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讲鲁迅五十年，在不同年代、不同地点、不同语境里讲，每次开讲往往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每次讲都付出真诚与热情，期望对年轻听者有益。对他自身来说，阅读、研究、讲解鲁迅，则是他与鲁迅之间的一场绵延不绝的精神对话，他已把自我生命体验和洞察融入其中。在自觉建构“钱式鲁迅”的体系外，钱理群鼓励青年研究者们要有志气建立独属于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鲁迅观”。不过，即便不是研究者，对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这一建议同样适用。更多人阅读、研究，才能发现鲁迅更多面相，彼此互补乃至纠正，以更好地接近“鲁迅本体”。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接近鲁迅本体之前，要率先对鲁迅固有的某种形象进行一定的消解。鲁迅并非只是高高在上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他首先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迷惘的普通人，一个面对当时社会怪现状既寻求个人价值立场又惯于自我怀疑的人。我们接近鲁迅，就像接近一个陌生的朋友；我们阅读鲁迅，不是去聆听“导师”的训诲，领受答案，而是去阅读一个鲜活复杂的灵魂。不过，这个灵魂终归是特别的，至少他比常人更有勇气，更愿意“睁了眼看”这世界。“看”之后才能真正地有所思，而后有所写。
然而，鲁迅用文章保存的“一时之风尚”如今还有价值吗？还需要被阅读吗？在近期出版的《钱理群讲鲁迅》中，钱理群教授用“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一节给出他的看法；又在《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中一篇篇导读下来，以帮助读者更容易地进入原文。
原文作者｜钱理群
摘编｜张进
《钱理群讲鲁迅》，作者：钱理群，版本：活字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鲁迅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
我在从事大学教育、参与中小学校教育改革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对年轻一代讲鲁迅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鲁迅和当下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记得有一年我在北大开设“鲁迅研究课”，学生中就有过一场争论：有的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入博物馆，成为可尊敬，但与现实无关的历史人物；另一些学生则认为鲁迅还活在当下中国，活在人们身边。我是支持后面一种意见的；我曾经说过，鲁迅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的作家与思想家，他还“活在当下中国”。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对鲁迅文学，特别是对鲁迅杂文的认识问题。从表面上看，鲁迅的杂文都有具体的针对性，那么，时过境迁，随着鲁迅时代的过去，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消失，在完全不同于鲁迅时代的当今社会，鲁迅杂文也就自然失去了现实意义。看起来，这似乎言之有理，但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历史并不是这样一路前进的，还会出现反复，即所谓“故鬼重来”，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批判，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还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杂文因此具有了“这一个”与“这一类”的统一、“具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的特征；而鲁迅思考里的“这一类”“普遍性”是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中国国民性的深处，人性的深处的。因此，他的杂文的批判也就有了超前性，具有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能够跨越时空和今人对话。有人就做过这样的试验：将鲁迅三十年代批判都市文化的杂文重新发表，题目就叫“鲁迅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读者强烈地感到，鲁迅就在面对当下中国发言。
这样，鲁迅思想就成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我们面对现实的许多问题，感到焦虑、困惑和迷茫时，重读鲁迅作品，就会突然发现鲁迅许多精彩的论述，让你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引发许多思考。我曾经做过一个“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演讲，试图用鲁迅的相关论述来讨论当下所遇到的七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去做事情？重温鲁迅的论述，我和我的听众都大受启发，大为感动，感到鲁迅在“和我们一起忧虑，观察，思考和探索。我们甚至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的、温润的，充满期待的目光的凝视。于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丝温馨，一点力量”。这样的和鲁迅一起思考的阅读体验是十分美好的。
我还做过一个“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的演讲，谈到了鲁迅在整个中国文化（包括现代文化）传统、话语结构里，“始终是少数和异数”，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样，当你对既成教育、既成观念深信不疑时，你不需要鲁迅；而你一旦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破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欲求，这时候你就需要鲁迅了。而且你还可以一边读，一边和他辩论，鲁迅自己就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他从不试图收编我们，而只是要促进我们独立思考，期待和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最重要的理由。
钱理群教授
而且，这样的因现实问题的激发，对鲁迅的某些论述的联想和对话，是没有止境、随时发生的。最近，我就有过这样的一次联想。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带来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自己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与紧张思考。我注意到上海《探索与争鸣》连续两期发表了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的文章《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其中谈到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发生在“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间”：“赞成以独立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认为摆脱贫困、进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乃至发财致富应当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而扩大政府的权力将损害到个人的经济自由。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小政府，赞成减税，反对在他们看来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们的范围—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今天只会是很少数—却侵犯到他们的经济自由的国家福利政策，反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国的福利”；而“更加赞成平等福利的人们”，则“赞成向富人征收高税，扩大和推进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时间里推进弥补性的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照顾和优待，赞成接纳移民”。这里谈到的二〇一六年前后发生的“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争，立刻使我联想起鲁迅一九二八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前，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里说的一段话：“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按：海涅）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我之所以能够立即引起联想，是因为我早已注意到这段话，却始终不能理解。我曾经和王得后先生讨论过，鲁迅的有些论述是我们这些研究者一时不能理解的：除了这里说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还有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的“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少，而渐趋灭亡”。现在看来，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统一”都是一种绝对化的状态，既看不到它们自身的限度，更有意无意忽略或回避它们之间的矛盾；而鲁迅对一切问题都采取远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既肯定又质疑”的矛盾、缠绕性。这也是鲁迅思想超前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许多思考、论断，都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所不能理解，或者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以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的。而这样的“不理解”或“自以为理解却并不真正理解”的状况，就决定了还有很多的“鲁迅之谜”有待我们不断破解。鲁迅研究的永无止境，正是它始终能够吸引最富创造活力的研究者的魅力所在。
以上所说，大体形成了我的“鲁迅面面观”。打一个比方，研究鲁迅，就好像进入一个神奇的公园，一路观察，摄像。每走到一处，就会发现一道异样风景，惊喜之下，连忙“咔嚓”一声，在闪光灯照亮下，将这道风景，以及自己的瞬间感悟，全部录下。再往前走，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再闪光，再录像。这样一路走来，公园风景的方方面面，得以逐渐呈现，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而风景的观赏和摄像者也收获了无尽的发现的喜悦。最后汇集成美轮美奂的相册，就展现了公园风景的面面观。在尽情欣赏之余，又唤起人们进行新的探险，发现更多尚未看到的隐蔽风景的欲望与渴求，走上继续探求之路。
《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作者：钱理群 编著，版本：活字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导读《小杂感》
小杂感，是鲁迅创造的一种杂文体式。最早的杂文集《热风》就写了不少“随感录”，以后就有了《杂感》《小杂感》《杂语》，分别收入《华盖集》《而已集》《集外集》。
鲁迅的儿子海婴曾这样回忆鲁迅的杂文写作：白天如果没有客人，他就在书房里翻阅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在翻阅过程中受到刺激，有些想法，就开始酝酿写文章。海婴最难忘的，就是他构思时的神态：经常眯起眼睛，躺着或靠着藤椅打腹稿，反复地琢磨，不说话，这时候谁也不敢打扰他。考虑成熟了，往往在深夜里提笔成文。有些重要文章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一晚上。
这就让我产生了好奇心：鲁迅眯起眼睛，躺着或靠着藤椅打腹稿时，他都在琢磨什么？我们发现，他的思绪既由报刊报道和生活里的现实事件引发，又远离而去，天马行空地驰骋于社会、历史、人性的广阔天地，苦苦追寻隐含在现象背后的真相，做鞭辟入里的思考与总结；他更冷眼看世界，看透被遮蔽的世态人生，做无情的揭示。他的“感”极“杂”、极“广”、极“深”，却要用极“短”、极“简”的文字，极“小”的篇幅来表达：这就有了“小杂感”。而文字的效果又十分神奇：因击中要害，让历史的在场者直冒冷汗；因思想超越，令今天的读者掩卷深思。
看他对中国现实的变革及人们的态度、选择的观察与揭示：“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
看他对中国政治的感悟与展示：“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看他对某些中国人的德性的揭露：“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看他对中国人际关系的感受与审视：“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看他对中国人的想象力的发现与描述：“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读者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自己去读了，就此打住。
《小杂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
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净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注释〕
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尼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这派学者衣食简陋，当时人讥之为“大”。他们睥睨世俗，自命不凡，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故以后在西方各国语言中。“犬儒”一词（如英文Cynic,德文Zyniker，法文Cynique）也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自由论》等，他的著作由严复译介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
指当时各地书局纷纷出版发售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的演讲集。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1927年8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就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与蒋介石合流反共发表社论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杨朱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其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列子》中编入的《杨朱篇》，一般认为是伪书。
指民国以来几位惊惑于社会变动而殉清自杀的著名人物。如1918年11月，梁巨川投北京积水潭自杀；1927年6月，王国维投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杀。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宣布废除秦的苛酷法律，如“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等。
原作者｜钱理群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