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搬進養老院後，錢理群老師卸下北大著名教授、公共知識分子等帽子，謝絕所有媒體訪談，潛心寫作。但這兩年，他開始陸續接受一些采訪。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沖動？錢理群老師說：“我想離不開2020年庚子大疫帶來的心靈沖擊、困惑和焦慮罷。”
《十三邀》（策劃：劉晉鋒，設計：陳麟，繪畫/排版：袁貝貝）
“面對着疫情和疫情後的困境，我的選擇和自我要求概括成四句話：第一是觀察；第二是等待；第三是堅守；第四就是在可能的範圍裡做點事兒。”去年，錢理群老師編寫了《錢理群讀魯迅》和《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并在B站向年輕人再講魯迅。
《北大錢理群教授講魯迅》視訊課程截圖
錢理群老師還把在養老院的生活變成一種“田野調查”，對老人有了更多貼近的觀察與思考。“老人都希望安穩，為什麼自己老了，還遇到這樣一個混亂的世界？極度的困惑，也讓我提出一個問題：動蕩的年代到哪裡尋找永恒的東西？”錢理群老師說，“實際上在抗戰時期，很多人也面臨這個問題。動亂時期怎麼追求生命永恒。”
《十三邀》第三季海報截圖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三聯生活周刊》采訪錢理群老師的文章《錢理群：疫情時代，為何回到魯迅？》。在養老院生活多年，錢理群老師告訴《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我的新學問是養老學，準備寫一本書，現在已經寫了八九篇文章。”
錢理群：疫情時代，為何回到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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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艾江濤
本文原刊于三聯數字刊 2022年第9期
錢理群教授 攝影：杜夢薇
“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階段。沒有任何外在幹擾，而且我的寫作也不準備發表，進入一種自由狀态，有一種爆發式的狀态。”在距離北京市中心幾十公裡外的養老院，82歲的錢理群端着一個搪瓷缸子在沙發上坐定，和我們說道。時間雖是冬天，講得興起，他仍會拿起旁邊的蒲扇，邊扇邊說。
2015年搬進養老院後，卸下北大著名教授等帽子，錢理群謝絕所有媒體訪談，潛心寫作，關注重點也由原來的魯迅研究與現代文學史研究，轉移到更符合自己本性的思想史與精神史研究，背後心向往之的，是追求為中國的曆史與現實創造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理論。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真正的責任，是為社會提供一種價值理想。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晚年形成一個習慣：每天早上有意識早起半小時。我平常7點起床，6點半就有意識，這半小時幹什麼？胡思亂想，就會産生非常奇特的一些學術研究思路。我的很多重大研究全部是胡思亂想出來的。”2021年12月8日，接受我們采訪後兩天，在給北大學生的最後一課上，錢理群話剛說完，台下笑聲四起。
2021年12月8日，錢理群給北大學子講了最後一課：“腳踏大地，仰望星空：全球化時代的地方文化研究”。課後，他給排隊的學子依次簽名留念 （于楚衆 攝）
思維依然高度活躍的錢理群，喜歡思考前沿問題。他将我們所處的疫情時代概括為“無真相，無共識，沒有确定性”，身處一個大變局的時代，全世界都病了，所有的發展模式，所有的文明形态都出了問題，危機帶來的博弈與對人類文明的重新檢讨，能否帶來一種超越制度的新的綜合的價值觀念？此外，人與自然關系的劇變、人類長壽時代的到來、新科技與體制結合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都為錢理群所關注。在養老院生活多年，錢理群對老人有了更多貼近的觀察與思考，他告訴我們：“我的新學問是養老學，準備寫一本書，現在已經寫了八九篇文章。”
“老人都希望安穩，為什麼自己老了，還遇到這樣一個混亂的世界？極度的困惑，也讓我提出一個問題：動蕩的年代到哪裡尋找永恒的東西？”錢理群将目光投向自己研究了一輩子的現代文學史，“實際上在抗戰時期，很多人也面臨這個問題。動亂時期怎麼追求生命永恒。
昆明郊區楊家山的林場茅屋，馮至在此創作了《山水》《伍子胥》《十四行集》等重要作品
我特别注意到兩個現代文學作家。一個是沈從文，沈從文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從變動社會裡求不變的東西。另一個是馮至，他當時選擇在昆明郊區樹林裡的一個屋子裡住，在林間小路，他發現兩個永恒：一個是大自然的永恒，不管社會多動蕩，天還是要下雨，雲還是要浮動；再一個就是日常生活的永恒，不管發生什麼變化，人該吃飯就吃飯，該睡覺就睡覺，該結婚就結婚，該戀愛就戀愛。我就從這裡得到極大啟發，找到三個永恒。一個是大自然，第二個就是日常生活，第三個是曆史，我研究曆史。”
這種精神上的安穩與進擊，貫穿于他的整個晚年生活，如同他在養老院卧室挂的兩張自己的照片，一幅陷入嚴肅的沉思，一幅露出彌勒佛一樣的笑容。2018年，錢理群與老伴崔可忻幾乎同時被診斷出癌症，兩人并未尋求更多治療，而是全身心投入生活。2019年8月4日，那個幫他料理一切日常的老伴去世後，他走出過去完全精神性的存在，開始關注吃的東西，也會在下午抽一小時到院子裡與自然相遇：“這棵樹你早上看，有陽光去看，下雪去看，完全不一樣，不斷有新的發現。回到家裡，就會有新生的感覺。”
《十三邀》畫面，錢理群每天下午在養老院散步
錢理群的曆史研究，包括重讀魯迅。這位堅持以生命體驗研究魯迅的著名學者，每當困惑與彷徨之際，總能從魯迅那裡找到心靈的回聲。2021年，錢理群編寫了《錢理群讀魯迅》和《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并在B站向年輕人再講魯迅。回到一個人最本真的狀态，講魯迅怎麼看，怎麼想，怎麼說，怎麼寫，怎麼讀書，怎麼做人。
選擇在這樣的時刻講魯迅，錢理群别有深意：“魯迅最大的特點是，他有一種異類思維，對大家公認的價值與認識提出質疑。當一個人生活很舒服，滿足現狀的時候，不會讀魯迅；當你對現實生活産生疑問，覺得有點不大對勁，想找另一條路的時候，就是接觸魯迅的最佳時間。”
在錢理群看來，魯迅最适合這個時代。他的雜文就是典型的網絡文學，不管是那種對現實的快速反應，還是鮮明犀利的語言，都極為吻合網絡傳播的需求。“現在的知識分子要産生影響，要靠網絡。比如說我影響最大的是那句‘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很多人知道錢理群，可能因為那句話。這就是魯迅式的表達，高度概括而又形象，那種讓人一聽就難忘的表達。現在‘無真相，無共識，不确定’這句話也開始傳了。以後我的影響可能就這兩句話。”錢理群笑着說。
為何我們仍然需要魯迅？
【錢理群】為什麼我們今天依舊需要魯迅？視訊截圖
▍問：2021年你編寫了兩本關于魯迅的書，還在B站為年輕人講魯迅。多年之後，為何重讀、重講魯迅？
▍錢理群：就像你們注意到，恐怕也是親身感受到的那樣，庚子大疫所帶來的自然的和人為的災難危機，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極度困惑、焦慮之中。我自己也在這個“無真相，無共識，不确定”的社會大變動面前，感到說不出的孤獨與無所适從、手足無措的驚恐。
處于這樣的思想與生命困境下，就産生了兩個強烈願望。首先是渴望有一個可以放心說出心裡話、坦誠交換意見、自由讨論的“真朋友”——我想到了魯迅。我更迫切地希望追問與探讨，許多過去習以為常、很少深思，卻在疫情、後疫情時代被突顯出來的根本性的問題——我也想到了魯迅。我是以醒悟：在這個曆史大變動、精神大困惑的時代，魯迅是最佳交談者。
帶着當下時代提出的也是我自己生命困境所提出的問題，再讀魯迅，就進入了一個“不斷有新發現、新思考”的驚喜不已的思想與研究境界，我自己的生命也是以進入了一個“動亂中的沉思狀态”。更重要的，是我對魯迅與魯迅研究有了新的感悟：魯迅思想的一個重大的，或許是更為基本的方面，就是他對“人應該如何看、想、說、寫、讀，做人與做事”這類人生和人性的根本問題的思考、探索和實踐；我們閱讀與研究魯迅，也應該把魯迅看作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尋找生命的共通點，不僅關注魯迅作品的具體觀點、論述，更要思考、吸取魯迅如何“看、想、說、寫、讀、做人與做事”背後的思維、視野、眼光、情感、心理與方法：這或許是更帶根本性的。
我也是以對自己的魯迅研究有了新的認識，即“守住魯迅，就是守住自己的學術之根、生命之根”。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這本《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不僅是一部讀、講魯迅的普及讀物，也具有對魯迅的新研究、新發現、新認識的學術意義。
▍問：重讀魯迅，你總能有新的發現，比如魯迅小說的“從容美學”。魯迅這種“從容美學”從何而來？在國難日益深重的上世紀30年代，這種從容事實上很難尋找，這是否也造成魯迅晚年創作的内在危機？
▍錢理群：這涉及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說，魯迅始終有純真的一面。年輕人特别是中國小生讀魯迅作品時，我推薦他們可以看看魯迅怎樣寫動物，他筆下的貓、狗、老鼠、兔子，都可以看出他非常純真的那一面。但他生活的時代，沒辦法讓他保持這種純真。
魯迅其實對民俗、兒童文學都非常有興趣，但他沒有時間來寫這些。而這部分在周作人那裡得到充分展開。為什麼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魯迅和周作人是互補的？周作人講“我們于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練愈好”，魯迅不大提，但他自己實際上也喜歡這種生活。是以這就是魯迅的複雜性，甚至是他的多面性。有人問，魯迅是否可愛？魯迅有可愛的一面，但不能稱他為可愛，因為他的複雜壓倒了純真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不太同意這種看法，認為魯迅晚年寫雜文是因為他寫不了小說。而是因為，雜文是最适合他内在要求的表現形式，是他的一種生命存在方式。
1932年11月27日，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
▍問：為什麼說雜文成為魯迅的一種生命存在方式？
▍錢理群：《魯迅全集》裡的小說、散文、散文詩，隻是全集第一、二卷的一部分，三卷以後全是雜文。顯然，雜文是魯迅創作的主體，連許多人特别喜歡的魯迅小說《故事新編》裡，都注入了雜文的眼光和筆調。
可以說，雜文是魯迅終于找到的、最适合他自己與時代關系的文體。雜文很有點類似于今天的網絡文學，盡管它發表在紙質上，卻和網絡一樣，自由地出入于現代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最迅速地吸納瞬間萬變的時代資訊；然後從政治、社會曆史、倫理道德，以至審美等方面進行評價和判斷，并用最簡潔、極富彈性的語言做出自己的回應，然後借助媒體的傳播，立即為廣大讀者所知曉與接受，并最迅速得到社會的回報。更重要的是，雜文寫作成為魯迅的一種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魯迅雜文也是以獲得了一種當代性。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網絡文學的邵燕君老師告訴我，她所熟悉的網絡文學名人都喜歡魯迅的雜文。是以我這本書主要選編魯迅雜文，引導年輕人“不懂魯迅雜文，不懂魯迅”。
▍問：你剛才談到周氏兄弟的比較，我們知道你對兩人都做過深入研究。張中行曾在《負暄續話·再談苦雨齋》中說道：“關于世道，兄是用熱眼看，因而很快轉為義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過爾爾甚至易地皆然的洩氣感，想熱而熱不起來。這提到觀照人生的高度說，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種近真？也不好說。”如何看待周氏兄弟之間的關系？
▍錢理群：我寫過一篇文章，覺得魯迅和周作人有點類似西方文學裡的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表現了人性的兩面。魯迅表現人性更加激烈的那一面，周作人表現人性更加從容、消閑的那一面。其實你看魯迅他同時也欣賞從容哲學，是以他們是互補、互相了解的真正的兄弟。他們的分歧是表面的，實際上骨子裡是相通的，但是各有側重，各有不同的發揮。是以我覺得自己一生研究最大的成功，在于同時選擇研究他們兩人，這使得我的視野、眼光更加全面。
從另一個角度說，我覺得魯迅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在于缺少一個真正的對手。雖然不斷有人批判他，但這些批評都沒有講到他的要害，是以魯迅根本瞧不上。這些人的思想對他沒有任何觸動。
我們可以想一下魯迅這種性格，如果有人接觸他的要害，激發他的思考，魯迅思想會有更大的發展。而能夠作為他對手的周作人，他們的關系又決定他不可能是對手，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是以在某種程度上，在一個動蕩的年代，魯迅最合适；在一個相對平穩的年代，周作人最合适。
魯迅先生（左一）與青年木刻家談話（攝于1936年）（王瓊/FOTOE 供圖）
▍問：你剛才說，那些針對魯迅的批評并沒有講到他的要害，那麼魯迅的要害是什麼呢？
▍錢理群：這是很多人提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的：魯迅的基本弱點，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文化的弱點。很多人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的反叛者，實際上在我看來，魯迅最懂中國文化，他既是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問題的批判者。
中國文化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這是我的個人看法，就是我們沒有信仰。中國的文化，始終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而儒家文化最大特點是講此岸，人在現實生活中怎麼活得更好，缺少一種彼岸的關懷，缺少一種終極性的信仰。
是以魯迅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沒辦法向他學，什麼原因？因為魯迅沒有更高的東西引領。他強調自我，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自我。他非常欣賞尼采不是偶然，尼采哲學就是魯迅的核心，強調個人強大的意志力。但是我們學不到，普通人不可能有那麼強大的自我。魯迅隻能是我們傾慕的對象，沒辦法直接對你産生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就是他的弱點。
“有缺憾的價值”
▍問：你的魯迅研究，不但主張回到曆史情景中的魯迅，而且“将魯迅融入自己的生命”，有論者也将你和王富仁等代表的這種研究方式稱為“生命學派”。我的疑慮是，對研究對象深層次的生命體認，作為一種個人的價值選擇無可厚非，但作為學術研究來說，會不會帶來對研究對象一種不自覺的美化，乃至時刻為之辯護的沖動，進而造成某種新的遮蔽，不知你對此如何看待？
▍錢理群：當代魯迅研究中的“生命學派”，這是我的一個說法。在我的了解與視野裡，它是否構成“學派”，或許可以讨論，但是代表了我和王得後、王富仁三個從事魯迅研究的老朋友的共同追求。說起來也巧，2021年正是魯迅誕辰140周年，我們三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錢理群講魯迅》之外，還有《王富仁學術文集》裡的《論魯迅》（上、下編），以及王得後著、錢理群點評的《魯迅研究筆記》。我在點評前言裡，就把我們三人稱為“‘古闆而頑梗’的魯迅守望者”。
這背後的體認與理念是：“當下中國思想、學術界的問題，不在于對魯迅的‘神化’，而是對魯迅思想的原創性、前瞻性，其對中國與世界的現實與未來的作用與影響，遠遠估計不足。而一個‘養育了魯迅的中國’，遲早會‘愈來愈承認魯迅，信服魯迅，接受魯迅’”，由此決定了我們的自覺選擇：“以魯迅思想作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為自己的曆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來世’，也還要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這大概是我們共同的信念，學術追求與自我定位。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在我的第一部魯迅研究著作《心靈的探尋》的《引言》裡，我就提出了自己的“魯迅研究觀”，其中有幾個要點：其一，承認“魯迅”（其人、其作品）的客體性與本體性，并且是可以“接近”、揭示的，自有一種客觀标準。這就避免了将魯迅“為我所用”的主觀随意性與陷入不可解的虛無主義。其二，承認魯迅本體的沖突、複雜，多層次、多側面性，因而決定了魯迅研究是一個不斷接近，永遠也沒有終結的“運動過程”。其三，承認研究者的主體投入，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所處“時代”和“自我”生命存在所提出的問題的能動作用。其四，承認這樣的時代主體和個人主體的介入，是有兩面性的：在有所“發現與創造”的同時，也會有所“遮蔽”，這就需要不斷做出“調整，修補與發展”。
從這一角度看，任何階段性的認識與研究成果，都是一種“有缺憾的價值”。我在80年代思想啟蒙時代強調“個體的魯迅”，到新世紀突出“左翼魯迅”的價值，就是一個“有所發現，又有所遮蔽，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
▍問：在新近出版的《錢理群講魯迅》中，你再次談到“我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學術界時，就已經賦予自己一個‘做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梁’的曆史定位，一直堅守到現在，而且恐怕要守到生命的結束”。我好奇的是，你在當時為何會有那樣的曆史定位？這種曆史使命感來源于哪裡？
▍錢理群：研究中的主體介入，還有一個思想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我們認定，魯迅是一位“以其獨特思想認識人生，并從事改良這人生的實踐型的思想家”；作為魯迅的追随者，我們的魯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種實踐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國人和社會為指歸”，于是就給自己定了這樣的研究目标：“講魯迅，接着魯迅往下講，往下做。”
如何“往下做”、尋找适于自己的實踐方式，涉及如何正确地認識自己“是什麼，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問題。我在1980啟蒙年代研究魯迅，首先遇到和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魯迅對我的最大啟示和影響，就是讓我看清了自己的“曆史中間物”的曆史位置與使命：無論在中國社會變革的曆史上，還是在魯迅研究的曆史上，我都是一個“曆史中間物”的角色。
于是，在《心靈的探尋》裡有了這樣的獻詞：“謹獻給正在緻力于中國人及中國社會的改造的青年朋友們。”還有下面的題詞：“向青年學生講述我的魯迅觀，這是做了幾十年的夢。現在，使命已經完成，我應當自動隐去，但仍期待于後來者——魯迅的真正知音必将在當代青年中産生。”
我多次說過，我生命的最大亮點，就是和中國的五代青年（從“40後”到“80後”）都保持血肉般的精神聯系，聯系的主要紐帶就是魯迅。而“曆史中間物”的定位，也包含了對自己的魯迅研究先天性的不足與缺憾的清醒認識。
我們這一代是在“與中國傳統與人類文明徹底決裂”的思想、文化、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這就決定了我們知識結構上的根本局限，就像我經常說的那樣，自己不懂外文，古代文化修養不足，不過是一個“無文化的學者，無情趣的文人”，這就決定了自己并不真正、全面懂魯迅，進入不了他更深層面的内心世界，隻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體認而已。而且我也絕沒有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的想法，就像王富仁所說的那樣，“我喜歡魯迅，我不能要求别人都喜歡魯迅”。我知道自己對魯迅的看法不可能為許多人所接受，但我也要維護自己獨立自主地研究、言說魯迅的權利。如此而已。
▍問：你的魯迅研究，背後隐含着行動與實踐着的知識分子的價值追求。這一選擇在上世紀80年代很有意味，因為這讓我想起不久前去世的李澤厚先生，1992年他在說明八九十年代之交學術風向變化時有一個著名提法“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事實上，在學術研究的理路上，你與當年和你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陳平原、黃子平兩位學者也各不相同，是否能把你們之間的差異了解為，你更偏重以魯迅為思想資源的價值啟蒙，而另外兩位則偏重學術史、文學史視野中的魯迅？對于當年的不同選擇，你們之間有過哪些讨論與交流？
▍錢理群：應該這樣說，80年代我們能合作，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當時啟蒙主義思潮對我們共同的影響，我們那一代想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後來就會看出有些變化。但我和他們最大的差別，是我的真正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而且我比他們年紀大，我們那一代怎麼說呢，具有更強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更強的介入現實的沖動。而他們和現實需要保持一定距離。
但是我們私人關系一直非常好，而且我覺得這種關系有最可貴的地方，每個人對對方的弱點和強處都看得很清楚，以善相待，互相砥砺，保留各自的獨立性。我覺得真正的友誼就是這樣。
錢理群和當年的學生在一起
▍問：以魯迅作為思想資源，限度在什麼地方？或者說，我們今天依然真正能從魯迅這裡獲得的最大滋養與啟示是什麼？
▍錢理群：魯迅本身不是指路的人。他最大的價值在于思維方式，而非具體觀點。具體觀點有的已經過時，有的不一定對，是吧？他獨特的思維方式與人生哲學，凡事都要問為什麼，“從來如此便對嗎？”極其深刻。
《北大錢理群教授講魯迅》
著名人文學者錢理群教授關于魯迅的最新讀解
為新一代青年理想主義者開設的魯迅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