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頓：一座城市的毀滅與重生》，[英]辛克萊·麥凱著，張祝馨譯，新經典文化︱文彙出版社2022年2月版，392頁，78.00元
二戰結束不久，曾因參加反戰遊行被捕的美國著名詩人羅伯特·洛厄爾出版詩集《威利老爺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榮獲1947年普利策獎），其中第二首寫道：“……那一年/莊嚴的一九四五年，把無數的損失堆積在/我們燒成熔渣的淨化山上。”需要指出的是，詩人在這裡憤怒聲讨的不僅是當年8月美軍在廣島和長崎實施的核爆炸，更是在此之前震驚世界的“德累斯頓大轟炸”（Luftangriffe auf Dresden） ——1945年2月13-15日，英美空軍對這座不設防的德國東部小城接連發動四輪狂轟濫炸，造成老城區大部分工業及軍事基礎設施被毀（連地下室也難以幸免），約兩萬五千人（多為平民）在空襲中死亡。
轟炸德累斯頓
十餘年後，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幸存者庫爾特·馮内古特發表反戰小說《五号屠場》（Slaughterhouse-Five，1969），較長的描述了自己作為戰俘在大轟炸後被迫充當“屍礦礦工”的慘痛經曆。在越戰背景之下，小說迅速成為暢銷書，被譽為“美國後現代文學的裡程碑”。1977年，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小說家回憶道，“我們住在一個地下屠場，有着嶄新漂亮的水泥豬舍。他們把床鋪和稻草床墊放進豬舍”——豬舍的名稱即“五号屠場”（美其名曰“肉類儲藏室”）。
馮内古特是英國曆史學家辛克萊·麥凱（Sinclair Mckay）新著《德累斯頓：一座城市的毀滅與重生》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據麥凱考證，《五号屠場》小說中精神分裂的比利·皮爾格林其實是小說家的“化身”——小說最精彩的第一章事實上源于作者的親身感受：和馮内古特一同挖掘屍體的一名毛利人戰俘，因為太過惡心，不停地嘔吐，最終斷送了性命。相比而言，這裡對于“瘴氣、瘟疫和老鼠的恐懼更為普遍”——據說此類齧齒類動物由于食物過于豐盛，以至于“變得肥胖不堪”。這一段經曆成了小說家馮内古特終身揮之不去的夢魇，而他記憶中大轟炸之前的德累斯頓，卻是“堪比巴黎”的歐洲曆史文化名城。
具有千年曆史的德累斯頓曾是薩克森王國首都。1697年，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選侯腓特烈·奧古斯特二世（号稱“強力王”）成功當選為波蘭國王。這位追慕“太陽王”路易十四、信奉“君王通過他的建築而使自己不朽”的國王開始大興土木，延攬人才，數十年時間将德累斯頓打造為璀璨的文化之都——據說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便率先在此地上演，而後傳入德國其他城市——國王本人亦榮獲“藝術之父”尊号。1719年，國王力邀著名音樂家亨德爾（1685-1759）為新落成的歌劇院獻演，此舉标志着德累斯頓文化藝術水準在一衆歐洲城市中已處于領先地位，由此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薩”。
近代以來，德累斯頓仍是文人藝術家心向往之的“朝聖”之地（馮内古特小說人物名皮爾格林（[Pilgrim]，即隐含此意）。“狂飙突進運動”的理論倡導者、著名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出于民族自豪感，将他摯愛的德累斯頓改稱作“德意志的佛羅倫薩”。1813年，拿破侖與第六次“反法同盟”大軍在此地會戰，著名作曲家、浪漫主義作家E.T.A.霍夫曼（1776-1822）夜中聞聽炮聲隆隆，對人類命運的悲憫之心油然而生，其英雄歌劇（heroic opera）《奧羅拉》（Aurora）據說便取材于此。此外，慕名而來的還有其他國家的文化名人，如來自美國的小說家華盛頓·歐文——他盛贊此處是“擁有文學品味和曆史智慧的勝地”，其氣候、環境及藝術氛圍遠過于巴黎和柏林，并希望從源遠流長的德國民間故事中擷取靈感——歐文代表作《見聞劄記》便是此一階段産物。出于同樣理由，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馮内古特的文學偶像、《罪與罰》的作者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在此間生活并從事文學創作，對這座文化名城景仰備至。
貝納多·貝洛托：從易北河右岸奧古斯特橋下方望向德累斯頓
然而，根據本書另一位親曆者、猶太作家維克多·克倫佩雷爾（Victor Klemperer）日記中的描述，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伴随着納粹軍國主義思想的興起，這座小城的甯靜被打破，文化藝術氣息蕩然無存，相反，四處充滿“喧嘩與騷動”——這座位于納粹德國心髒地帶的藝術之都，乃一變而成“孕育早期國家社會主義政治運動的搖籃”。
在狂熱的納粹分子、州領袖馬丁·穆切曼鼓動和威逼下，城中大部分男性公民被迫加入“人民沖鋒隊”（根據“元首”指令創立，有别于正規國防軍），男孩則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城中幾乎所有公共建築上都懸挂巨大的納粹标志“萬字元”，而納粹黨報《自由鬥争》及《人民觀察家報》更是無處不在。在納粹“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旗号之下，德國人崇尚的自由思想不複存在，文化藝術飽受摧殘。秉承“元首”旨意的穆切曼認為，所有藝術創造都必須嚴格遵循納粹的理念，而現代派藝術（家）無疑具有反叛傾向，是以需要嚴加整肅。
在整肅令下，首先遭封禁的是爵士樂（被稱為“頹廢音樂”），因為其音樂形式過于随性，難以把控，極有可能喚起群眾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情感。其次被查封的是戲劇——包括木偶劇：德累斯頓著名畫家、劇作家奧托·格裡貝爾（Otto Griebel）利用木偶戲諷刺當局，群眾喜聞樂見。納粹随後成立帝國木偶劇研究所，并下令此後任何一部劇作上演之前必須經過“前置審查”。同樣，出生于德累斯頓的著名作家埃裡希·凱斯特納（Erich K stner）也不受待見——他的色情政治諷刺（erotic political satire）作品《法比安》（Fabian）刻意渲染柏林上流社會淫蕩的性愛場面——納粹當局惱羞成怒，下令公開焚毀其作品。
希特勒視察德累斯頓
1933年，首屆“堕落藝術”展在德累斯頓舉辦，希特勒親臨現場。“元首”本人一向以風雅自居——早年兩度投考維也納藝術學院，被拒，由此留下終身遺憾，但他對于藝術的執念卻始終如一。他選擇德累斯頓是因為他最崇拜的作曲家瓦格納曾在此首演音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唐豪瑟》（Tannh user）。此外，閃電戰中的“羅格行動”也取自瓦格納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首部《萊茵的黃金》（Das Rheingold）——劇中火神名為羅格。
希特勒參觀堕落藝術展
除了瓦格納，居住在德累斯頓的當世著名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也是希特勒追捧的對象——後者尤其欣賞具有浪漫色彩的《唐璜》《莎樂美》以及《厄勒克拉特》等歌劇。1933年，希特勒下令由施特勞斯擔任國家音樂局總監（事前并未征求他本人意見），以示“眷顧”之情，可惜這位藝術家并不領情。兩年之後，他與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合作的歌劇《沉默的女人》（Die Schweigsame Frau）令當局大為不快，旋即辭職。德累斯頓大轟炸後，國家歌劇院毀于戰火，施特勞斯聞訊大悲，一度精神錯亂。
事實上，“元首”對藝術的喜好隻是附庸風雅，對他而言，生活的任何一個角落都不能脫離納粹政權的掌控，是以帝國範圍之内，一切服從并服務于政治——藝術也不例外。為落實“元首”旨意，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親自策劃下，不僅“反動”“下流”的“堕落藝術”被取締，一切有違納粹軍國主義思想的言行皆遭到無情鎮壓。走在古城大街上，任何拒絕向官員行納粹禮的人會立即遭到逮捕。而在學校中，對于納粹強行灌輸的思想教育，任何人稍有抵觸都将被踢出教育系統。學術界人士被迫公開宣誓效忠“元首”——這種宣誓儀式開始于中國小，但很快就蔓延至大學和研究機構。當局認為，僅僅讓知識分子簽署檔案還不夠，還必須讓公衆親耳聽見、親眼見到他們絕對服從納粹政權的聲明，容不得半點懷疑。據克倫佩雷爾日記記載，一位曾在鄉村行醫的瑪格麗特·布蘭克醫生，在治療一名軍官的孩子時，對德國能否取得最終勝利表示懷疑。經人告發後，這名醫生被判處死刑。
德累斯頓不僅在納粹意識形态宣傳方面起“表率”作用，它在針對特殊人群（猶太人、殘障人士）實施的絕育政策實踐中更是罪惡滔天。在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僞科學”思潮影響下，納粹實行變相的人口滅絕政策——據統計，僅在納粹正式上台的1935年，一年之内德累斯頓便進行了八千兩百十九次絕育手術，遠超柏林（六千五百五十次）。而在這一事件中敢于發聲、表達倫理關懷的人皆遭到“保護性逮捕”。到1945年大轟炸之前，德累斯頓僅剩一百九十八名猶太人，而在納粹掌權之前，這裡的猶太人口超過六千名。
1938年11月，在州領袖精心策劃的恐怖活動“水晶之夜”中，德累斯頓猶太會堂被付之一炬——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譯為“碎玻璃之夜”）是納粹黨衛隊對猶太人進行有組織大屠殺的開始。許多猶太商店的窗戶在當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由此得名。會堂被焚毀後，德累斯頓城中猶太人惶惶不可終日，除了逃亡，似乎别無他路。更可怕的是，1942年德累斯頓頒布法令，禁止猶太人購買鮮花和冰激淩，目标直接針對留守的猶太兒童——這種精準又殘忍的做法，無疑證明“納粹主義那比反社會病态更瘋癫、更狂熱的本質”。
是以，正如英國曆史學家弗雷德裡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所說：“德累斯頓被毀具有史詩般的悲劇性。這座象征着德國巴洛克建築之最的城市曾經美得讓人驚歎。而納粹期間，它又淪為德國的地獄。在這個意義上，就二十世紀的戰争恐怖而言，德累斯頓轟炸事件是一個絕對帶有懲戒意味的悲劇。”
當然，聯軍總參謀部選擇轟炸德累斯頓也不僅僅是出于道德懲戒。根據英國空軍将領C. M. 格裡爾森（C. M. Grierson）在巴黎新聞簡報上的陳述，“德累斯頓是大量軍工生産集中地，是完好無損的行政中心，也是通往東部的關鍵運輸點”——事實也的确如此：作為柏林-布拉格-維也納等幾條鐵路幹線的樞紐，每天都有滿載坦克、大炮、士兵的火車，以及數英裡長的卡車車隊經過德累斯頓；坐落于此的一百二十七家工廠——包括數家飛機零部件工廠、一家毒氣工廠和一家軍用光學器材工廠——以及五萬名熟練勞工，為德國軍隊源源不斷地提供各種戰争物資。正如英國海軍将領蒂弗頓勳爵（Lord Tiverton）演講中所說：“在工廠裡裝炮彈的女孩和在戰場上開槍的士兵一樣，都是戰争機器的一部分。”以上論據無疑為本次大轟炸提供了充足理由：即可以由此切斷德軍通訊和物資中轉、配合蘇軍西進，并徹底摧毀德國人的信心。
除此之外，盟軍此舉也有報複的意味。此前德軍曾對英國發動瘋狂空襲，埃克塞特、巴斯、約克等曆史名勝皆遭屠戮，首都倫敦損失最為慘重，連坎特伯雷大教堂也未能幸免。是以，早在1942年呂貝克（Lubeck）空襲發生之時，當時已流亡美國的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便通過英國廣播公司向德國同胞發表演講（盡管納粹禁止任何公民收聽未經授權的廣播節目，違者将被處以死刑，但許多人仍甘冒風險私下收聽）——“難道德國認為它永遠不必為自己的野蠻和惡行付出代價嗎？”曼警告說，“再過一段時間，德國就不會再有完好無損的房屋了”。
四輪空襲過後，承受近四千噸炸彈的德累斯頓成為現實中的人間地獄。據幸存者描述：“到處都是身上着火的人，地面的濃煙使呼吸都變得困難，将死的人和屍體互相踐踏。被大火燒焦的人體殘骸縮小成一個小孩那麼大，殘肢斷臂随處可見，裝滿了人的車廂也在熊熊燃燒。火焰風暴産生的熱風把剛剛逃出來的人又吸進正在燃燒的房子。”正如辛克萊·麥凱在書中分析的那樣，盡管這次轟炸的投彈數量并不是最高，但良好的天氣（能見度高）、木結構的房屋、各建築物之間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準備不足——德累斯頓地面部隊力量薄弱，既缺乏高射機槍，又缺乏探照系統，而此時的德國空軍由于缺乏飛行員和燃油，根本無法起飛迎戰——上述因素疊加，導緻大轟炸破壞性驚人，千年古城頃刻之間化為一片廢墟，一如托馬斯·曼之預言。以名聞遐迩的“聖母教堂”（Frauenkirche）為例，這座始建于十八世紀中葉的教堂是典型的巴洛克藝術品，在很長時間内被視作薩克森王國的重要曆史遺産。在大轟炸中，它幾乎完全被毀，隻剩下一尊搖搖欲墜的馬丁·路德雕像——畫家威廉·拉赫尼特（Wilhelm Lachnit）據此創作油畫《德累斯頓之死》（Der Tod von Dresden，1945），充滿悲怆之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劇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當場寫下詩行：“忘記如何哭泣的人，面對德累斯頓，他們又重新找回了淚水。”——在詩人眼裡，如此悲怆的場景，顯然已超出人類語言表達的範疇。
關于這場破壞最著名的照片由理查德·彼得拍攝。畫面中的并不是天使石像，而是德累斯頓市政廳屋頂象征良善的雕塑，它俯瞰着老城區南部無法想象的毀滅。
德累斯頓的廢墟
冷戰時期，盡管關于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争議不絕于耳——右翼曆史學家稱之為英美聯軍“冷酷計算之下”實施的“轟炸大屠殺”（Bomben-holocaust），以此表達對于“北約帝國主義”的強烈憤慨，而左翼曆史學家卻從戰略角度出發，極力為之辯解——但重建這座曆史文化名城卻是雙方的共識。半個世紀後，柏林牆倒塌，德國統一，德累斯頓也加快了重建的步伐。重建以“聖母教堂”為中心，包括茨溫格宮（Zwinger Palace）及森帕歌劇院（Semperoper）等經典建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重建費用大部分來源于美英等國的捐款，包括許多猶太人的捐助——二戰中曾遭德國空襲的英國城市考文垂（戰後與德累斯頓結為同病相憐的“友好城市”）亦為重建工作慷慨解囊。2005年，“聖母教堂”修複成功，這也标志着德國與英美等二戰交戰敵國的正式和解，時任德國聯邦總統科勒（Horst K hler）在緻詞中說：“誰如果對和平失去了信心，就來看看重建的聖母教堂！”
重建後的聖母教堂
十八世紀的“戰争狂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曾告誡他的子孫：切勿輕啟戰端，因為戰争一旦開打，誰也無法預料它将以何種方式收場。事實上，從古至今任何一場戰争，從來都沒有絕對的赢家。誠如馮内古特在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所說，“隻有一個人從戰争中獲利：我。我從每個被炸死的人那裡掙到三美元。我想”。——這是他标志性的“黑色幽默”。
今日德累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