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已至，人們或許會在這個周末登高賞秋，或是效仿古人喝菊花酒、吃菊花糕。在過去，陶然亭是京城登高的好去處，尤其受到文人墨客的喜愛，常至此雅集高會。“陶然”之名取自白居易詩作，也言及重陽登高飲酒的陶然樂事。那麼，陶然亭之名有何深意？哪些文人曾在此談學論道？古人雅集高會之時，又會做些什麼呢？
<h4>作者：李蘭芳</h4>
<h5>陶然亭</h5>
<h4>“陶然”源自白居易詩作</h4>
<h4>更待菊黃家醞熟 共君一醉一陶然</h4>
京城文化勝地甚多，許多人或許不知城南尚有“陶然亭”這一處别緻景觀，更不知其背後的文化淵源。陶然亭今位于陶然亭公園中心島西北面最高處，實際上并非真正的涼亭，而是南北向稍長的敞軒。如今軒下圍欄緊鎖，大門深閉，不得近觀，更不能登高遠眺。繞道至北面，可見郭沫若所題“陶然亭”三字，兩邊是乾隆朝碩儒翁方綱所撰的楹聯“煙籠古寺無人到，樹倚深堂有月來”。
<h5>清代程天素繪《江亭消夏圖》（扇面）</h5>
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侍郎江藻在此督造陶器磚瓦時，巧妙地借用了白居易“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句，題匾“陶然”，遂成今名，人又稱“江亭”。其《陶然吟引》仍載于今陶然亭石刻上：
“京城南隅有慈悲庵,居南廠之中。康熙乙亥歲,餘以工部郎官監督廠事,公餘清暇,登臨覽觀,得至其地,庵不數楹,中供大士像,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極望清幽,無一點塵埃氣,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間,坐而樂之,時時往遊焉,因構小軒于庵之西偏。偶憶白樂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餘雖不飲酒，然從九衢塵土中來此，亦複有心醉者，遂顔曰陶然。系之以詩。”
白居易詩中所謂“菊黃家醞熟”，恰是指重陽節飲菊花酒。白居易創作此詩時，已年近古稀，仍與劉禹錫潇灑飲酒，可謂快哉自得。詩雲：“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此時二位老人已陶然大醉一番了，竟和“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的孟夫子一樣返璞歸真。置身高閣，側身西眺，夏有遠山滴翠，楊柳堆煙，亭下“西湖”綠蟻浮漚，待到重九佳秋，那亭下水涘蒹葭已是娟娟白露了。晚風拂來，無須一樽菊花酒，便足以拂拭三生塵埃，“一醉一陶然”了。
細揣“陶然”二字，大有北宋蘇門風味。“陶然亭”的命名方式與山東諸城的“超然台”、“快哉亭”極為相近，都是審美性人生态度的三棱鏡。“一點浩然氣,千裡快哉風”是蘇轼谪居黃州時胸襟的豁然，“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于物之外也”則是他移守山東密州時苦中作樂的曠達，“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則是白居易、汪藻“偶開天眼觑紅塵”時擺脫俗務枷鎖的猛然覺醒。蘇轼曆來推崇白居易，“陶然”之名源自白詩，又冥冥之中暗合蘇門風味，可謂兼得。
江亭似為雅集而生，從康熙朝至近現代，這裡不僅成為了無數文人墨客“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的理想園地，還見證了京師三百多年的文運興替。
<h4>清代京城名流多在此踏秋雅集</h4>
<h4>重陽登高飲酒食蟹 紀曉岚曾賦詩回憶盛景</h4>
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陶然亭已是江浙士人會試後舉辦“老鄉會”之所，也因地勢高敞，成為了都中文士重陽登高、踏秋雅集的上選之地。繼江藻之後，乾隆朝汪啟淑也曾因工部之職而與江亭結緣。據其《水曹清暇錄》記載，“黑窯廠與陶然亭接壤，都人登高多往遊焉”。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陽佳節，大學士紀昀（紀曉岚）便曾登上陶然亭，與好友飲酒食蟹賞秋，三十年後還賦詩回憶此景曰：“左持綠酒右持螯，對此真堪賦老饕。記得紅萸黃菊節，陶然亭上共登高。”（《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二）那時的江亭九日雅集，文士們大多 “縱酒成狂客，銷愁仗友生（按，指兄弟）”,登高賞秋，思親懷遠。
江亭雅集黃金時期的來臨，契機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十一日這裡舉行的一場學術“聯誼”活動。是時，擔任京師學政（學政，全稱“提督學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的朱筠執京中學界牛耳，群集了一批淹通經史百家的漢學家編修四庫，一時間學風熾然。時任通政司副使的王昶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受到了邀請。此次雅集，朱、王二人均有詩傳世。朱筠強作了五古一百句，然不及王昶頗具思緻的小作《邀同竹君編修陶然亭小集》來得灑脫，詩前半段雲“趁暇呼朋熟，尋幽得地高。亭虛遙對堞，水涸細通濠。路隘才容騎，車低略似舠。回塘穿虇薍，枯樹聽虭蟧。绀宇淩千尺，蒼岚映四遭。披襟涼更爽，摻袂喜斯陶。洵美南都彥，均推北地豪（謂朱筠）。”此詩雖短，然精彩地記錄了此次“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盛會。王昶的兒子王肇嘉還曾用隸書将此詩刻勒入石，現複嵌于陶然亭北面的石壁上。後來，石刻被毀成兩截，半段殘碑保留于公園管理處後院，另半段竟不知所終。
于這群高知而言，此次學術盛宴最有意義的是切磋經術。他們月旦詩賦、品鑒書畫，高談許慎、鄭玄，辯論六經群說；他們也追慕前賢，緻以敬意，并将道藝的希望寄托于踐席的六位後學。後來，這群“譚藝道古”的人亦多大有建樹，錢大昕的侄子錢坫成為了著名的經學家、書法家，胡量精通醫術，擅長詩畫，而“毗陵七子”之一徐書受也成為了畫菊的一代大師。
<h4>“江亭雅集”寄寓家國之思</h4>
<h4>道光年間陶然亭“春禊”“消夏”成慣例</h4>
道光年間（1821-1850），清朝廣渠通逵，交通更為便利，陶然亭也再次見證了京師名流幾場重要的雅集，甚至形成了人員相對穩固、長達十年（1828-1838）的“江亭雅集圈”。這個圈子以翰林院編修徐寶善和經世大臣黃爵滋為中心，圍繞着他們的有梅曾亮、管同、潘德輿、龔自珍、魏源、湯鵬、馬沅等開眼看世界的文人。此時，他們相聚不再以學問為高，雅集重心已從台閣走向塞漠，從學術移至遊藝，誠可謂“亡國之音哀以思”。
道光十三年（1832年）重陽，黃爵滋、徐寶善依舊例在江亭主持了一次雅集。清廷積弊，内憂外患至此朝空前嚴重，值此多事之秋，這群封疆大吏的憂患情緒彌漫着此次整個宴會。這次雅集，黃爵滋有詩雲“亂雲易障西山日，尊酒難消北海愁”（《癸巳重九日招諸君飲江亭作》），徐寶善則是更激烈地批判道“商王撻伐豈不武，花門種類猶羊豺。沙陲尺寸祖宗地，誰敢剏議捐珠厓”（《秋日樹齋招集秋日放歌》）。面對如東南煙水的江亭秋色，名臣文人們的家國情懷卻更為激烈了。
更多時候，他們的雅集在春夏舉行，謂之“春禊”或“消夏”。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初一，仍是徐、黃二人主持了江亭雅集。黃香鐵的詩題記載（見《讀白華草堂詩二集》卷十），此次赴宴共十三人，有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劉師陸、桐城文派領袖梅曾亮，孝廉艾暢等達官。據梅曾亮《江亭消夏記》記載，此次宴會衆人酒興漸高，便射覆行起酒令來：“當令者取尊爼間物載經典者，隐一字為鹄，而出其上下字為媒，因媒以中鹄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鹄綿褫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鹄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使尋逐以為快”。這大概是射覆中最普通的“正格”，隐藏了中間一字，該字須取經典中記載過的席間物什，作為謎底。謎面則是經典中與該字相聯的上下一字，也可以是多個字，而且這些字要求與謎底的關系越遠越好。比如，上家出令為“女”與“瑟”，若下家未能以“琴”字相射（用《詩經》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便須罰酒一杯。
可見，若非熟谙經籍，此遊戲定難以為繼，而此時的文壇名流們已窮于應付這種高難度的遊戲了，他們“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或許，他們雅集的樂趣并不在于遊戲中拔得頭籌，而是在家國患難之時求得一醉陶然的解脫。宴後，高起鵬《江亭消夏圖》正繪就了他們“怡然自得”的神态，衆人“皆面山左”，倚在倒攝西山的亭軒之下相顧笑語。
而修禊之事尤則道光十六年（1836）為全盛，六主各延七賓，凡四十八人，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黃爵滋還曾專門寫了一封《江亭展禊啟》遍寄名公，故此次江亭展禊之事亦得廣泛傳揚。此後，江亭雅集之事極盛而衰，道光十八年（1838年）徐寶善的過世更直接解散了這個圈子。後人對此荒亭亂葦，也隻不過清談舊事，徒增歎然。至民國，空亭荒煙，舊事如風消散得毫無蹤影，難怪郁達夫會說，每到秋來，就會想起陶然亭的蘆花了。
<h4>（原标題：菊黃家醞熟 一醉一陶然：陶然亭與京城文人雅集）</h4>
<h4>來源：北京晚報</h4>
<h4>編輯：TF016</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