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囿于社會與知識分工的制約，如今大學泾渭分明的專業劃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将大學生桎梏在專業的“舒适圈”裡，局限在狹窄的視域下學習。若幹年前，北大教授錢理群倡導大學生做文理兼修的通才，與時下的“通識教育”不謀而合，錢老的教育理念放在今天，仍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
本文轉載自公衆号：給孩子 (ID: tochildren)
文丨錢理群 編丨Amanda
前不久的《十三邀》，許知遠對話當代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一位在“堂吉诃德與哈姆雷特的氣質交鋒”中的“老理想主義者”。
錢理群先生非常關注教育，特别是中學國文教育改革問題，他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思考，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等言論，至今還時常被人提起。
作為一個清醒的理想主義者，錢老非常重視人文教育在大學的普及，以及北大“融通文理”傳統的延續。
建國後，他和陳平原教授等一起推動在北大恢複“大一國文”（“大一國文”即現在一些學校的“大學國文”），讓理科學生也能夠在專業知識之外，得到人文教育的滋養。
錢老說：知識面的拓寬，同時意味着人的視野、胸襟、精神境界的闊大，就可以發現各類知識，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外世界的萬般景象的内在聯系，進而達到一種“通”——是思想的“通”，也是知識（學問）的“通”，這才是求知治學的高境界。
這種理念，可以說與我們時下所提倡的“通識教育”理念不謀而合，頗多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錢理群
以下分享的内容，源自錢理群教授北大理科“大一國文”開場白：《和理科學生談讀書》。
文理通融是北大的傳統
今天，到這裡來上課，相信我們師生都會有一種陌生感：這是我幾十年來第一次給理科的大學生講中國文學。
諸位大概也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一進北大，最早接觸的老師竟會是中文系的教授。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今天是一次特殊的相遇。
其實，北大的曆史上早就呼喚過，并且已經有過這樣的相遇了。
早在二十世紀初，蔡元培老校長在着手中國教育的改造時，就把高等教育分為兩類：
一類是培養實用型的專門人才的，他稱之為“專科”；而他所強調的“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一方面要“研究高深之學問”，同時要“養成健全的人格”，注重對人的精神的陶冶，理想（信念、信仰）的建立，人的潛在創造力的開掘與發揮。
是以，他提出大學必須“偏重文、理兩科”，并且規定：
“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
“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
後來，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改革，第一步就是以文理兩科作為北大的基礎。而在文理兩科的關系中，他又主張“融通文理”。
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狀。1916年12月，大總統黎元洪簽發任命狀，由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1月蔡元培到任，金耀基在著作《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中指出：蔡元培所建立的中國現代大學的範典，其意義不隻是知識性的，也是文化性的。
蔡校長在很多場合都提出要破除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他指出，
“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于空疏”，
“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于機械的世界觀”。
在蔡校長看來，有些學科甚至是“不能以文、理分”的，“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于哲學，而應用實體、生理的儀器及方法”。
他的結論是：文理兩科之間，“彼此交錯之處甚多”，必須“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習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之某種”。
可以說，重視文理的溝通，已經成為那一代北大人的共識。
知識面的拓寬，同時意味着人的視野、胸襟、精神境界的闊大，就可以發現各類知識，及其所反映的人的内、外世界的萬般景象的内在聯系，進而達到一種“通”——是思想的“通”，也是知識（學問）的“通”，這才是求知治學的高境界。
事實上，二十世紀中國最早的幾代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達到了這樣的“通”。
文科方面，魯迅、郭沫若都是醫學出身，夏衍原來是學工程的，他們都有很高的自然科學的造詣。
老一輩的自然科學家、工程師，都是有很高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的，他們有的在業餘時間所寫的詩詞、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如竺可桢、梁思成、華羅庚等。（竺可桢：唐宋大詩人詩中的物候）
就是他們所寫的學術論文、報告，文筆都是很優美的。有篇文章就曾回憶起，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甯與被稱為“中國原子彈、氫彈之父”的鄧稼先，在校園東牆根的樹旁，“一塊念古詩，一個拿着書看，另一個在背，就像兩個親兄弟”的情景（王世堂等《憶在西南聯大時的鄧稼先》）。
西南聯大時期的楊振甯和鄧稼先
我記得還讀過一篇文章（作者、題目都忘了），談到楊振甯的文學造詣，說他直到晚年還寫過分析西方某一現代名著的文章。
我想，這對我們是應該有所啟示的：一個真正的大學者，或者說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面，他要受到社會與知識分工的制約（現代知識的爆炸性的發展，很難出現文藝複興時代那樣的同時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的巨人型的學者），但同時他又在不斷地努力突破分工造成的限制，盡可能地擴充自己的知識結構，以求得自身學識、思維能力與性格的相對全面的發展。
很可惜，這樣的努力，後來中斷了。解放後的院系調整，在當時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卻是以改變了文、理、工、醫、農合校的教育體制，過分強調專業分工，而且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瑣碎，實際上是使大學專科化、實用化。
不但削弱了大學裡的人文教育，而且造成了理工科與文科學生彼此知識隔絕的狀态，最終是可能導緻大學自身的目标、存在前提的喪失的。
正因為如此，這些年人們在思考中國大學教育的改革時，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文理科在大學裡的基礎地位、大學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文理科的融通這樣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并逐漸形成了某些共識。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大校上司及有關教務部門決定從這學期開始，在理科開設“大一國文”，這對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與發展北大的傳統自然有着重要的意義。
我在這堂課一開始所說的，我們——北大的文科教授與理科學生今天在這裡相遇，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進入專業，又走出專業：
讀一點文科的書
我想，對于同學們，尤其是剛入學的一年級同學，也可以借開設這門課的機會，好好思考一下大學期間的自我設計、自我要求的問題。
同學們進入大學就是要學習現代科學、掌握專業知識的，但不知道同學們是否考慮過，現代科學在具有無可懷疑的價值的同時，也還存在着某些負面的因素。
随着現代科學的發展，專業分工越來越精密，這就導緻了學科的專業化與技術化。
這種專業化、技術化的學習是完全必要的，對于一個理科的學生尤其是如此：你首先得進入專業，而且專業本身就會把你帶入一個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
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專業範圍内，發展到極端，就會把專業的、技術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的世界，世界的全部，唯知專業而不知其他。
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壓縮在極小的空間，知識面越來越狹窄，興趣越來越單調，生活越來越枯燥，最終導緻精神的平庸化與冷漠化。
這種情況也最容易産生靠技術吃飯的觀念，把專業知識與技術功利化了，實際上也就是将自己（掌握了專業知識的人）工具化了。
人的這種精神的狹窄化與自我的工具化，意味着人最終成了科學技術、專業知識的奴隸，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科學技術病”。
如果注意一下周圍的現實，大概是不難發現這樣的患者的。
近年許多關心中國教育發展的人，都在談論大學校園裡人文精神的失落，指的也是這樣的病情。對于今天在座的同學，當然不存在這個問題，但也需要打預防針。
就是說，既然已經看到了這樣的可能出現的危險，在初進大學設定自己的目标時，就應該給自己提出雙重的任務：
既要進入自己標明的專業，認真學好專業知識，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并且以精通專業技術、做本專業第一流的專家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标；
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來，不局限于自己的專業，看到專業技術世界之外還有更廣大的人生世界，在豐富、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的同時，還要豐富與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自我心靈的超越與自由，進而确立更高層面的目标，也可以說是終極的目标——做一個健全發展的自由的“人”。
我想，同學們要不虛度四年大學生活，做一個真正的北大人，并且成為合格的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能否做到既走進專業又走出專業。
順便再說一點，剛才我們曾說到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專業分工細密化的趨向，其實同時發展着的卻是與之相反的突破專業分工的趨向，而且在下一世紀還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将會越來越複雜，必然要求知識的綜合化，各門學科之間的貫通。
是以，我們強調既走進又走出專業，也是代表了科學技術、人類知識發展的客觀要求的。
講到這裡，同學們也許會更加清楚，強調文理學科的相融，要求理科學生學習必要的文科課程，不僅是為了擴大知識面，更是為了走出專業，獲得人文精神的熏陶，開拓更加廣大與自由的精神空間。
用文學的方式讀書
現在終于說到了我們這門“大一國文”課了。從表面上看，大一國文與中學國文課都同樣選講課文、作文，似乎沒有什麼差別。
當然，它們确有相通的一面，但最大的區分卻在于，中學國文具有某種工具性，它的主要任務是傳授國文知識，提高學生使用語言工具的能力。
而大一國文，盡管它也會有助于提高同學們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與寫作能力，但它不是一門知識課，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文、史、哲經典的教學，進行人文教育，或者說是寓人文教育于國文教育之中。
這門課程将把同學們引入我們民族古代與現代思想文化的寶庫，與創造最精美的精神産品的大師巨匠，與古代最出色的哲學家、曆史學家、文學家、軍事家，與現代第一流的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與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孫子……與魯迅、周作人、老舍、曹禺、沈從文……進行心靈的交流、精神的對話。
你們将傾聽：對人生萬象、宇宙萬物深切的關注、深邃的思考；對彼岸理想美好的想象、熱情的呼喚；對此岸人的生存困境的痛苦的逼視、勇敢的揭露。于是這裡有高歌，有歡笑，也有哀歎與呻吟。
你們将觸摸：集中了人世大智大勇的高貴的頭顱，融彙了人間大悲憫大歡喜大憎恨的博大情懷的顆顆大心。你們将在有聲有色有思想有韻味的語言世界裡流連忘返，透過美的語言，窺見的是美的心靈、美的世界。
這是一個燃燒的大海，你不能隔岸觀火，你必定要把自己也“燒”了進去，把你的心交出來，與這些民族的，以至人類的精英，一起思考、探索、共同承擔生命的重與輕。
就在這同哭同笑同焦慮同掙紮的過程中，你會于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變了：變得更複雜也更單純，更聰明也更天真；你将用更熱烈的心去擁抱周圍的世界與一切生命，同時更以一種懷疑的眼光去批判地審視一切被神聖化的事物與觀念，更嚴酷地批判自己……
最後發現你自己内在的智慧、思考力、想象力、審美力、批判力、創造力被開發出來了，你的精神自由而開闊了，你的心靈變得更美好了。
——總之一句話，使人及人的世界更美好，這就是一切文學、藝術、曆史與哲學的創造及其接受的最終目的，也是我們這門課程預設的最高目标。能否達到，到什麼程度，則要看我們大家的努力，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同學們可能已經注意到，我是用詩一般的語言來描述我們這門課程的。
我是特意如此的。目的是要向同學們提示：應該以怎樣的心态與姿态與方法去學習這門課程。
首先要從中學時代已經壓得你們喘不過氣來的應試教育的精神重負下解放出來，以一種輕松、愉快的，從容、灑脫的遊戲心态來學習這門課程。
要知道你們是在讀一首首的詩，是為了得到精神上的解脫與享受，而不是為了考試。
讀書，特别是讀文學的書，最重要的是要有興趣，甚至可以說，需要一種兒童般的好奇心，因為每一篇文學作品（假冒僞劣的當然不在内）都會給你打開一個新的天地：或者是你不熟悉的，或者在你習以為常的生活中有新的發現與開掘。
在這個意義上，讀書，讀一本本、一篇篇文學作品，就是一次次的精神的探險。
我希望，也是對同學們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懷着強烈的期待感，以至某種神秘感，走進課堂，渴望着與老師一起，闖入一個個文學的迷宮（或者說“新大陸”），解開一個個文學的奧秘。
這樣，就會由“老師要我學”變成“我要學”，由被動的學習變成主動的了。
是以，這門課的學習，是要求同學們主觀介入的。
這有兩層意思。一是文學作品的閱讀與鑒賞不能是純客觀的，冷眼旁觀的，而必須是感性投入的，一定要擺脫中學國文課的“一掃清字詞障礙，二分段，三分析段落大意，四歸納中心思想，五列出寫作特點”這五段法的分析模式，那是會把生動活潑完整的文學生命冷靜地解剖、支離的。
應該保持閱讀的新鮮感，不帶任何先入的主見、不做任何分析地去讀，抓住閱讀的第一感覺與感受，以感悟為基礎。
要感同身受地與作品中的人物共命運，同歡樂，體察他們心靈的每一個細微的顫動；特别要細細地琢磨作品的語言，品嘗出語言的味兒來。
同時，文學作品的閱讀是最富創造性的，文學作品的價值是在讀者的參與中實作的。文學作品總是具有極大的混沌性、模糊性，包含多重的（甚至是開掘不盡的）意義，有的意義甚至是可意會不能言傳、無法明晰化的。
這就是說，文學的本性決定了對它的了解、闡釋必然是多元（甚至是無窮盡）的，文學經典作品更是常讀常新，是以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說不盡的魯迅”，以至“說不盡的阿Ｑ”等說法。
是以，文學作品的閱讀與鑒賞給同學們的感悟力、了解力、想象力與創造力的發揮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
就像數學有一題多解一樣，文學作品也同樣可以做出多種闡釋與分析。
在閱讀過程中，老師會對作品做出自己的一種了解與分析；同學們通過自己的獨立閱讀，可以認同老師的分析，也可以對老師的分析做出某些修正與補充，更可以做出不同于老師的新解。這不但是允許的，而且正是我們所鼓勵的。
總之，我們希望這門“大一國文”課能夠給同學們提供一個廣闊而自由的精神空間，提供一個自由的思考與創造的機會與場所。
隻要同學們開始獨立地思考了，自由地創造了，不管你的思考與創造是否成熟，這門課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我們期待着這樣的創造性的閱讀與思考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