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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一、基督教組織在中國傳播</h1>
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是在盛唐之初，系東羅馬帝國基督教聶斯托派，時稱“景教”。到了元朝，基督教的兩個派别再度傳入中國，一是景教，即基督教聶斯托派；一是羅馬天主教遣使來華布教的教派。元代統治者統稱基督教兩派為“十字教”，以信教者稱“也裡可溫”，故又稱為“也裡可溫教”。但随着元朝的覆亡而在中國絕迹。
明代中葉，伴随着西方殖民主義向東方的擴張，天主教首先傳入中國。天主教的修道傳教組織通稱“修會”，各自獨立又同受羅馬教皇的上司。從明中葉到清乾隆末年，天主教的主要修會耶稣會、奧斯定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遣使會等都相繼傳來中國，而影響和勢力最大者為耶稣會。
第一位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是葡萄牙耶稣會神甫方濟各·沙勿略，他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達廣東台山縣正南上川島，但未能進入廣州，最後病死在該島。1580年(明萬曆八年)耶稣會意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來到廣州，以後又到了廣東肇慶、浙江紹興傳教。在耶稣會來華傳教過程中，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窦是一位最為重要的人士。
他于1581年到澳門，此後先後在廣東、江西、江蘇等地傳教，1601年初抵達北京，在中國生活了28年，直至逝世。繼利瑪窦之後，湯若望、畢方濟、南懷仁等傳教士相繼來華，在傳播“西學”的名義下進行傳教活動，并得到明代和清初統治者的信任。據統計，清康熙年間，全國28個城市設有教堂，教徒已有15萬人左右，其中耶稣會信徒達11萬人。
清康熙末年，羅馬教廷以傳教士内部的“禮儀之争”直接幹涉中國内政，禁止中國天主教徒遵守中國政令習俗。從1723年(雍正元年)起清廷實行禁教政策，乾隆帝即位後，對傳教士更嚴加取締。1775年(乾隆四十年)中國的耶稣會也奉羅馬教廷之令解散。鴉片戰争前夕，在清政府嚴厲的禁教政策之下，傳教士大多轉入秘密活動。
1839年6月，天主教在中國本部13個省仍有活動，歐籍傳教士有65名，天主教徒約有30萬人。繼天主教之後傳入中國的是東正教。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東正教修士馬克西姆·列昂節夫随同59名俄國戰俘從雅克薩來到北京。
1695年，清廷準許這批俄國人的請求，在北京賜廟地建立第一座東正教教堂，名為“尼古拉教堂”，通稱“羅刹廟”，或稱俄羅斯“北館”。1715年，俄國政府正式委派了一個10人組成的“北京傳教士團”，随同俄國商隊來到北京。這個傳教士團的主要活動不是發展教徒，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搜集中國的情報。
1818年8月，俄國政府訓令該傳教士團：“今後的主要任務不是宗教活動，而是對中國的經濟文化進行全面的研究，并應及時向俄國外交部報告中國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從1715年至1860年，俄國共派遣了13批東正教傳教士前來北京，神職人員共達155名，在中國發展教徒300餘人。
基督新教(在中國又被稱為“耶稣教”)的傳教組織通稱“差會”，派系衆多，各自為政，在中國較有影響的有信義會、長老會、聖公會、倫敦會、公理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監理會、内地會等。早在17世紀初，新教曾有過傳入中國的嘗試。
1624年荷蘭殖民者武裝侵入台灣後，荷蘭政府派遣傳教士到台灣活動，傳教20多年，發展教徒千餘人。1662年，鄭成功收複台灣後，新教在台灣的活動也随之終止。新教在中國大陸的傳播始于1807年(嘉慶十二年)，第一位來華的是英國倫敦會派遣的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他于1807年先後抵達澳門、廣州，編寫了一部《英華字典》，并把《聖經》譯為中文，還為東印度公司搜集中國的情報。
美國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是美部會(後改稱“公理會”)派遣的裨治文，他于1830年來到廣州，主編英文刊物《中國叢報》(創刊于1832年)。從1807年馬禮遜來華，到1842年鴉片戰争結束時，早期基督新教的宣教活動主要在中國的澳門、廣州、香港三地以及沿海地區。
1840年美國傳教士羅孝全第一個來到香港，1842年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首次來到廈門，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第一個到達上海。1844年在華的新教傳教士共有31人，教徒僅6人。
鴉片戰争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明文準許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醫院，為傳教士的活動提供了合法依據；法國政府還強迫清政府同意解除自雍正以來禁止天主教的禁令和發還被封閉的天主堂舊址。随着鴉片戰争後五口的開放，傳教中心從南洋和澳門移到了沿海通商口岸。
第二次鴉片戰争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内地自由傳教。此後，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其他教派的傳教士紛紛到中國各地傳教。1868年6月，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在紐約市的一次演說中興奮地宣稱：中國已經準備邀請傳教士“在每個山頭上和每個山谷中設立光輝的十字架”。
在中國内地發展最快的是天主教傳教組織。從1846年起，天主教在澳門、南京、北京各設主教區，另在陝西、山西、山東、湖廣、江西、雲南、香港等地設立代牧主教區。1879年，羅馬教廷傳信部頒發部令，劃分中國為六大區：
第一區，直隸、滿洲、蒙古；第二區，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第三區，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區，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第五區，澳門；第六區，廣東、廣西、福建、香港。
天主教大量吸收教徒，而且特别重視在農村地區擴充，吸收整個家庭甚至整個村莊的群眾一齊入教，是以發展迅速。19世紀80年代，王韬即指出：“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遠，内地鄉落，無所不至。”
至19世紀末，在華天主教各修會的傳教士已約有800人，教徒從1860年的40萬人發展到約70萬人。以江南地區為例，1860年有傳教士共約50人，傳教據點400餘處，教徒7.7萬人；到19世紀末，這一地區的傳教士增至170人，傳教據點增至1000處，教徒約有12萬人。
基督新教的發展同樣引人注目。與天主教不同的是，新教的傳教據點先是由通商口岸擴及各地城鎮，後來才逐漸傳入鄉村。據1877年的統計，新教傳教士共有473人，差會總堂91個，支堂511個，正式教堂312個，教徒13035人。
據另一統計，1860年新教傳教士約有100餘人，教徒約2000人；到19世紀末，傳教士增至約1500人，其中英國傳教士占50%，美國傳教士占40%，其餘10%則來自西歐和北歐，教徒增至約8萬人。其中内地會的組織發展最迅速，傳教區域最廣泛。
該會于1865年由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創立(總部設在倫敦)，創立的第一年即派傳教士3人來華，第二年增派了22人，連同已經在華活動的傳教士，共有91人，他們先後被派往浙江、江西、安徽等省活動。到1876年，該會傳教士人數已占全部在華基督教傳教士人數的1/5，他們被派往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陝西等省，甚至新疆、西藏等邊遠地區，深入内地，行程6萬裡。到19世紀末，内地會在中國約有650名傳教士、270個傳教站，教徒5000餘人。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2">二、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h1>
來華的傳教士中雖然不乏以宗教為職業、以布道為本分的虔誠宗教人士，但也有不少傳教士在“傳布福音”的外衣下，從事殖民主義的活動，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對中國實行侵略、滲透和影響，以達到“基督教征服世界”的目的。
1、擴大政治幹預
傳教士搜集中國情報，侵犯中國主權，充當了列強侵略中國的急先鋒。鴉片戰争時期，一些傳教士就以“傳教”為名，在中國沿海搜集各種情報，鼓吹對華戰争，參與軍事侵略，鴉片戰争後，更是直接以外交官的身份，直接參與各種侵華活動。
以美國傳教士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從1844年到1894年，就有8位美國傳教士進入美國駐華機構擔任外交職務，由于他們精通漢語和熟悉中國事務，因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在1887年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指出：
“這些先鋒隊(按：指美國傳教士)所搜集有關(中國)民族、語言、地理、曆史、商業，以至一般文化的情報，将其送回國内，對于美國貢獻是很大的。”傳教士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他們以教堂為堡壘，以教徒為臣民往往成為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不受中國法令制約的特殊權勢人物。
一些傳教士插手中國官場，幹涉中國内政，大肆包攬詞訟，甚至出現教士、教民與地方官并坐公案的現象。傳教士還常常以炮艦為後盾，以“護教”為借口，任意要挾清廷及地方官員。一些主教“作為全省的宗教統治者”，采用巡撫的官品等級和出行儀式，以表示“擁有那些被士紳官吏壟斷的合法權力的象征”，俨然成為“政府中的政府”。
入教的教徒雖然大多數還是善良的平民，但少數地痞無賴入教後依仗教會權勢，橫行鄉裡，無惡不作，也使教會的“社會形象”極其惡劣。
鄭觀應在1880年刊行的《易言》中曾指出：
“今中國既許洋人傳教，不得不按照條約為之保護，而各教士所到之處，理應歸地方官限制，不得幹預公事，任意妄為。無如中國莠民，每倚進教為護符，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鄉愚被其訛詐，或孤弱受其欺淩，或強占人妻，或橫侵人産，或租項應交業主延不清償，或錢糧應繳公庭抗不完納，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而毆斃平民。種種妄為，幾難盡述。”
法國駐華公使于1878年也承認，中國政府抱怨傳教士“竊取中國政府官方職能，或試圖取代其政權，我們必須承認這些事實，這些抱怨經常是有根據的”。
2、攫取經濟權益
教會除了擴大在華政治權益之外，也大肆在中國攫取經濟權益。中法《北京條約》規定“賠還”以前被沒收的天主教教堂、田地和房屋。
法國還在該條約中文本中擅自寫入“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文。天主教教會借此采用強行霸占、盜買盜賣、低價收購和教民“捐獻”等方式，在各地強占大量公私田地房産。
僅在直隸一省，就任意提出舊址72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甚至隻提15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總理衙門在緻各國公使書中就“查還教堂”一事亦指出：
“近年各省地方抵還教堂，不問民情有無窒礙，強令給還。甚至紳民有高華巨室，硬指為當年教堂，勒逼民間讓還。且于體制有關之地以及會館、公所、庵堂，為阖境紳民所最尊最敬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況各省房屋，即實屬當年教堂，而多曆年所，或被教民賣出，民間輾轉互賣，已曆多人，其從新修理之項，所費不費，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讓還。”
特别是天主教會“廣置田産，收課漁利”，“購地設堂，為患甚深”。1861一1875年間天主教在河北獻縣購置田地300多畝，房屋36間；1877-1879年間，華北地區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教會乘機在獻縣、河間等縣低價購買田地1258畝。
1883年，在内蒙古豐鎮廳，教堂僅用銀4500兩，就買得荒地260頃。19世紀末年，教會在江南一帶占地共約200萬畝，僅松江縣屬的佘山一帶就占地6000餘畝。據法國外交部1902年的調查，僅天主教在中國的地産價值已達3700萬法郎或540萬美元，這還不包括衆多的房産。教會還對教民和農民進行租佃剝削或放高利貸，地租率高達五成至七成，高利貸利率也高達二分至三分。
教會也通過出租房産、經營商業，興辦實業等來聚斂錢财。據江蘇鎮江英國領事1884年的商務報告記載，當地“每個教會都買了地産，建造了華麗軒敞的房子”。其中又以天主教堂的房産為最多，都用來出租牟利。這一年租戶們因生意清淡，聚集請求天主堂減租的人就有二三百人之多。
3、興辦慈善事業
教會也在中國創辦慈善機構，開展醫療、慈幼及救濟等事業，以此作為傳教的手段及向中國社會滲透的途徑。美國基督教差會負責人司弼爾曾明确宣稱：“我們的慈善事業，應該以直接達到傳播基督教福音和開設教堂為目的。”
1834年美國派遣的第一個傳教醫生伯駕來到廣州，次年在十三行内的新豆欄街開設眼科醫局。到1900以前，全國各地陸續出現了一批教會醫院或診所。法國天主教最早設立的醫院是1845年創立于天津的法國醫院，此後有名的還有開設于九江(1882年)、南昌(1890年)的法國醫院以及1894年開設于青島的天主堂養病院；另外還有數十處小型診所。
基督教教會開辦的醫院中最有名的是1859年創辦的廣州博濟醫院。此外，屬于英國教會系統的有上海的仁濟醫院(1844年)、漢口的仁濟醫院(1866年)、汕頭的福音醫院(1867年)、杭州的廣濟醫院(1880年)、天津的馬大夫醫院(1881年)、武昌的仁濟醫院(1885年)、福州的柴井醫院(1887年)、北海的北海醫院(1890年)、宜昌的普濟醫院(1879年)等20多所。
屬于美國教會系統的除廣州博濟醫院外，還有上海的同仁醫院(1867年)、蘇州的博習醫院(1883年)、通州的通州醫院(1886年)、南京的鼓樓醫院(1892年)、重慶的寬仁男醫院(1892年)等30餘所。這些醫療機構在“傳播基督教福音”的同時，也将西醫、西藥以及近代醫院制度、醫學教育傳入了中國。
教會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聾啞學校等慈幼機關，尚無确切的統計數字，而以天主教開辦的慈幼機關數量最多，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南京、南昌、青島、貴陽、長沙等地。開設較早的是耶稣會傳教士在1855年在上海設立的土山灣孤兒院，規模較大的則是1867年設立于上海的聖母院育嬰堂。
教會有計劃、有組織的救濟事業始于19世紀70年代。1876至1879年間，北方的山東、直隸、山西、陝西、河南發生中國曆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餓死者多達1000萬以上。先後被派往災區的傳教士，天主教各修會有60一70人，基督教各差會有30餘人。
1878年1月成立了“中國赈災基金委員會”，總部設在上海，是以傳教士為主體的第一個外國人在華舉辦的救濟機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将“救濟”視為傳教的有效手段，他深入山東、山西境内，搜收情報，繪制地圖，通過發放赈款，吸引群眾入教，一年之内招收教徒2000人；同時又廣泛結識地方官紳，宣傳“西化”方案，希圖通過影響他們來自上而下地擴大傳教的效果。
4、實施“文字播道”
對于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階層來說，教會對中國的文化影響更是不可低估。教會通過出版書籍、創辦報刊和興辦教會學校，用“文字播道”的方式實施西方的“文化霸權”。李提摩太宣稱：隻要控制住中國出版的“主要的報紙”和“主要的雜志”，“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教會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著名的有1843年麥都思創辦于上海的墨海書館、1845年美國長老會開辦于甯波的華花聖經書房(1860年從甯波遷至上海，易名“美華書館”)、英國長老會傳教士韋廉臣于1887年成立的廣學會和丁韪良等人于1877年創辦的益智書會。
從1843年至1860年，傳教士在香港、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等6個城市出版的西書共有434種，其中純宗教書籍329種，占總數的75.8%，其他西學書籍105種，占24.2%。此後教會出版機構出版的西書日益增多，僅廣學會1887年至1900年就出版了宗教和西學方面的書籍176種。益智書會至1890年出版和審定的各類學校西學教科書就有98種。這些出版物在宣傳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傳播了大量的“西學”和“新學”。
傳教士極力鼓吹“為着基督教的利益而來辦教育”，力圖“培養一批受過基督教教義和自然科學教育熏陶的人，使他們能夠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階層”。
基督新教來華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是1818年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1830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創辦的貝滿學校則是基督新教在中國本土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此後至1866年，基督教在華辦有60餘所國小。
1850年出現的上海徐彙公學則是天主教在中國開設的第一所有影響的學校。此後至1860年，天主教在華開設有90所國小。這些學校主要分布在沿海通商口岸。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起，教會學校逐漸從沿海向内地擴充。
至1875年，全國教會學校約800所，學生約2萬人，93%以上屬于國小性質，中學極少。至1900年，全國教會學校總數增至2000所，學生約4萬人，中學約占10%。天主教的學校一直以國小教育為主，“學校的全部課程和課本的宗旨幾乎都是為了加強學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沒有作出努力來介紹西方的非宗教知識”。
而基督新教除創辦國小、中學外，還創辦了一些相當于西方中等教育的“書院”，并在進入20世紀後大多發展成為著名的教會大學，這些學校除了傳授宗教教義外，還傳授西學知識，對中國的新式教育的興起産生了示範效應。
傳教士是随着西方殖民主義的武力與強權來到中國的，這就使近代國人産生了一種印象，“認為如來佛是騎着白象到中國的，耶稣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
傳教士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侵略中國的别動隊和急先鋒，激化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沖突，引起了中國官紳士民的強烈排拒和反抗；傳教士作為西學東漸的橋梁，在傳播基督教教義的同時，又帶來了以基督教文化為背景的西方科學知識和價值觀念，進而導緻西方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禮俗政教的嚴重沖突。
19世紀後半期，中國各地頻繁發生的教案，正是伴随着這些沖突和沖突出現于曆史舞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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