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香港

杜甫像 蔣兆和

洋人也來遊覽“豆腐”草堂

有“詩史”“詩聖”之稱的杜甫，一生去過很多地方，其一是成都，那裡有草堂。杜甫在草堂住過四五年，這杜工部之屋，千百年來有過多次修葺和擴建工程；現在的草堂規模宏大，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是我們瞻仰偉大詩人的聖地，我曾多次造訪。人潮中，各地的炎黃子孫濟濟一“堂”自不必說；每次都有“紅須綠眼”的外國遊客，手執厚重的導遊書，來向“Du Fu”緻意，指認景區的亭台園林。有一次一洋人和我搭讪，把杜甫二字讀成“豆腐”那樣的音，令我莞爾。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詩聖”向來有興趣，雖然其濃度遠比不上中國之對英國“國寶”莎士比亞。今年春天英國廣播公司推出紀錄片《杜甫：最偉大的中國詩人》，頗獲好評，編導講述詩人的生平，鏡頭自然有聚焦于成都，還把觀衆帶到杜甫去過的其他地方，如西安、鞏義、曲阜、成都、洛陽、天水、夔州、長沙、平江等。

杜甫自幼聰慧，“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鞏義是其出生地；“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書生渴望入仕，首都長安（今西安）是其理想地；在洛陽與李白“雙星”相遇，傳為美談；草堂對避亂的中年詩人來說，有如桃源，成都成為他平安幸福之都；“老病有孤舟”，此舟停泊的平江是其生命的終點站。“詩是吾家事”，杜甫時時處處都寫詩（幾乎像當今喜歡發動态到微信朋友圈的人，天天有圖有文發出）；追尋杜甫踏足的土地，是關于詩歌的曆史文化之旅，地就是詩，詩就是地。上述其他地方都有杜甫留下來的或實或虛的“古迹”，皆受青睐，往往被視為旅遊資源開發的寶地。最近網上出現圖詩并茂的《跟着杜甫遊天水》資訊，天水（古之秦州）馬上引起雅士們“打卡”的興趣。

李白詩贈杜甫隻言“酒”和“醉”

據說杭州也是杜甫旅居之地。今年春末在杭州會友，吃飯的地方在“杜甫村”，村内有地鐵“杜甫站”，文獻稱杜甫在此地住過大約十天。杭州是曆史文化名城，杜甫來過。把盞談笑間，我豪邁放言：香港也有曆史文化，杜甫也來過香港，而且長在香港——意思是杜甫的詩歌藝術和仁愛思想早就來到香港，存在于香港。

即使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香港大部分青年學生對草堂詩人杜甫的認識，我的印象中，還是多于對愛芬（Avon）河邊的莎士比亞。香港的大學中文系講授杜甫詩、研究杜甫詩，相關的著述頗可觀。學長輩舊同僚邝健行兄，曾在希臘深造八年，獲博士學位，而他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精湛。他探讨李白和杜甫互贈的詩歌數量為何多寡懸殊，就很見情理。流傳下來的作品中，杜甫懷贈李白的詩有十四五首，李白懷贈杜甫的詩隻有兩首。我讀了邝教授的書後重溫有關詩篇，發現杜子美贊美李太白的詩，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等名句；太白懷念子美，也見“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的深情，然而太白二詩的關鍵詞都是“酒”和“醉”，“詩”不與焉。

為什麼李白不言及杜甫的詩，邝教授有解說。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杜甫三十三歲時與李白在洛陽相遇，當時李白的詩名滿天下，而杜甫在政壇和詩壇都沒有籍籍名。兩年後杜甫到長安，雖然長安居大不易且大不順，他一住十年，在資訊便利的國際大都會，李白的新作容易流通到京華，讓知音杜甫欣賞到；反過來，李白失意于朝廷，離開長安後這裡蹉跎那裡流轉，所在地多非名城大邑，杜甫的詩不容易流通到李白處。邝教授還指出，比李白年長十二歲的孟浩然，詩名甚顯，王維、李白等都有詩懷贈孟浩然，但其“詩作都不曾對孟浩然的作品有所論評”。這樣看來，寫詩友而不談其詩，可能是當時的風氣。我或可補充一說：杜甫不僅愛詩，還愛音樂、繪畫、舞蹈等各種藝術，而且樂道人善；他懷贈李白的詩，有“創意”地稱贊“詩兄”作品也就不奇怪了。

邝教授的《杜甫論議彙稿》一書，精到之見很多，如論杜甫光憑安史之亂以前所寫篇章，就可以“站在唐代第一流詩人之列”等，這裡不能多引。

“四杜”說：聞杜、慕杜、治杜、友杜

香港頗有學者為學既重“提高”，也不忘“普及”。原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陳耀南博士，在諸多學術專著之外，其《陳耀南讀杜詩》一書，于精要解說作品之際，常引申發表議論，其文筆與其口才一樣生動風趣；此書自有其學術論著的價值，而貢獻主要在“普及”。“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陳教授當然也對杜甫推崇備至，認為人人都要讀杜甫。他說：“對于詩聖，最好是：幼年聞杜、青年慕杜、壯年治杜、晚年友杜。”接下來他對如何聞、慕、治、友加以解釋，又說我們讀杜詩，其“是以應讀、堪讀與耐讀，因為在藝術上，它表現了中國國文最吸引的特色與技巧；在情感、思想上，它顯露了人性的光輝，也透示了人力的軟弱”。

陳教授縷述杜甫“對朋友、對衆生、對國運、對民命”的深情，也剖示杜甫的好語言。宋代王安石論及杜甫和白居易的語言，陳教授引述其語，并雅緻地插科打诨：“正如王安石的名言‘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可惜他沒看過香港八卦雜志），而‘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當代中華學術界，西化者衆多，常喜歡研究作家和作品如何被“接受”（有所謂reception theory）。我們知道，“接受”之前，先要有“傳播”。陳教授對千年前杜詩的傳播不大了了，他寫道：杜甫“流落江湖，浮家泛宅在一條破船，又不如今天的艇戶可以拉拉布條示威；連豆腐也三餐不繼，真不知他當年寫了那麼多詩，怎樣儲存，怎樣分發”！陳文“接地氣”，這裡說的“艇戶”指香港的“水上人家”，“豆腐”則與杜甫諧音，上文曾提及。

老病窮愁的子美：臨終關懷

很多唐詩讀者大概都回答不了“儲存”和“分發”的問題。我不行，相信另一位尊崇杜甫的詩人餘光中也不行。不過，杜甫自珍其作品，餘氏對此深信不疑。餘光中1974年從台灣轉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授，在台灣他教的是英國文學，到香港教的是中國文學。他有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根底，台灣時期已發表過多篇文章論述唐詩，包括論李賀的長文。當了中文系教授，他接觸古代詩文更多，在創作中常歌詠古代文人；1979年寫的《湘逝》，副題是“杜甫殁前舟中獨白”，并有“附記”一千多字，對杜甫之死加以考證論斷。

餘光中根據杜詩、“無一字無來曆”地寫道：晚年杜甫“出峽兩載落魄的浪遊”，腦中是“秦中的哭聲”“傾洪濤不熄遍地的兵燹”，是“病倒”是“驚潰”是“惡夢”；腦中還有而且更多的是古今的屈原、賈誼、李白、高适、岑參、嚴武，是“李龜年的舊歌”“李娘健舞”“公孫的舞袖”以及“南薰殿上毫端出神駿”的将軍曹霸——杜甫腦袋裡裝滿了他敬佩的詩人、畫家、音樂家、舞蹈家。馮至的《十四行集》裡有一首《杜甫》，此詩中杜甫的形象并不鮮明突出。餘光中不同，《湘逝》處處可見主角的生平事迹，杜甫病恹恹，形象卻是活生生。餘氏曾戲稱杜子美的洋名可作“Jimmy”（可能香港的大中學生也這樣開過杜甫的玩笑），《湘逝》卻是情思沉郁的。

比較馮、餘對杜甫的書寫，還有話可說。馮至1962年寫《晚年杜甫》，記述杜甫在潭州（今長沙）與農夫和漁夫的交往。杜甫同情民間疾苦，為其請命；他們互相幫助，杜甫買藥，漁夫賣魚，真是相濡以沫。杜甫在此地遇到詩的知音，馮至隻簡要叙述。餘氏《湘逝》的記叙重心大異于馮文。赴潭州之前，杜甫有“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的慨歎，《湘逝》大書老詩人對詩歌及其傳後的關懷，這八十多行長詩的最後五行是“漢水已無份，此生恐難見黃河/惟有詩句，縱經胡馬的亂蹄/乘風，乘浪，乘絡繹歸客的背囊/有一天，會抵達西北的那片雨雲下/夢裡少年的長安”。“詩是吾家事”，也可以說“詩是餘家事”，古今兩位詩人都極為關心“自珍”作品的傳後。寫《湘逝》時，餘光中在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文學界已享大名，其詩會傳到大陸（内地）嗎？《湘逝》中杜甫的願望，也是現實中餘光中的願望——後來憑着《鄉愁》一詩，願望成為了事實。

“光芒萬丈”照香江

以上舉隅式略說杜甫在香港如何被“接受”。在香港，盡管因為時代社會和接受者的主觀态度，“接受”的方式和重心與内地難免有異；然而，“光芒萬丈”所披，同種同文的同胞，同樣尊崇和贊譽“詩史”“詩聖”。杜甫的精神和詩歌一直在香港，也一直在隔着“一灣淺淺海峽”的台灣。寶島的詩人學者如何尊“聖”、研“史”，那是另一個話題了。

後記：此文撰畢，發覺今年是杜甫（712-770）逝世1250周年，此文正好做個紀念。

來源 北京晚報|作者 黃維樑

編輯：曾佳佳

流程編輯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