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向陽/文1937年春天，27歲的彼得·德魯克（PeterF.Drucker）拎着一隻手提箱登陸紐約碼頭時，還是一個滿懷新希望的年輕人。這一路他從英國輾轉來到美國，新工作是擔任英格蘭和蘇格蘭幾家報社的駐美記者，并為包括英國在内的幾家歐洲金融機構提供财經咨詢服務。在他身後，是被這位年輕人遺棄的“癱瘓”歐洲大陸。
此時的德魯克還沒有暴得日後的顯赫聲名。早在1933年，希特勒還沒有在德國真正掌權之時，這位來自奧地利的敏銳觀察記者，就在構想一本關于“集權主義的起源”的作品，這本書後來他取名為“經濟人的末日”，并于1939年在美國出版。
《經濟人的末日》是德魯克著作等身的系列作品中的處女作，在該書中，德魯克使用他最擅長的“旁觀者”視角，全面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納粹集權主義出現的曆史、文化和社會商業土壤，甚至準确預言了納粹最後的“社會解決之道”——計劃屠殺歐洲所有的猶太人，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後來的妥協，這本随處閃現着思想火花的小冊子，顯現了德魯克式樣的社會洞察力。
在将近一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重新審視《經濟人的末日》裡的基本判斷，你都不能不驚詫于德魯克的社會分析能力和哲學思辨深度。事實上，這本小冊子不僅可以幫助讀者回望和了解上世紀初深陷兩次世界大戰的動蕩的歐洲大陸，還能如果用它來透視剖析我們今天所處的混亂而又危機四伏的後疫情世界，雖然時過境遷，然而它依舊沒有過時，依舊還是那樣睿智翩翩而又生動栩栩。
如何了解“群衆的絕望”
作為一個最富洞察力的記者，德魯克的寫作特點就是喜用社會史的全盤系統分析方法。《經濟人的末日》關注集權主義在上世紀歐洲的起源，和同時期同類題材比較，這本小冊子既不是奧威爾筆下《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中的寓言小說式的隐晦批判，也非漢娜·阿倫特《集權主義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那種掉書袋式的、唯形而上學式的哲學架構。德魯克之是以是德魯克，是因為他始終以“社會”的眼光來觀察、思考和記錄社會——特定時期的商業、曆史和思想等領域的社會變遷。
在德魯克看來，一個社會之是以具體、生動和真實，是因為每一個社會都奠基于某種概念之上，這種概念會用來“涵蓋人的本質、社會功能與地位”。
“不論這個概念是不是人類本質的真實寫照，都一定會真實反映出社會的本質，而社會也依此概念來辨識、鑒别自己。這個概念呈現出它所認為社會中具有決定性且最重要的人類活動範疇，并以之作為社會基本原則和基本信仰的象征。”一戰前的歐洲大陸，正深陷資本主義的失敗和無能，最後為納粹主義這一烏托邦的炫奇概念出現，提供了虛無的思想土壤和真實的行為動機。
經濟人的末日: 極權主義的起源
[美] 彼得·德魯克 / 著
洪世民 趙志恒 /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5年8月
在德魯克筆下，20世紀30年代的西歐，在經曆了經濟大蕭條後，舊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崩塌，新的思想體系和價值權威又未及時建立，法西斯集權主義才找到了一條曆史夾縫，迅速在歐洲蔓延開來。
按照德魯克的觀察分析，當時納粹代表的集權主義除了在德國和意大利等少數西歐國家受到歡迎之外，其實遭遇到了普遍性的敵意。在歐洲的大多數人看來，集權主義帶來的殘忍、激進以及充滿仇恨的口号及信條，無疑是令人害怕、擔憂和憎惡的。雖然納粹法西斯是以一種所謂全新的“革命力量”出現，但和此前所有的歐洲革命不同，即便是置身“舊秩序國家”的少數族群，也無法接受集權主義的宗旨、精神和目标。然而，所有這些不利因素，都并不能影響集權主義迅速取得社會優勢地位，并且持續、穩定地向其他地區蔓延，直到最後稱霸歐洲。
在德魯克看來，歐洲曆史本質上就是一部人類将自由平等的概念投射到社會存在和現實層面的曆史。然而，法西斯主義差別于歐洲曆史上的任何一次進步革命，其典型特征表現在三個方面：
法西斯主義不再包含任何正面積極的意識形态，而是一味地駁斥、打壓和否定所有歐洲傳統，包括自由平等這一最重要的傳統基石。
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批判一切舊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與社會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則，以及依據該制度建立的管理機構正當性，更是罕見地将絕對權力視為唯一的正當性。
普通群衆之是以笃信法西斯主義，并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法西斯要成為一種積極信條，而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再相信這類所謂的積極承諾。
除了這三個症候之外，納粹法西斯主義還隐藏了一種奇特的症候，那就是投其所好——投群衆所好的心理學。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德國，幾乎沒有人會相信納粹的承諾，甚至連包括希特勒、戈培爾等最狂熱的納粹頭目，也對納粹信條漠不關心，就像戈培爾每次在群衆集會時聽到人們為某個精辟謊言歡呼時所說的那樣：“當然啦！你們知道一切都是宣傳。”
納粹内部對自己的信條也讪笑不已，就像對待那份著名的描繪納粹國家藍圖的内部檔案“包斯罕”計劃一樣，非納粹黨的黨外人士更是公開嘲笑它們，納粹的這些想法如此荒謬，群衆卻依舊紛紛投入納粹的懷抱。
這門群衆心理學如此詭異、複雜，卻又如此普通，是因為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處處充斥，日用而不知——危機時刻，人們都願意相信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時時刻刻在祈禱、期盼并相信奇迹會出現，而自己可以逃過一劫。
在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大陸幾成廢墟，舊秩序的坍塌，并沒有換來人們在資本主義廢墟中設計建立出任何新秩序。按照德魯克的分析和觀察，人們之是以投向法西斯主義的懷抱，恰恰是因為法西斯信條的荒謬、自相沖突和不可能——“因為如果你被困在過去的洪流裡，無法回溯來路，前方又是一堵顯然爬不過去的白牆，你就隻能期待魔法會奇迹來救你了。”
最終，思想大師德魯克站在“癱瘓”的歐洲大陸之上，體會到了最深沉灰暗的痛苦之後，喊出了無數人的心聲：“我信，正因為荒謬！”
從“靈性人”到“經濟人”
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都市，就像德國電視劇《柏林巴比倫》中所呈現的萬花筒一樣，一度是各種社會思潮的試驗場。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工團主義和納粹極權主義在那裡紛紛登場。作為資本主義廢墟之上結出的虛無主義惡之花，墨索裡尼、希特勒的出現，正是利用了歐洲經濟大蕭條之後的思想真空。
為了宣稱自己實作“真正的民主”，墨索裡尼和希特勒隻允許社會留下一系列空洞的文化形式，同時又以暴力革命允諾了一種純粹的烏托邦社會，其代價則是整個歐洲關于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價值理念被全部抛棄，還有額外的一條嚴苛規定：投票反對納粹獨裁者，就是違法之舉。
綜觀歐洲史，相信人人皆自由和平等，乃為歐洲思想之精髓。德魯克認為，11-13世紀的基督教思想是一種“靈性人”（SpiritualMan）的概念，人在世界和社會中的地位，被看作是在靈性秩序中的地位，這是一個關于人們有權利從心靈層面追求平等自由的曆史紀元。
靈性秩序崩潰之後，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開始轉向了智識層面。路德教派鼓勵人人可以用自己的了解來領悟《聖經》的教義，和上帝直接對話。在德魯克看來，這是“智性人”（IntellectualMan）秩序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刻——人們開始在社會層面追求更加真實的自由和平等，人先成為“政治人”，後來又演變成了“經濟人”（EconomicMan）。“經濟人”的概念，在經過亞當·斯密及其思想學派的加持之後，成為了20世紀最時尚的社會概念。作為一種虛構角色，經濟人被鼓勵可以奸詐狡猾、不擇手段，并且以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每個人行動的依據。這一學派深信，經濟自由可以帶來社會平等，且經濟增長沒有盡頭。
在德魯克看來，歐洲人想要通過資本主義來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理想，早在1848年歐洲革命時就已經幻滅。資本主義在經曆了200年的發展之後，為歐洲帶來了物質高峰的同時，并沒有帶來其所允諾的平等社會，甚至連“機會均等”這樣的形式平等也消失了。經濟自由的平等神話破産，不僅使得無産階級信仰幻滅，連獲得最多經濟和社會利益的中産階級也未能幸免。
活躍在西歐的所有這些社會思想試驗的潰敗，為20世紀30年代極權主義思想在歐洲的出現提供了溫床。一開始，法西斯主義還隻是一個在歐洲徘徊的幽靈，到了30年代中期，納粹們開始在思想領域大舉進攻，在否定歐洲傳統的同時，宣稱“權力本身就是它的正當性”，即所有的權力都不證自明，就像墨索裡尼聲稱的那樣：“行動先于思想”，革命理應先于新信條或者新的經濟秩序的發展。
縱覽歐洲史，過往所有的革命都發生于知識領域或社會領域中（或者兩者同時），“偉大的曆史人物”充其量隻是導火線或工具。但在法西斯那裡，對于權力獨裁者的贊美變成了“墨索裡尼創造曆史”。在法西斯宣稱的“行動”（革命）發生之時，他們并沒有發展出任何積極的社會信條或者是新的社會經濟秩序。
結果勢必是，極權主義者把否定一切作為其政治綱領，同時也否定了本質對立的思維或者趨勢。就像德魯克所說：“法西斯主義既反對自由，也反對保守；反宗教，也反無神論；反資本主義，也反社會主義；反戰争，也反和平；反大企業，也反對被認為是多餘的技術勞工和店主。”
這樣一來，納粹主義開始精心允諾了一個互相沖突、根本就不存在的烏托邦社會。1932年，戈培爾在一場公開演講中聲稱，：農民種谷物的收入會更高，勞工可以買到更便宜的面包，而面包店和雜貨店會有更高的批發和零售盈餘。這一時期，希特勒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向非常具有階級意識的金屬制造者業主承諾，隻要納粹主義存在，他們就一定可以奪回自己的經營權。
最終，幾乎所有的工廠業主和許多勞工都成了納粹的信徒。德魯克曾經親眼目睹了一個納粹煽動者在一次農民瘋狂歡呼的集會上的公開演講，這位演講者宣稱：“我們不需要面包太便宜，我們不需要面包太貴，我們不需要面包的價格一成不變——我們隻要屬于國家社會主義的面包價格。”
當一個社會隻留下空洞的文化形式、同時又被允諾一種不存在的純粹烏托邦時，極權主義便開始潛滋暗長。這正是法西斯時代的基本體驗：舊秩序不再具有正當性及真實性，新信條和新秩序又尚未建立，極權主義者建構的世界就隻能變得毫無理性，如惡魔般邪惡。
此時，經濟人的末日已經來臨，但歐洲人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在上世紀初新舊世界交替的特殊時刻，世界尚未出現建構新秩序，包括傳統基督教教會在内的傳統精神權威已經開始式微，人們還不能依循、發展出新形式與新機制來組織社會實體，達到新社會建設的目标。
身處兩個社會變遷中的人們，自然承受着加倍的痛苦和迷惘。就像丹麥作家克爾恺郭爾所形容的那樣，每一個個體感覺自己隻不過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孤立原子。一方面，人們已經無法維持舊秩序的内涵，因為它帶來令大衆無法忍耐的精神混亂；另一方面，人們也不可能立即抛棄舊形式與舊機制，因為這樣做同樣會造成社會和經濟的混亂——那會讓人難以忍受。
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迫切需要發現一個能賦予新内涵、傳達新理性，同時又能盡量維持舊的外在形式的方法，這不僅是絕望大衆的渴慕，也是當時的法西斯主義要實作的任務。
輪到極權主義粉墨登場的時候了。根據以往的曆史經驗，任何一場革命之是以榮耀，在于它必定要打破舊外觀并創造新形式、新機制及新口号。法西斯主義者在反對一切自由、敵視一切理性原則的精神之下，注定隻能等待奇迹發生，才有可能完成其任務——一方面它要維持會喚來惡魔的外在形式（如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必須提出一種能将同一批惡魔加以驅逐或者将之重新理性化的新内涵。
在這一對無法調和的沖突面前，法西斯主義發現，在他們最深沉的絕望裡，理性是不可信的，真理是虛妄的，謊言也變成了真實的，于是，“貴的面包”、“便宜的面包”和“價格不變的面包”，都已經無法令絕望的群衆信服，他們隻能創造一種不屬于以上任何一種價格的“面包”，将希望寄托在一種沒有人見過且理性證明是虛假的“面包”上，換言之，寄希望于一種奇迹之上。
最後，德魯克總結說，當年的歐洲大衆之是以紛紛投入墨索裡尼和希特勒的懷抱，是因為“魔術師之是以是魔術師，是因為他會淩駕于所有的理性慣例之上，颠覆一切邏輯法則，以超自然的手法做出超自然的事情。而當時歐洲大衆迫切需要一位魔術師來創造社會奇迹，以平息他們難耐的恐懼。”
德魯克在他在傳記作品《旁觀者》中，回望那個27歲的年輕人剛剛登陸美洲大陸那一刻，用了“無私天真的夕陽歲月”來形容這一新舊世界的切換。在文中，他動情地寫道：“我想，在社會史上，沒有一個時期像這個年代（二戰前實施‘羅斯福新政’最後幾年的美國），混合着希望與失望、對知識狂熱、不妥協與各種多元化的表現，這種種對于1937年從‘癱瘓’的歐洲登陸北美的年輕人來說，是多麼震撼。對于當時的歐洲來說。‘戰前’（亦即1914年之前）的陳腔濫調是唯一選擇，除此之外隻有恐怖、集權主義與失落。”
真不知道，如果德魯克如果能再活一個世紀，見到今天的曆史變局他該如何解釋：一個被疫情和意識形态弄得七零八落的國際體系、種種全球化和國家保護主義并行的民族主義覺醒、還有那個搖搖欲墜且同樣充滿陳詞濫調的“癱瘓”北美，當然還有多元化漸行漸遠的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