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是中外聞名的蔣介石研究專家，兩個月前他發表了一個“驚天秘密”（《抗戰期間中德關系的驚天秘密──蔣介石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台灣《傳記文學》2010年3月号），說是蔣介石在二戰期間曾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但是細讀之後，大有虛驚一場之感。
德軍反希特勒無需蔣介石“中介”與“策動”
凡是讀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的人，對于戰争期間部分德軍将領試圖推翻希特勒及其納粹統治，應該耳熟能詳，絕非什麼“秘密”，但若說此事由蔣介石策動，确是“驚天秘密”。然而在這篇高論中僅有一小段文字與所謂蔣介石“策動”直接有關：“蔣介石終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做出決策，派齊焌赴瑞士，運動德國軍隊倒戈，并且将有關計劃報告羅斯福”（頁11）,便無下文。我們不知道蔣介石如何在中立的瑞士運動德軍倒戈？“運動”的經過與事實何在？向誰“倒戈”？報告給羅斯福的又是什麼計劃？均無交待。“倒戈”是投向敵方，絕對與事實不符。那些德軍将領早于1942年之前就想要推翻希特勒，原因是為了與英法等盟國議和，避免全面戰争，出于愛國心，何待蔣介石策動， 又何來“倒戈”！？至于說德軍要求蔣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違常識。反納粹德軍将領與敵方，尤其英國方面，早有管道，何須由蔣介石中介？固不必說當時之中國已自顧不暇，有何能力幹預别國的内政，蔣與羅斯福、丘吉爾亦無特别交情，由蔣轉達有何友善與好處？據楊文所述，蔣介石也未曾向盟邦提出過此事，隻向在白宮通路的宋美齡發了一封電報請她轉達（見頁13），但宋美齡是否轉達，也沒有下文，也未見羅斯福響應的紀錄，隻能說不了了之，毫無影響。楊文在最後一節，述及1944年德軍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極力将之與蔣扯上關系，若謂曾向“蔣介石表示”忠誠的“法肯豪森将軍也被捕了”，以落實所謂由蔣“策動”，實在過于牽強。法肯豪森将軍（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于二戰末期擔任比利時與北法軍事首長，他像隆美爾等元帥一樣，參與反希特勒，絕對與蔣介石無關。另外楊文特别提到宋子文于1943年4月7日經過齊焌彙三萬美元給在瑞士的軍火商人克蘭（Hans Klein）（頁15）, 好像落實了蔣介石金援反希特勒德軍的事實。其實，自1942年底到二戰結束，德國反納粹地下組織與盟軍在瑞士的接觸主要是通過美國戰略服務處主任杜勒斯（Allen Dulles），何必要由一個軍火商通過齊焌經由蔣介石轉達？
至于1944年那場“政變”，牽涉到德軍将領之多，層次之高，根本不需要外來的金援。這三萬美元在楊文裡也下落不明。宋子文說，給了錢；齊焌說，收到錢并給了克蘭。但我們不知道齊焌是否吞沒了這筆錢，也不知道那位在反希特勒運動中名不見經傳的軍火商是否收入自己的口袋，不然的話，又如何用在反希特勒的活動上？全無交待。在楊文裡蔣與德方的聯系均由齊焌轉手，連德方的回信也是由齊焌轉述，不見原文，以至于有不少阿谀奉承蔣氏的話，顯然是齊焌的加料，以讨主子歡心。最有趣的是，齊焌的德國朋友也會像中國人一樣在信裡跟他稱兄道弟。換言之，德國人的回函都是齊焌的筆調。我們并不懷疑這些材料的真實性，但這些材料并不能說明蔣介石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
楊先生如多讀一些西文資料，包括德軍将領的日記以及戰後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bunal）的證詞，大概不會輕易作“蔣介石策動德軍推翻希特勒”的驚人之語。楊文所用唯一的所謂德方資料，是一本1960年出版的英文暢銷書，記者夏伊勒（William Shirer）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Nazi Germany），而他所依賴的又僅是中文譯本。筆者未見中譯本，不知是否有誤導之處，但可以斷言的是，楊天石沒有細讀這本厚達一千二百餘頁的原書，不然他一定會發現，書中沒有一丁點蔣介石“策動”的影子，不少德軍将領一再試圖推翻希特勒，别有其故而與蔣介石絕對無關，也許就不至于如此信心滿滿。
德軍将領為阻止侵略戰争而反希特勒
希特勒于發動戰争之前，經過他的納粹黨五年有餘的經營，權力已相當穩固。在極權暴政之下，任何反對運動都難以生存，唯有靠軍隊的實力才能推翻這位法西斯元首；然而軍隊原是其獨裁體制之一部分，德軍将領們對希特勒能擺脫歐戰後凡爾賽條約的束縛，莫不感到欣慰。是以勃洛姆堡元帥（Field Marshal Werner von Blomberg）在紐倫堡大審時作證說：德國将領們在1938-1939年之前無人反對希特勒，因尚無反對的理由。當希特勒決定要發動侵略戰争時，才有将軍有重新開機歐戰的疑慮，可能導緻德國的敗亡，重蹈上次大戰的覆轍，遂試圖阻止希特勒。就在希特勒決定攻打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至少有三位掌握兵權的指揮官同意參與逮捕希特勒的行動，以免因捷克與英法開戰，其中包括衛戍首都柏林及其鄰近地區的司令員維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将軍。未料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為了避免戰禍，采姑息政策，同意将捷克的蘇台德（Sudetenland）拱手讓給希特勒。此舉助長希特勒席卷捷克的決心，使反希特勒的德軍将領感到為難，因而派遣克萊斯特（Edwald von Kleist）前往倫敦告知英方，德軍将領大多反對侵略捷克，如果英國政府上司人出面嚴正警告納粹侵捷之後果，德國将領将會阻止希特勒。德國陸軍參謀長哈爾德将軍（General Franz Halder）更派出其個人代表，一位退休的陸軍中校去倫敦與英國軍方及其情報部門接觸。反納粹德國将領為了達到目的，不惜秘密通過德國外交部與駐英使館，希望英方對希特勒持強硬立場；如果英法能夠堅持，德軍準備對付希特勒。于此可見德軍中反納粹将領一開始就是自發的愛國心，為了自己的祖國不卷入無法獲勝的全面歐戰，主動要求英法配合，英法反而不甚積極。然則，何待外力“策動”？更何待1942年由蔣介石來“策動”？很難想象有其他學者會認為德軍反希特勒運動是由外力策動的。
反納粹德軍将領為了防止希特勒發動戰争，曾通過管道警告倫敦，希特勒将于1938年9月間全面進攻捷克，希望英國政府協同法國明白宣示将以強硬軍事響應。英法情報機關絕對知道德軍中的反戰聲音，然而由于英法政府對捷政策的軟弱，不免使柏林衛戍司令維茨勒本對阻止希特勒的行動，感到猶疑。換言之，如果由于英法姑息，入侵捷克不會引發大戰，對德軍将領而言，反希特勒便無意義，又有何理由逮捕希特勒将其審判？當希特勒能夠不戰而為德國取得大片領土，任何德國人有何話可說？亦因而失去及早推翻納粹政權的良機。1946年2月底紐倫堡審判将結束時，德軍前參謀總長哈爾德明确告知一位參與審判而來自紐約的年輕律師，就因為英法上司人同意與希特勒和談，他才取消推翻希特勒及其納粹政權的既定計劃。這位年輕律師追問，如張伯倫不到慕尼黑求和，希特勒就會被推翻了？哈爾德回答說，一定會舉事，但成敗則難逆料。哈爾德更進而說明兵變成功的條件有三：其一要有明确具魄力的上司，其二群衆有意相随，其三有恰當的時機。其中并無外援，更無蔣介石的金援與策動。
為免戰争擴大而推翻希特勒
德國不戰而并吞奧地利，更證明反納粹将領的憂慮是多餘的，使希特勒聲望大增，甚至被認為是德國史上難得的天才，加強了他在歐洲、在德國、在德軍中的地位，納粹控制德國之軍、警、民也日益嚴密。當希特勒決定要粉碎波蘭時，一年前想要推翻希特勒的維茨勒本已不作此想。他離開柏林，前往西線統領一支集團軍。哈爾德也不再要去除希特勒，反而埋首于攻打波蘭的計劃書。楊文提到的軍中經濟專家湯姆斯将軍（General Gerog Thomas）擔心會爆發世界大戰，但希特勒告訴他，已與蘇聯上司人斯大林訂盟，可無此慮。不過，當希特勒要在西歐擴大戰争，并聲言英國被痛打後才會和談，使哈爾德等将領感到沮喪。他們又面臨若不除掉希特勒，則必将奉命攻打西歐，導緻災難性的後果。此時希特勒于閃電戰擊敗波蘭後如日中天，欲去除他，非靠軍隊莫辦。但軍民均受到納粹的洗腦，反納粹将領一旦發動兵變，深恐會造成舉國疑惑與混亂，故極力欲與英方以及教廷保持聯系，希望英法不要乘兵變造成亂局時，進占德國。對反對希特勒窮兵黩武的德軍将領而言，推翻希特勒是德國唯一的希望，但問題是如何能做得到。德軍參謀長哈爾德又成為要角，他在紐倫堡審判時提到，德國野戰軍面對全裝備的敵軍，不可能陣前背叛，是以他才想到統帥預備隊的佛洛姆将軍（General Friedrich Fromm），佛将軍則願聽命于陸軍總司令 。
當時的陸軍總司令是勃勞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後來升任為元帥，為了勸阻希特勒擴大戰争，他不惜渲染德軍士氣低落以及軍中充滿失敗主義等等。但希特勒是以大為震怒，怒責總司令是怎麼幹的，如有這等事你槍斃了多少人？總之你們是不想打。勃勞希契後來在紐倫堡審判時也提到此一不愉快經驗，希特勒的氣焰與強詞奪理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不久之後發生過炸彈謀殺希特勒事件，此舉與反希特勒将領無關，納粹特務亦指稱由英國情報人員所為，但真相未明。
希特勒決意在西歐大戰一場，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契想要辭職，但希特勒不準，厲聲道：“我們要像每一個戰士那樣，完成職責！”這一天是1939年的11月23日，是希特勒壓過德軍将領的一個裡程碑，他自認為他的政治與軍事判斷比他的将軍們高明, 不惜用暴力來鎮壓他的反對者。無論勃勞希契還是哈爾德，在希特勒的氣焰下，為顧全大局，竟無所作為。直到1941與1942年的冬天希特勒在蘇聯失利，又重燃德軍内部反納粹的希望。事實上，當希特勒一路狂勝之際，很難說服德軍兵變；然而當兵敗如山倒的時候，當在半年之内損失百萬雄師的時候，當許多名将被獨裁者解職與羞辱成為替罪羊的時候，将軍們不得不思考如何推翻狂人統治，而唯一有實力推翻暴君的仍然是軍隊。
為挽救德國而推翻希特勒
侵蘇失敗與美國參戰已注定德國不可能赢得這場戰争，希特勒既不可能适可而止，唯有另建反納粹德國政府之後，才能與盟軍議和。反希特勒德軍自稱是“德國的愛國者”，在1941年的夏天，那時德國仍有擊潰蘇聯的可能性，他們仍然希望戰後德國是一個大國，擁有希特勒所取得的奧地利、蘇台德、波蘭的西疆。但是同年8月19日羅斯福與丘吉爾所釋出的“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其中第八款明載：德國于戰後必須解除武裝。使這些反對希特勒的将領感到英美并未分辨德國的納粹與反納粹勢力，不僅要打敗希特勒，也要擊潰德國，連自衛的力量都不能擁有，形同無條件投降。是以楊文所錄蔣介石緻在白宮通路宋美齡的電文，實不知所雲。電文如下：
據報，最近納粹對内宣傳，常以英、美最近戰後政策之種種表示，與前年“大西洋憲章”日形歧異，緻使德國各方深恐如無條件投降，英、美長期解除德國軍備，監視教育，并主接防德國地方行政等，緻一般願早日推翻希特勒者，均躊躇不前。倘英美堅持此種苛求，則德國未來新政權，甯願與蘇聯合作，不願淪為英美之殖民地等情。為促成德國内部運動起見，此種心理不可忽視。希将此意對美政府委婉說明，加以注意 （頁13）。
“大西洋憲章”之第八款，雖尚未列出細節，但形同無條件投降，昭然若揭，有何歧異之有？欲推翻希特勒之德軍将領并未“躊躇不前”，而是锲而不舍，隻是效果不彰，最後到1944年仍然是孤注一擲。所謂“德國未來新政權，甯願與蘇聯合作”也是不切實際、不明底細之言。
德軍将領多半反共，更怕赤化，雖有些反共而親俄者一度認為與蘇聯議和或比較容易，斯大林也乘機宣傳反希特勒而不反德國人民，比英美的無條件投降中聽。但最晚在1943年10月時已放棄此一幻想，因蘇聯在莫斯科召開的盟邦外長會議上公開并正式接受“卡薩布蘭卡宣言”（Casablanca Declaration）中的無條件投降條款。約略同時，駐瑞士的杜勒斯也明确知會，德國沒有與盟邦任何一國單獨議和的可能性。蔣介石發此電文豈非不明國際情勢，宋美齡如沒轉達給羅斯福，或事出有因。
且不論“大西洋憲章”，德國在1941年仍然占據大部分的歐陸，如成立新政府仍有議價的條件。然有鑒于未來情勢不利，自有其急迫感，以免失去有利的時機，決意勸說在俄境作戰的将領，伺機逮捕希特勒。進兵莫斯科的中央集團軍司令博克元帥（Field Marshal Fedor von Bock）不願相從，不過軍中有兩位年輕軍官決定當希特勒到訪時乘機逮捕他，但他們低估了納粹衛隊安全措施的嚴密，根本無法靠近，于是想到唯一的辦法是謀殺希特勒，先造成既成事實。當時指揮西線德軍的維茨勒本元帥甚為積極，同意以直接行動推翻希特勒，乃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他因痔瘡突發休病假而被取代。于是，到1942年初，仍無對付希特勒的具體做法，至同年春天才正式找到一個具有國内外聲望的領袖人物貝克将軍（General Ludwig Beck）。此希特勒正準備重新攻打蘇俄，可使德國進一步陷入泥沼。雖由貝克将軍接洽，在前線的進階将領仍然猶疑不決，怯于行動，于是決定采取斷然措施，在1943年之中，至少有六次試圖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其中有一次最為驚險，一枚炸彈放置在希特勒的飛機上，居然沒有引爆而安全抵達，炸彈也因而未被發現。屢次謀殺希特勒不成，希特勒的特務卻捕殺了不少涉案精英，或免職、或軟禁，地下組織也遭破壞。
隆美爾元帥加入反希特勒行列
1944年初，統領歐西第二集團軍的隆美爾元帥（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著名的北非“沙漠之狐”，有鑒于戰争之無望，也加入反希特勒的行列。他的決心也是基于“我相信挽救德國是我的責任”，這使反對陣營大受鼓舞。不過，隆美爾反對殺死希特勒，因為會使希特勒成為烈士，他主張由德軍逮捕希特勒，然後送德國法院審判其罪行。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推翻納粹政權以及結束戰争，希特勒被推翻後，隆美爾将出任臨時元首或全軍統帥。但是隆美爾想要的不是無條件投降，他的底線是雙方立即停戰，盟軍停止轟炸，德國撤軍，推翻納粹統治，另組新政府。不過，1944年的夏天對德國而言，情勢已相當危急，必須趕快除掉希特勒，否則無法獲得不被徹底滅亡的和約。盟軍于6月6日諾曼底登陸，俄軍于6月20日發動攻勢後，希特勒仍不聽隆美爾的苦心勸告，面對現實，終止戰争。隆美爾因而告訴他的參謀長史派德爾（Hans Speidel）說，“我給了他最後機會，他若不做，我們會做。”說此話兩天以後，7月17日的下午，隆美爾坐車被低空敵機襲擊而受重傷，由克魯格元帥（Field Marshal Guenther Hans Kluge）接替。在此關鍵時刻，這位反希特勒的重量級人物一時無法行動。
推翻希特勒未遂及其慘烈後果
在柏林的反希特勒将領們沒料到盟軍竟已成功登陸諾曼底，一時不知所措，即使兵變成功，亦難以避免德國被占領的命運，隻能希望減少生命與财産的損失，以及防止蘇軍入侵與赤化，并寄希望于西方民主國家。于是不計一切代價暗殺希特勒，去除和議的障礙，更刻不容緩；納粹特務也聞風捕殺，毫不手軟。有一位帥哥上校史陶芬貝格（Count Claus von Stauffenberg）時為柏林後備軍司令佛洛姆将軍的參謀，有許多向希特勒彙報的機會。他生于1907年，出身南德望族，十九歲從軍。早于1939年夏天，他對納粹反猶太的種族政策就極為不滿，并已覺察到希特勒将帶領德國走向漫長的戰争、帶來巨大的生命财産損失，而最後勢必以敗亡終結。他在蘇聯戰場所見更使他對第三帝國徹底失望，他雖然于1943年4月7日在北非戰場觸雷重傷，喪失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兩根手指，左耳與左膝蓋也受傷，但仍然以“救德國”自許。他像其他反希特勒德軍一樣，為了自發的愛國原因，決心除掉将德國帶往毀滅的元首，組織新政府，與盟軍議和。他于1943年9月底回到柏林，用剩下的三根手指練習引爆定時炸彈，希望炸死希特勒之後，立即在柏林成立新政府。為了迅速穩定局勢，最好能将希特勒的左右手特務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與空軍司令戈林（Hermann Goering）同時幹掉，但并不容易。
時刻終于到來，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親自指令史陶芬貝格上校前來東普魯士總部做報告。史陶芬貝格将定時炸彈放在手提箱内，将之放在地上，然後輕輕踢入桌下。希特勒坐在長桌的中央，炸彈距離他的腳下大約有六英尺。由于手提箱被一軍官不經意移動，爆炸時雖然死了不少人，但希特勒僅受到輕傷。史陶芬貝格于爆炸前溜出，眼見總部被炸倒塌，以為希特勒必死無疑，而柏林反希特勒将領卻遲不行動，等待希特勒的死訊；但一旦證明希特勒未死，就不知所措。史陶芬貝格是後備軍司令佛洛姆的參謀長，但佛洛姆聽到希特勒未死，竟不肯行動，于是在柏林首都完全看不到支援成立新政府的德軍，即使原來講好的坦克也未到達，連廣播電台也未占領，在一日之内導緻全盤皆輸的局面。納粹将軍萊内克（General Reinecke）在秘密警察部隊支援下控制了柏林所有的部隊。佛洛姆見風轉舵，迅即槍決史陶芬貝格與其他三位參與者，同時逼死貝克将軍，但他自己并未幸免，最後亦被處死。特務頭子希姆萊于當晚回到柏林，電告希特勒，叛軍被徹底消滅。希特勒于午夜廣播，聲言此一暗殺行動是德國曆史上空前的罪惡，他們是少數人，必将與他們算賬到底。果然接着是血腥清算，嚴刑逼供，臨時軍事法庭，死刑宣判，後又開所謂“人民法庭”，嚴審叛徒，涉嫌者的親友被送往集中營者也以數千計。希特勒更親自要求速審速決，指令将他們像畜生一樣吊死。維茨勒本元帥以下與史陶芬貝格有關的将校都被送上“人民法庭”，盡情呈現他們最惡劣的形狀，回答侮辱性的問題，然後處死，并做錄像在軍中傳閱，以儆效尤。有不少軍官情願自殺，哈爾德爾被關進黑牢數月之後被盟軍釋出。史圖爾普納格（Karl Heinrich von Stuelpnagel）将軍自殺未遂，不經意說出隆美爾元帥的名字。後來賀發克上校（Colonel Caesar von Hofacker）在“蓋世太保”（Gestapo）秘密警察嚴酷刑求下，供出隆美爾在反對活動中的角色。希特勒給這位全德國最受愛戴的将軍選擇：自殺而後得到國葬，或以叛國罪受審喪失榮譽。隆美爾選擇了前者。德軍三大元帥，維茨勒本受絞刑、克魯格與隆美爾被迫自裁，一大批優秀的德國将官在前奧國陸軍下士希特勒的淫威下，驚恐地匍匐乞憐，尊嚴掃地，好不凄慘。
結語
希特勒是二十世紀的大狂人，對人類與文明傷害之深，罕見其匹，稱之為“希魔”不為過。他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受到不公平待遇以及羞辱之機，宣揚極端民族主義，赢得民意，奪取政權，發展武力，依靠秘密警察與特務，建立強大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及其壯大之後，即西方強國如英、法亦怯撄其鋒，一意姑息；而德國國内的異議，更噤若寒蟬，徒歎奈何。當希特勒于1938年開始發動侵略戰争起，有識之士不以為然，然而又如何能阻止獨裁者的一意孤行？答案是除了軍隊，别無他法；但軍隊乃其獨裁體制的重要支柱，難以動搖。畢竟德國的職業軍人非僅武夫，都受過良好的訓練與教育，不難看出希特勒政策對國家的危害性。其中有不少受到愛國心的驅使，包括元帥級的将領在内，不惜反對自己的元首，自始至終是内部自發，絕非外國策動，更無可能由遠在東亞的蔣介石策動。總之，蔣介石何德何能可以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政權？
事實上，德國軍隊并未真正起兵推翻納粹政權，嚴格而論，隻是有不少德國将領一再試圖推翻希特勒未遂而已。他們用心良苦，最初欲防止德國卷入漫長而難有勝算的戰争，後欲挽救德國于危亡。但他們搞政變不如在戰場上的果斷，往往猶疑不決，坐失良機。他們雖主動與英國溝通，但敵方實難有所幫助。楊天石聲稱蔣介石金援反希特勒的德軍，但除了不知下落的三萬美元，不知到底有何幫助？楊文提到與蔣介石聯系的德方三人小組，亦非反希特勒集團的主要角色。
反希特勒将領未能成功策動體制内的軍隊推翻納粹政權，卻效體制外的暗殺手段，最後于德國敗亡前夕，一位年輕德國軍官攜帶定時炸彈，欲炸死獨裁者，雖然引爆後聲震屋宇，希特勒竟隻受輕傷，而在柏林預備政變的部隊又遲疑不舉，遂被輕易殲滅，所有涉嫌将領遭遇到極其非人道的處置。所謂策動德軍推翻希特勒政權的往事，成為一場德國人民慘烈的悲劇。将蔣介石與這場悲劇挂鈎，既無必要，更非事實。本文摘自《東方早報》，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