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年矢志救国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保定地处燕南赵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他们忧国忧民，匡时济世，危机关头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们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名垂史册，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典范。现在走在西大街与永华路的交口处，可以看到一栋二层建筑小楼的旁边立有一块石碑，刻有“协生印书局”字样，是保定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2月设立的——标注这栋建筑是市级文保单位。协生印书局的主人清苑人张培植烈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张培植，名国卿，号文樵,光绪十六年除夕之夜（1891年2月8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一个小康之家。1895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
1905年,张培植十四岁,在亲友的帮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学堂读书。1910年，张培植因参加同盟会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 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直到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复了他的自由，得以回保定继续未完的学业。1914年，张培植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中学课程。学校保送进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学习。1919年，将要从协和医学堂毕业的张培植不顾校方警告毅然投入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因此在毕业前夕遭学校开除。
保陽公園何來炸彈-晨报1923年09月28第2版
时间到了1923年9月， 张培植和胞弟张国钟（时任清苑县议会会长）共谋用炸弹炸死坐镇保定的北洋军阀头子曹锟。张培植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并参照民间配方，配制了炸药。爆炸失败后，张培植被通缉潜逃北京。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保阳爆炸案。直到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迫使曹锟下野后，张国钟才被释放，通缉令才取消。
（二）创办协生印书局
1925张培植回到保定, 在西大街二道口以西路北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开设了大生医院（青年会于1924年迁往北唐家胡同新址）。不久，当局以张培植无行医资格为由（张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协和医学院开除学籍, 未获毕业证书）勒令医院停业。经营陷入困境。
在大生医院对面临街是一座中西合璧式两层楼房，民国初年，是我的太姥爷吴宇良创办的宇良照相馆。当时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宇良照相馆成为保定早期党团组织活动最早的秘密场所。受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直接领导。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协生印书局
1926年初，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时称“保定地委”） 成立，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恰巧这时，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办的协成印刷厂（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印刷任务由协成印刷厂完成）的目标暴露需要转移。由于情况紧急天津地下党经王凯介绍联系到张培植，将其设备运到保定。于是张培植改行开办协生书局，附设中国书店。
天津协成印刷厂与协生书局使用的是同一型号印刷机
当时吴宇良和张培植二人关系已然发展到十分紧密程度。早在谋刺曹锟保阳爆炸案发生时，吴宇良即对未曾谋面又不知姓名的实施者心存钦敬（吴当时在曹锟花园设小照相部）。1925年二人见面时，张培植已经从一个矢志救国的热血青年转变为成熟的革命战士。吴宇良也在近十年与革命志士交集经历中获得丰富思想积淀，二人一见如故。隨着交往频繁友情日笃，使得他与张培植的合作具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6年后为了便于协调工作，吴宇良决定聘请张培植为照相馆经理。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杨景山特意将宇良照相馆改为化真照相馆。一、这是因为杨景山学识渊博，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化真”来源于《红楼梦》寓于为北大红楼。也有改变社会追求真理之意。二、吴宇良信仰马克思主义，照相馆以自己的名子命名不妥。
协生印书局开业基金的股东除张培植以外，主要有陈雨田、刘志胜、侯景春等。初建时有32开手摇印刷机网台,16开脚踏印刷机两台，另有石印机、铸字机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当时较大的印刷厂，张培植亲任经理。原第六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赵云弢被学校解聘后，张培植安排他当了协生印书局的编辑兼中国书店的经理。协生印书局公开以印刷学生补充读物、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承揽广告、表册、信笺之类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马列主义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二十年代中后期，负责承印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张廷瑞、高蠡博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宪増交给顺直省委文件、农会章程及印刷品。
（三）创建北方人民出版社
30年代初，北方白区革命形式稍有好转，北方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但上海中共中央的出版物不易传到北方。而北平又缺乏刊印进步书刊的印刷所。
保定二师校门
北方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王宇斧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北平党组织闻悉在保定二师中共党员新制七班学生王新民（受保属特委委派，在党的外围组织保定革命互济会负责宣传工作。受中共二师党支部书记，中共保属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贾良图直接领导。）与当地协生印书局的编审认识赵云弢熟悉，决定试着开展印刷出版工作。赵云弢原是保定省立六中的进步教员，后被当局解聘，因此到书局担任编审。王新民曾介绍赵云弢参加保定革命互济会。王新民通过协协生印书局的编辑赵云弢，认识了印书局的经理张培植，张、赵二人慨然应允。
于是开始试印《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张伯简译制，是上海书店套色石印版重排的铅印单色版），及瞿秋白著《社会科学概论》（封面为《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署名布朗德尔著，杨霞青译，以混乱敌人耳目），这两本书取得成功后，即决定在保定继续出版事业，这时需要确定出版社的名号，以示对读者负责。考虑到1921年至1922年的人民出版社对读者具有相当影响力，而且北方的青年们对新生读书社是一定程度熟悉的，经过多方协商、斟酌，1931年9月，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保定建立党的地下出版机构 ——北方人民出版社。（1921年9月1日，李达在上海的寓所——辅德里625号，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发行为新生书社，在出版物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上都是如此印刷。但后来，由于白色恐怖泛滥，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检扣，出版物就不得不采取伪装的方式，封面、扉页和版权页上有时就印着别的名号，如人民书店、北国书社、新光书店等等。
协生印书局印刷的进步书刊
初次出版成功，保属特委命地下党员王新民（后改名王禹夫，王宇斧。）负责出版社的工作。北方人民出版社主要任务就是将党以前的出版机构如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中国青年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启阳书店（春耕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等等出版的进步书籍加以重新校订排印，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俗易懂，能够半公开发行的大众文化从书；二是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之类的左翼文化从书。这些书稿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保定群玉山房及世界图书馆经理苏馨莆（苏兰田）先生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书籍;二是上海党中央出版发行机构华兴书局用邮政信箱号码邮寄来的。三是北平组织上给搜集的一大批书刊，由中共北平市委唐锡朝（唐明照）让清华大学同学张凤阁秘密邮寄过来。收件处都是保定师范，收件人用的是化名。由保定师范收发员韩福（韩桂亭）亲自交给王宇斧。这个人很可靠，公安局的人多次向他追究收件人是谁，都被他坚称：本校并无这些人，掩护过去了。
所谓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实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担着编审、校对、发行、联络的全部工作。可以协助王宇斧搞些编辑、校对工作，并负责组织印刷装订的，只有张培植、赵云弢。王宇斧对协生印书局只与张、赵联系，内容只是出版、印刷的业务关系,“心照不宣”彼此不发生组织联系。一、两年间，协生印书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马列主义书籍多种，据王宇斧《为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忆写》的回忆文章中开列的部分书目，就有：
（1）《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张伯简译)
（2）《社会科学研究初步》(布浪得尔著，杨霞青译)实际是《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著)
（3）《土地农民问题指南》(包括中共六大决议案和五次劳动大会决议案等)
（4）《苏维埃宪法浅说》(附录：“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5）《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包括《共产党宣言》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6）《资本主义之解剖》(即《共产主义A、B、C》）
（7）《中国革命论》(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
（8）《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共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9）《国家与革命》(列宁)
（10）《左派幼稚病》（列宁）
（11）《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列宁）
（12）《论反对派》(斯大林）
（13）《世界经济地理概要》(哈拉宾著)
（14)《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即《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选辑的《红旗周报》论著）
（15）《艺术论》（即《武装暴动》）
（16）《政治问题讲话》(即”联共”十六次大会斯大林的政治报告）
（17）《国际政治法典》(即《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新订本）
1931年保定二师部分鏖尔读书会成员（化真照相馆拍摄）
协生书局距离国民党保定行营特务机关不足二百米。为了协生书局与出版物的安全，大多是在夜晚突击排版校对，书印出装订好后，即迅速先将书分散存放。书局暂掩藏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在晚上或风土天时，快速地把它分散到安全地方。一部分存在保定师范几个教室的讲台下，一部分存在于保定甲种工业学校、保定第二模范学校、京汉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党组织还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将印刷品存放在大吉祥院内（义春楼饭庄南边）、“恒昌照相馆”（现西大街二旅社）、西大街双井胡同张国荣家及西关大街路北一家洗衣坊内。尔后，剩下这些书籍经王宇斧巧妙地邮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学的“开拓社”、“转换社”；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师范大学的“摩尔读书会”；当时北平党组织的收件人、清华大学的张清一；上海暨南大学的“东方青年社”；还有正定河北第八师范、邢台河北第四师范、大名河北第七师范、泊镇河北第九师范。
这些马列主义书籍广为传播，给革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保属特委发行部长的齐庆祥同志与张培植成为忘年挚友，他经手印刷、分发、运送、邮寄、售卖的进步书刊和部份党内资料，大部分是协生印书局印刷的。
协生印书局还先后翻印过《呐喊》、《苏联纪行》、《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寄小读者》（保定育德中学曾列为课外阅读）、《从军日记》、《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
当时，王宇斧和印刷工人在一起住后院。编审工作在书局小楼二层东边临街的屋子。一楼临街门脸是“中国书店”， 赵云弢兼任经理。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刊，主要是供育德、女师、二师、甲种工业学校的进步学生阅读。协生印书局后院设有地下秘密书库，有地道可以通到马路对面的“恒昌照相馆”。堂屋有一后门，是为革命同志出入和秘密集会的地方。协生印书局里有一个党小组，如编审赵云弢、机械技师支其禄、“中华鞋店”的会计冯兆兰，都是比较成熟的共产党员。
（四）化真照相馆的革命活动
从二十年代起，中共保定市委主要负责人张廷瑞、刘秀峰等党内很多人就经常去“化真照相馆”商量事情。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不久，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照片左三为杨景山、右一为陶永利。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声中仓促判决，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处以绞刑。这其中包括吴宇良的生死之交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杨景山、北方区委文书陶永立。杨景山当时负责保管北方党组织成员名单，和秘密联络点等核心机密，在被捕前他不顾个人安危将这些文件烧毁，从而保护了大批同志。吴宇良得知消息后无比悲痛。
此后，党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1928年9月间，国民党清苑县党部进行国民党员大登记，清苑县党的负责人李卓然（李登甲，清苑县三间房人）约黄伯梁（清苑党组织创建人之一，刘宁一的入党介绍人）在西大街化真照相馆接头，李卓然指示黄伯梁登记参加国民党，长期隐蔽，主要任务是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工作。
据黄伯梁回忆曾掩护过的同志主要有：刘宁一、王新民（王宇斧）、何兆熊、李光新、陈亚夫、李松斋、王子安、张晓周。
照片中是一群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共34人），包括牛九霄（ 育德中学校学生会主席，著名革命烈士“牛氏三杰”之一），魏十篇（ 团市委书记），习从真（育德党支部书记），安志成（保定最早共产党员之一）育德中学教师。
1928年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借口整肃教育，蓄谋撤换育德中学负责人，改组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组织学生护校，严格规定坚持正常教学秩序，不可自乱阵脚，授人以柄。时为学生会主席的牛九霄，马步行拟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因与学校产生抵牾，被迫离校经党组织安排转至志存中学，时称”牛马事件”。 这是牛九霄离开育德时同班同学合影留念，地点应是志存中学东院，即淮军公所内戏楼前。吴宇良受党组织要求拍照留念。
三十年代初，协生印书局印刷的马列主义书刊，如《马列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社会科学讲义》、《暴动的艺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以及党的刊物和传单。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印完装订好，藏在“化真照相馆”后边夹墙里，保存的很严密，很少人知道这个夹墙。因此，躲过敌人很多次搜查。
由于“协生书局”所印的革命书刊的书款收回困难，因此常常处于亏损状态。于是以“化真照相馆”的丰厚盈利做补充。虽然“化真照相馆”的生意红火收入不菲，但柜上开支非常节俭。除节日业务繁忙时偶尔从饭馆叫外卖给柜上人就餐外，平时包括张培植，（张培植在城内火神庙街路南，也就是现在北国商城北侧附近也有住处。）吴宇良及家人员工都在后院伙房起伙做饭。柜上所有收入必须入账，任何人不得不记账支取现金。地下党同志遇到急需，都是凭吴宇良或张培植手条在“化真照相馆”的柜上借钱支钱。
成立保属特委后地下党的同志常常在“化真照相馆”接头，商量事情。开会的地方就设在二楼最里边洗照片的暗室里进行，在外面由吴宇良的长子吴连全望风。开完会后有时还会化妆从后门走。通常用照相馆里的洗照片的药剂配成药水，密写和传递党的文件。当时在二楼临街的阳台上挂有一个很大的布幌子，上面有特殊标记，吴宇良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动它。据我姥姥回忆有一次天气不好刮大风她去解布幌子还遭到吴宇良的严厉责怪。
1931年，李培之（原女二师党的负责人）从苏联学成归国。归国前，在苏共产国际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交给她一个纸条，这是一封秘密的介绍信，董老让她回国后先去找一个“交通”，再由“交通”领她去洪湖苏区贺龙同志那里工作，当时邓中夏也在洪湖苏区担任政委工作。但是当李培之回国后却找不到“交通”了。无奈她只好到保定来到化真照相馆接头想办法，吴宇良帮她联络到党组织，由一位男同志护送自保定乘车去武汉，再走旱路去洪湖。
1932年的保定二师“七六”学潮中由外县赶来的学生，因反动军警包围学校而不能返校，吴宇良就曾安排他们住在“化真照相馆”后院或附近的第二旅栈暂住，并在生活上予以资助，保证他们参加地下党外援团组织的散发传单书写标语飞行集会等策应活动。可以说，三十年代的“化真照相馆”就是党组织的“后勤处”和重要活动联络点。
1935年，保定二师第5级部分学生合影（全部投身抗战，右二为铁瑛）化真照相馆拍摄
1932年7月，保定二师“七六”学潮后，国民党当局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抓捕革命者，王宇斧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在保定无法存身，只得移往北平。北方人民出版社转移北平后不久也被迫停止活动。
北方人民出版社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它为扩大党在北方的影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8月，高阳、博野、蠡县革命暴动前夕，中共河北省委派人从天津国民党爱国将领吉鸿昌部得到一批枪支弹药，装船经白洋淀运到保定刘守庙码头，张培植携家人和战友乘船前往接应，秘密将这些武器通过旱路运到东闾村。原来，这时该村张培植家里已成了省委建立的高蠡暴动接收总站，负责暴动人员、枪支、物资的接转运送。城内的“化真照相馆”成为保属特委研究高蠡暴动的秘密场所之一。另一个秘密场所在西门里（现法院街）朱家四合院。（曾是习从真的住处，习从真保属特委负责人之一。）。吴宇良等人在城内负责收集信息情报（“化真照相馆”最早在保定花重金引进美国柯达转镜头相机，该相机可以照百人以上大合影，承揽了国民党当局政府、军队、警察局、和地方学校的照相业务。在为党组织赚取经费的同时，还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暴动失败后，领导人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先后到张培植家躲藏，由那里潜往唐县和满城陈亚夫家。团省委巡视员白坚，是张培植亲自雇佣遮着布幔的轿车先送到保定隐藏起来再经过“化真照相馆”化装转送走的。
（五）张培植被捕
1933年10月，国民党对南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随即在文化战线上也实行封建文化专制，查禁革命刊物和进步书籍，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民声日报》总编辑烟兆墀因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当局，被蓝衣社特务逮捕杀害。这个事件对于协生印书局是一个危险信号。
1934年5月,张培植被国民党军委保定行营传讯，第二天查抄了协生印书局。印书局的存书在搬运工人的协助下，一夜之间抢运出去。反动当局只抄到了一些小学补充教材、教学参考书，再有就是一些黄色书刊的样本。“恒昌照像馆”的书库，没有被发现。张培植清楚，存在“恒昌”的书一时转移不出去，就乘伙友送饭的机会秘密嘱咐把书烧掉。看书库的张同录将书全部烧掉，一连烧了三天。反动当局没有抓到证据，几天后由保定商会会长候景春和刘志盛等人联名，张培植被取保释放。七月初，保定行营的特务头目周大列带领如狼似虎的特务，突袭协“协生印书局”的秘密藏书点之一大吉祥院，共抄出三汽车革命书刊，张培植被第二次抓入保定行营监狱。
1934年10月，张培植被指控犯有以下三条罪状判处七年徒刑：
窝藏二师学潮的指挥者，收留被开除人员。
掩护高蠡暴动的策划者。
印刷、发行共产党的书刊、传单，以此毒害青年。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政治形式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张培植被释放了。出狱后的张培植并未立即返回保定，而是来到沙滩一家公寓住下。这里离北大红楼学生宿舍很近，等党组织来人接头。一个月过去了，也不见接头人，只好回到保定。之后，曾到安新县同口村找人接关系，也未能如愿，只好在回保定等待。
（六）投身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保定沦陷。深明大义的张培植，把两个儿子叫到身旁，对他们讲国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有志青年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走自己的路。给予路费去投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当时张培植的长子张林池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正在拾掇行李为赴德国留学做准备，他放下出洋的行装，随后改名张冲。怀揣父亲所赠的川资掉头向西，义无反顾要到延安去。途中在太原，他见到了从《西行漫记》里知道的周恩来。听周恩来的演讲，决定留下来，接受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派遣，到驻扎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太原成成中学讲授历史课，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成成中学组建的中国第一支师生游击队要开赴吕梁山了，张林池却被安排随黄敬等开赴五台山。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在筹建，张林池还不是党员。但党组织根据对他家庭和本人的了解一纸任命让他到任唐县县长。正在育德中学上学的次子张英池改名张帆，跋山涉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此外柜上还有年轻的员工离开，说是回老家，人们都知道也是去了抗日根据地。听说后来有的去了“晋察冀日报”，有的到了一分区杨成武部做了摄影干事。
张英池（张帆）、陈舜玉（张林池夫人）、张林池（张冲）合影
1937年9月24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保定，日寇在保定到处捉拿抗日志士。在此之前，张培植和吴宇良商量都准备各自回到老家暂避难。临行前他和吴宇良商量，准备在莲池开一家照相馆分店。为日后地下抗日活动做准备。
日本侵略军侵占保定后，必须使用日本富士胶卷。
之后吴宇良的长子吴连全在莲池西小院开办照相馆。吴连全和张培植的长子张林池年龄相仿，思想进步。1921年在“宇良照相馆”对面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平民学校学习过。曾经在育德中学上学，是保定早期党员安志成的学生。后因照相馆生意忙不过来，便中途缀学在柜上学习照相手艺。自从张培植开办“协生书局”从事党的印刷宣传活动开始，吴连全就经常到“中国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帮助把夹带宣传品的《马太福音》送到基督教青年会，散发到民众手里。他还跟随育德、二师学生上街飞行集会，到街巷胡同贴传单。夜晚转移书局印好的进步书刊。参加过“七六学潮”的声援活动。为在“化真照相馆”开会的党员同志放风警戒。
1925年牛树才和甲种工业学校团员同学在宇良照相馆内合影
吴宇良回到博野老家中修整了一段时间后，就带着照相器材去安平找抗日组织去了。安平是革命老区，早在1923年8月，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弓仲韬任书记，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1926年特别支部受保定市委领导。那时候吴宇良就和弓仲韬认识。1927当时安平县委的主要负责人是阎怀聘正定县人，1925年在保定直隶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因领导学生运动和牛树才一同被校方开除，当时他们和甲种工业学校的团员在宇良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题字是“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
到了安平县后吴宇良并没有找到弓仲韬，于是就在县城照相馆里临时找了个差事安顿了下来。后来终于和地下党接上了头。
1938年5月8日冀中区第一次行政会议闭幕典礼摄影，吴宇良拍摄
1938年5月初，在安平县召开了冀中区第一次行政会议，吴宇良为全体参会人员在县公安局内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当 时冀中区共辖18 全县， 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委会代表、 冀中行署各部门负责人及各县县长等，共31人。同年秋天，吴宇良返回保定化真照相馆。
（七）为晋察冀边区运送物资
1938年春，张培植回到保定后，吴连全曾经带着小匣子（便携式像机）到满城石井赶集照像。尝试和根据地取得联系（那里有八路军的物资转运站）。回来后，由于长时间骑车大腿上磨了血泡，张培植还亲自配药上药。
1938年，初创时期的根据地物资匮乏，张冲经常派人秘密回到家中联系，托其父代购药品、电料、纸张（由西郊大汲店造纸作坊供货）、文具，运输路线是：保定——东闾——唐县——阜平。阜平马兰村是张帆工作的“晋察冀日报”报社驻地。报社印刷边区政府文件、资料，出版自己的报纸，任务很重，急需进一步提供印刷设备和器材。社长邓拓请示了北方局领导后，彭真和姚依林先后指示张林池，尽快动员其父将协生书局全部设备运到阜平，为抗日工作服务。
当年秋天，张林池派警卫员（也是堂兄）张兰池回到东闾村转达上述意见，张培植欣然答应。先派张国旗押运，张兴昭赶车，运去了一车药品、纸张、油墨。年底又运出了一批医疗器材、石印机和铅块等。
1939年春，日军对根据地封锁一天比一天严紧，原来的道路已被阻截，张培植将16开印刷机拆卸包装，连同铅字、铜模，计划从水路运到白洋淀，再经旱路转运。因汉奸陈雨田（又名陈雷，原是协生印书局的股东之一，现已是担任伪警察局长）告密，装上船的设备在保定南关被日本宪兵队扣下了。张培植也被宪兵队逮捕，关押在西大街路北的宪兵队内。
在宪兵队的刑讯室，张培植咬紧牙关，忍受各种酷刑。他一口咬定“协生书局因生意不好做，只好倒闭，，将机器运往天津转卖。”此时，吴宇良和张培植的家属十分担忧他的安危。
于是张家人变卖了马号的一些商铺凑出一大笔钱。通过张培植的老朋友袁笠坡找到真素斋的掌柜金冠青，金冠青和宪兵队的李翻译官（朝鲜人）私交甚密。因为敌人追问不出真情，除了陈雨田外，有没有其他人证明。便表面上同意将张培植保释。暗里却派密探监视。企图放长线掉大鱼。同时他们还向张培植威胁利诱：“听说你大儿子张冲当八路军的县长，你叫他回来，我们给他官做。不然你可要想想后果。”张培植平静地回答：“我大儿子叫张林池，现在德国留学，研究化学。我没有叫张冲的儿子。
日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商会的人找到张培植，打算请他担任商会会长。他以《归去来辞》表示自己要回家种田。
张培植知道事态严重返回家中，暗中抓紧组织人员偷运印书局的其他设备和器材，并筹划好一条从满城通往唐县和阜平的秘密道路。
不幸，仅过了几天，5月30日下午2点。张培植回家途中被两名便衣特务抓走，从此再没回来。多年后得知张培植是被日本桑木特务机关以及其残酷的手段杀害的。参与掩埋烈士遗体的特务苑大钧（即苑宗福，人称保定的沈醉）后来证实，张培植是被狼狗咬得遍体麟伤奄奄一息，还没停止呼吸就用芦苇卷起埋到城外东关。
张培植的烈士证书
恰好张培植被抓时，吴宇良正在莲池照相馆内。听到消息后感觉事态严重。便返回乡下原籍，暂时躲过一场灾难。但吴宇良本人返回乡下后，担心张培植的安危几次回城探听消息未果。后来竟也神秘失踪没了下落。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没有逃过日寇的魔掌。
（八）薪火相传
冀中区党组织得知张培植被抓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家属和子女的安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指派中共保定市委与城工部，安排张培植的家属、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到延安去学习，还留一个女儿在敌占区继续做地下工作，由保定城工部刘莲茹（解放曾任保定妇幼保健院书记）负责具体工作。
保定调查截图
吴连全的家属是蠡县万安人。那里是孟庆山将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她是一名妇救会干部。村里常有人来保定打探敌人的消息。在城内新县街路南（现裕华路保定商场对面）也有一家（大方）照相馆，其中有亲日的汉奸分子，因为生意关系和“化真照相馆”素来不睦。站在这家照相馆的二楼正好可以看到莲池里边的活动。于是就将吴连全的活动报告给日本桑木特务机关。一天，两个日本特务和一个朝鲜人（李翻译官）来到莲池，以“私通八路”罪名将吴连全抓走，照相馆也被查封。吴连全在宪兵队遭受酷刑，但咬定来的都是自家亲戚。日寇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吴连全被抓捕的消息又在城内商圈引起不小震动，数月后他被交保释放。吴连全伤病缠身，稍经治疗后经地下党联系转赴河南新乡大陆照相馆（那里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站）执行特殊任务。
当时新乡大陆照相馆需要符合三种条件的人：
一、 对党组织忠诚，对敌人有刻骨仇恨。
二、 掌握良好的照相技能。
三、 喜欢京剧表演，精通各种古典乐器。
河南新乡大陆照相馆合影
因为大陆照相馆当时有一个小乐队，负责人经常以搞京剧表演活动为掩护，结交各方面人物，搜集情报。在宇良照相馆的旁边就有一家乐器商店，乐器商店的老板和吴宇良关系密切，吴连全从小经常会到乐器商店里去。所以精通各种古典乐器的演奏。当时吴连全在保定京剧圈内小有名气，主唱旦角。这些条件为吴连全从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吴连全抗战胜利后因伤返回保定不久去世。
1979年5月9日至6月5日,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张培植的次子张帆也随团访问。在访问途中受到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破坏。张帆在“中日友好”之船上，随即写下一首诗《生日蛋糕》，回忆父亲当年英勇不屈，被日寇残酷杀害的情景，抒发对父亲的无比怀念，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恨之情。
2019年3月为了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张培植烈士的后代专程来保定参加纪念活动,新闻媒体做了相关报道。市里有关部门安排我们两家在光园抗战史料馆见面并合影留念。
附录
记人民出版社
熊崇善 李其驹
1921年7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②被选为中央局宣传部主任，主持全党的宣传工作。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中，确定了宣传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并对出版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出版物，不论属于中央或地方，皆应由我党同志直接管理与编辑。”据此，李达亲自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我党从创建之初，就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实为李达之功绩。李达乃是我党出版事业的开拓人。
该社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成立，社址也是设在李达的所-辅德里625号。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曾有意把社址写为“广州昌兴新街26号”，出版物的封面上在“人民出版社”前面冠以“广州”二字，以作掩护。
出版社成立时，曾发表了一个“通告”，载于1921年9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九卷五号。“通告”简要地论述了该社创办的宗旨与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新潮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特在这里慎重明。”
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和其它理论书籍。它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其它九种。根据现有资料查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它实际出版的书籍有十八种。其中有：
《马克思全书》三种：《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此次出版译者改名陈佛实)、《工钱劳动与资本》(袁湘译)、《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漱石译)。
《列宁全书》六种：《国家与革命》、《劳农会之建设》(即《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讨论进行计划书》《论政策书》)、《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传》。
《康民尼斯特丛书》四种：《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即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其它五种：《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实》、《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等。
李达创办人民出版社和主编《共产党》月刊一样，是非常艰苦的，也常常是由他一人担负起编辑、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他在《回忆党的早期活动》时说：“‘人民出版社’也在辅德里。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版了十四种读物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那时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分发到外埠去的刊物都是经过轮船的水手及杂务输送的。”他在1954年2月23日给上海革命纪念馆的复信中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人，以后只有二个人(指张国焘去北京后，仅有陈独秀和李达。作者)，此外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做包装书籍的工作， 中央工作部除了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书籍以外，就是阅看各地组织的文件，并给以适当的指示。”由此可见，李达当年工作的繁忙和艰辛，在肩负中央宣传主任重任的情况下，创办和主持人民出版社，实属不易。
人民出版社于1923年与新青年社合并。它所建立的出版工作的革命传统世代相传。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相继创办的上海书店、长江书店以及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机构，不仅继承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业务，把《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作为保留书目，一再重印出版，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出版社的优良的革命精神。主持北方人民出版社的辛垦同志(即王禹夫，写有几篇回忆录，本卷下册收入他1983年写的一篇。——辑注者)回忆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历史时说：“1931年9月，北方出现了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后于广州的人民出版社(即李达创办的人民出版社。—作者)十年，其传统的精神与实质，是连续的、一贯的。…由于在白区秘密工作的需要，全部工作，如编审、校对、发行等等，主要由我一人负担，这和1921一19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秘密工作的需要，当时故意印着广州昌兴新街26号)是由李达同志一人负担一切的情况大致相似。”(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从我党出版事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李达创办的人民出版社在我国出版史上是革命性的创举，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①本文为熊崇善、李其驹的《李达与出版工作》(载上海《出版史料》1986年第6辑)中的一节，题目为辑注者所加。
②李达(1890一1966)，湖南零陵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1955年写的回忆录《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曾简略谈及创办人民出版社的情况：“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1921年“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
(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9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