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教授講魯迅五十年，在不同年代、不同地點、不同語境裡講，每次開講往往帶有明确的問題意識，每次講都付出真誠與熱情，期望對年輕聽者有益。對他自身來說，閱讀、研究、講解魯迅，則是他與魯迅之間的一場綿延不絕的精神對話，他已把自我生命體驗和洞察融入其中。在自覺建構“錢式魯迅”的體系外，錢理群鼓勵青年研究者們要有志氣建立獨屬于自己的、具有創造性的“魯迅觀”。不過，即便不是研究者，對作為普通讀者的我們，這一建議同樣适用。更多人閱讀、研究，才能發現魯迅更多面相，彼此互補乃至糾正，以更好地接近“魯迅本體”。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接近魯迅本體之前，要率先對魯迅固有的某種形象進行一定的消解。魯迅并非隻是高高在上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他首先是一個内心充滿沖突、迷惘的普通人，一個面對當時社會怪現狀既尋求個人價值立場又慣于自我懷疑的人。我們接近魯迅，就像接近一個陌生的朋友；我們閱讀魯迅，不是去聆聽“導師”的訓誨，領受答案，而是去閱讀一個鮮活複雜的靈魂。不過，這個靈魂終歸是特别的，至少他比常人更有勇氣，更願意“睜了眼看”這世界。“看”之後才能真正地有所思，而後有所寫。
然而，魯迅用文章儲存的“一時之風尚”如今還有價值嗎？還需要被閱讀嗎？在近期出版的《錢理群講魯迅》中，錢理群教授用“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一節給出他的看法；又在《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中一篇篇導讀下來，以幫助讀者更容易地進入原文。
原文作者｜錢理群
摘編｜張進
《錢理群講魯迅》，作者：錢理群，版本：活字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魯迅和我們每一個人有什麼關系？
我在從事大學教育、參與中國小校教育改革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對年輕一代講魯迅時，都會遇到一個問題：“魯迅和當下中國，和我們每一個人有什麼關系？”記得有一年我在北大開設“魯迅研究課”，學生中就有過一場争論：有的學生認為，魯迅應該進入博物館，成為可尊敬，但與現實無關的曆史人物；另一些學生則認為魯迅還活在當下中國，活在人們身邊。我是支援後面一種意見的；我曾經說過，魯迅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作家與思想家，他還“活在當下中國”。
這背後其實有一個對魯迅文學，特别是對魯迅雜文的認識問題。從表面上看，魯迅的雜文都有具體的針對性，那麼，時過境遷，随着魯迅時代的過去，他所批判的對象的消失，在完全不同于魯迅時代的當今社會，魯迅雜文也就自然失去了現實意義。看起來，這似乎言之有理，但卻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曆史并不是這樣一路前進的，還會出現反複，即所謂“故鬼重來”，更為重要的是，魯迅的批判，不僅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且還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雜文是以具有了“這一個”與“這一類”的統一、“具體性”與“普遍性”的統一的特征；而魯迅思考裡的“這一類”“普遍性”是深入到中國曆史文化的深處，中國國民性的深處，人性的深處的。是以，他的雜文的批判也就有了超前性，具有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能夠跨越時空和今人對話。有人就做過這樣的試驗：将魯迅三十年代批判都市文化的雜文重新發表，題目就叫“魯迅論九十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讀者強烈地感到，魯迅就在面對當下中國發言。
這樣，魯迅思想就成了對中國曆史與現實都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在我們面對現實的許多問題，感到焦慮、困惑和迷茫時，重讀魯迅作品，就會突然發現魯迅許多精彩的論述，讓你眼前一亮，茅塞頓開，引發許多思考。我曾經做過一個“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的演講，試圖用魯迅的相關論述來讨論當下所遇到的七個問題：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問題的症結在哪裡？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中國的希望在哪裡？我們怎麼辦？我們應該以怎樣的精神去做事情？重溫魯迅的論述，我和我的聽衆都大受啟發，大為感動，感到魯迅在“和我們一起憂慮，觀察，思考和探索。我們甚至感覺到了他那銳利的、溫潤的，充滿期待的目光的凝視。于是，我們心裡有了一絲溫馨，一點力量”。這樣的和魯迅一起思考的閱讀體驗是十分美好的。
我還做過一個“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的演講，談到了魯迅在整個中國文化（包括現代文化）傳統、話語結構裡，“始終是少數和異數”，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是另一種可能性”。這樣，當你對既成教育、既成觀念深信不疑時，你不需要魯迅；而你一旦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正常、常态、定論，産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沖破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欲求，這時候你就需要魯迅了。而且你還可以一邊讀，一邊和他辯論，魯迅自己就在不斷地進行自我質疑，他從不試圖收編我們，而隻是要促進我們獨立思考，期待和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最重要的理由。
錢理群教授
而且，這樣的因現實問題的激發，對魯迅的某些論述的聯想和對話，是沒有止境、随時發生的。最近，我就有過這樣的一次聯想。二〇一六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帶來的世界局勢的變化，引起了廣泛的讨論，我自己也一直在密切關注與緊張思考。我注意到上海《探索與争鳴》連續兩期發表了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先生的文章《美國大選背後的價值沖突》，其中談到沖突的一個重要方面發生在“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間”：“贊成以獨立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認為擺脫貧困、進而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乃至發财緻富應當主要是自己的責任，而擴大政府的權力将損害到個人的經濟自由。是以，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小政府，贊成減稅，反對在他們看來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們的範圍—在他們看來這些人今天隻會是很少數—卻侵犯到他們的經濟自由的國家福利政策，反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國的福利”；而“更加贊成平等福利的人們”，則“贊成向富人征收高稅，擴大和推進國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時間裡推進彌補性的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照顧和優待，贊成接納移民”。這裡談到的二〇一六年前後發生的“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争，立刻使我聯想起魯迅一九二八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前，在《〈思想·山水·人物〉題記》裡說的一段話：“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按：海涅）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是以人們隻得先取其一的。”我之是以能夠立即引起聯想，是因為我早已注意到這段話，卻始終不能了解。我曾經和王得後先生讨論過，魯迅的有些論述是我們這些研究者一時不能了解的：除了這裡說的“自由與平等”的沖突，還有魯迅在《關于知識階級》裡說的“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沖突”，“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思想就不能統一，于是指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少，而漸趨滅亡”。現在看來，我們之是以不能了解，是因為我們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統一”都是一種絕對化的狀态，既看不到它們自身的限度，更有意無意忽略或回避它們之間的沖突；而魯迅對一切問題都采取遠為複雜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既肯定又質疑”的沖突、纏繞性。這也是魯迅思想超前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他的許多思考、論斷，都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所不能了解，或者隻能片面了解，而要在曆史的複雜性逐漸顯露以後，才能為後來人所醒悟的。而這樣的“不了解”或“自以為了解卻并不真正了解”的狀況，就決定了還有很多的“魯迅之謎”有待我們不斷破解。魯迅研究的永無止境，正是它始終能夠吸引最富創造活力的研究者的魅力所在。
以上所說，大體形成了我的“魯迅面面觀”。打一個比方，研究魯迅，就好像進入一個神奇的公園，一路觀察，攝像。每走到一處，就會發現一道異樣風景，驚喜之下，連忙“咔嚓”一聲，在閃光燈照亮下，将這道風景，以及自己的瞬間感悟，全部錄下。再往前走，又有了令人驚喜的發現，再閃光，再錄像。這樣一路走來，公園風景的方方面面，得以逐漸呈現，給人以美不勝收之感；而風景的觀賞和攝像者也收獲了無盡的發現的喜悅。最後彙內建美輪美奂的相冊，就展現了公園風景的面面觀。在盡情欣賞之餘，又喚起人們進行新的探險，發現更多尚未看到的隐蔽風景的欲望與渴求，走上繼續探求之路。
《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作者：錢理群 編著，版本：活字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導讀《小雜感》
小雜感，是魯迅創造的一種雜文體式。最早的雜文集《熱風》就寫了不少“随感錄”，以後就有了《雜感》《小雜感》《雜語》，分别收入《華蓋集》《而已集》《集外集》。
魯迅的兒子海嬰曾這樣回憶魯迅的雜文寫作：白天如果沒有客人，他就在書房裡翻閱各種各樣的報紙雜志。在翻閱過程中受到刺激，有些想法，就開始醞釀寫文章。海嬰最難忘的，就是他構思時的神态：經常眯起眼睛，躺着或靠着藤椅打腹稿，反複地琢磨，不說話，這時候誰也不敢打擾他。考慮成熟了，往往在深夜裡提筆成文。有些重要文章常常通宵達旦地寫一晚上。
這就讓我産生了好奇心：魯迅眯起眼睛，躺着或靠着藤椅打腹稿時，他都在琢磨什麼？我們發現，他的思緒既由報刊報道和生活裡的現實事件引發，又遠離而去，天馬行空地馳騁于社會、曆史、人性的廣闊天地，苦苦追尋隐含在現象背後的真相，做鞭辟入裡的思考與總結；他更冷眼看世界，看透被遮蔽的世态人生，做無情的揭示。他的“感”極“雜”、極“廣”、極“深”，卻要用極“短”、極“簡”的文字，極“小”的篇幅來表達：這就有了“小雜感”。而文字的效果又十分神奇：因擊中要害，讓曆史的在場者直冒冷汗；因思想超越，令今天的讀者掩卷深思。
看他對中國現實的變革及人們的态度、選擇的觀察與揭示：“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
看他對中國政治的感悟與展示：“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看他對某些中國人的德性的揭露：“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看他對中國人際關系的感受與審視：“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看他對中國人的想象力的發現與描述：“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讀者朋友已經迫不及待地要自己去讀了，就此打住。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于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隻知道指揮刀是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複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幹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隻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準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産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
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并不當作什麼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幹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于愛。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隻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夫妻。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淨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注釋〕
犬儒，原指古希臘昔尼克學派（Cynicism）的哲學家。這派學者衣食簡陋，當時人譏之為“大”。他們睥睨世俗，自命不凡，以冷嘲熱諷的态度看待一切。故以後在西方各國語言中。“犬儒”一詞（如英文Cynic,德文Zyniker，法文Cynique）也泛指具有這些特點的人。
約翰·穆勒（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著有《邏輯體系》《自由論》等，他的著作由嚴複譯介傳入中國，在中國知識界産生重大影響。
指當時各地書局紛紛出版發售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晖、戴季陶等國民黨要人的演講集。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1927年8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就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與蔣介石合流反共發表社論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今後所應負之責任益大且難，這真要我們真誠的不妥協的非投機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聯合。”
楊朱沒有留下完整的著作。其言論散見于《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列子》中編入的《楊朱篇》，一般認為是僞書。
指民國以來幾位驚惑于社會變動而殉清自殺的著名人物。如1918年11月，梁巨川投北京積水潭自殺；1927年6月，王國維投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殺。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公元前206年，劉邦率兵入鹹陽，與當地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并宣布廢除秦的苛酷法律，如“诽謗者族，偶語者棄市”等。
原作者｜錢理群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