江書店以及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發行機構，不僅繼承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發行業務，把《馬克思全書》、《列甯全書》、《康民尼斯特叢書》作為保留書目，一再重印出版，而且繼承和發揚了人民出版社的優良的革命精神。主持北方人民出版社的辛墾同志(即王禹夫，寫有幾篇回憶錄，本卷下冊收入他1983年寫的一篇。——輯注者)回憶北方人民出版社的曆史時說：“1931年9月，北方出現了人民出版社。這個出版社後于廣州的人民出版社(即李達創辦的人民出版社。—作者)十年，其傳統的精神與實質，是連續的、一貫的。…由于在白區秘密工作的需要，全部工作，如編審、校對、發行等等，主要由我一人負擔，這和1921一19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秘密工作的需要，當時故意印着廣州昌興新街26号)是由李達同志一人負擔一切的情況大緻相似。”(見張靜廬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補編》)從我黨出版事業的發展曆史來看，李達創辦的人民出版社在我國出版史上是革命性的創舉，它的劃時代的意義是不可抹煞的。
①本文為熊崇善、李其駒的《李達與出版工作》(載上海《出版史料》1986年第6輯)中的一節，題目為輯注者所加。
②李達(1890一1966)，湖南零陵人，1921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在1955年寫的回憶錄《中國共産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曾簡略談及創辦人民出版社的情況：“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編輯、校對和發行工作”，1921年“準備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甯全書14種，共産主義者
(康民尼斯特)叢書11種，其他9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