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颉剛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曆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曆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創始者。自顧先生1954年進京起，其後的26年間，其有關曆史文獻的點校、研究工作，都與中華書局保持着緊密的聯系，在時代風雲之中共同跌宕起伏。2005年，中華書局開始了長達六年的對《顧颉剛全集》的編輯、校訂工作，于顧颉剛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問世。可以說，顧先生與中華書局的關系時密切而深厚的。
中華書局編審俞國林先生于2011年在《中華讀書報》上刊登了《顧颉剛與中華書局之交往》一文，細數顧先生與中華書局交往之經曆。今天是顧颉剛先生的誕辰日，我們不妨共同閱讀此文，以這份深厚的情誼為一個切口，了解顧先生後半生的學術志趣、治學思想及其身後留給學界的寶貴思想遺産，以表對顧先生的深切懷念。
顧颉剛與中華書局之交往
文丨俞國林
顧颉剛先生是現代學術史上開宗立派的大師，而1949年以前他個人的著作卻沒有一本是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根據現存檔案，顧先生最初是以一個出版者的身份與中華書局聯系合作事宜的，而且後來還因印行中國小教科書事成了競争對手，甚至呈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
顧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國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當顧先生将工作計劃并曆年積稿交給曆史所所長尹達時，尹達評之為“大而無當”，在顧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種“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顧先生進京的第二天，中華書局編輯部姚紹華即登門拜訪，商談《史記三家注》點校事；可以說自此之後，顧先生業務上的每一件事，都與中華書局休戚與共。
1955年6月11日，民進中央主席馬叙倫邀顧先生參加民進，第二年顧先生當選為民進中央委員。20世紀60年代初，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曾與曆史所所長尹達、民進中央秘書長徐伯昕商定：“顧颉剛的學習由民進上司，業務由中華負責，工資歸曆史所發給。”像顧先生這樣以學術為終身的學者而言，業務是其生命存在的意義，可見顧先生與中華書局關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顧先生因結腸手術，在《預立遺囑》裡表示：“我一生寫作，應悉交中華書局，請他們組織委員會整理。”四十五年之後暨顧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際，中華書局出版了《顧颉剛全集》，完成了顧先生的遺願，踐行了一個學術文化出版機構的使命。
以下分五部分，簡述顧先生與中華書局交往之大概。
一、初次的碰壁與《文史雜志》之合作
1936年，顧先生在北京主持通俗讀物編刊社，為喚醒群眾的進步，希望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新動力”，同時編輯出版《群眾周報》。但是由于當時在北京印刷，不僅紙張低劣，而且銷售不廣，為求得上海各書店能夠承印并廣為推銷，遂緻函中華書局，謂“素仰貴書店熱心文化運動”，“望能雙方合作，為大衆文化而努力”，并開列合作條件。時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舒新城批示：“照現在紙價，誰都不能辦。恐怕是紙無辦法，不是印刷問題。決退還。”第一次謀求合作，顧先生碰壁而返。
1941年6月5日，顧先生抵重慶，任《文史雜志》社副社長、主編。該雜志此前一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但1943年自商務港廠淪陷後，“出版極遲，常隔三四月始出一期”，至有“愆期達一年之久”者，顧先生“為各方罵得要命”，10月8日日記：“王雲五頻要社中增加補助，直欲将社中經費完全榨取而後已，迫得我與之決裂，今日雙方毀約矣。”10日，顧先生訪時任中華書局編輯所副所長金兆梓，“談《文史雜志》交印事”。未幾，訂立印行該刊之合約。
1944年1月11日，《文史雜志》第三卷一、二期出版，發行七千馀份，“譽聲載道”，顧先生非常高興，感謝中華書局“改善之力”。後來還編有“古代史專号”、“唐代文化專号”、“社會史專号”、“佛教專号”、“戲劇專号”、“民俗專号”、“朱逷先先生（希祖）紀念專号”等專号。《文史雜志》本來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辦，但在顧先生主編、中華書局印行下，成為抗戰期間後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學術期刊。
顧颉剛《古史辨自序》手稿
二、進京後第一任務：總校《資治通鑒》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向吳晗說起标點《資治通鑒》事，要範文瀾組織專家在一兩年内整理出版；另要将楊守敬《曆代疆域圖》用新方法改繪。根據顧先生日記，11月2日成立“标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以範文瀾、吳晗、黃松齡、董純才、翦伯贊、侯外廬、向達、顧颉剛、尹達、黎澍、劉大年、金燦然、王崇武為委員，以範文瀾、吳晗為召集人。
在标點《資治通鑒》小組中，範文瀾曾敦請顧先生主持标點工作，因為顧先生年事最長，且曾從事過《史記》白文點校。顧先生表示，此事非範老親自主持不可，自己則可校閱書稿。後以王崇武為召集人，顧先生任總校對，标點者有：聶崇岐、齊思和、張政烺、周一良、鄧廣銘、賀昌群、容肇祖、何茲全。11月8日，召開标點《資治通鑒》第一次讨論會。
之後，樣稿陸續交來，顧先生開始審閱，這在日記中多有記載。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點《通鑒》兩卷。之屏所點《通鑒》頗多誤處。料想他人，亦必如此，蓋大家任務太多太忙，必不能細細研究才下筆也。予任總校，要在十個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一改正他人之誤點，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開《資治通鑒》标點第二次讨論會，顧先生提出，以委員會所定十個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個人的總校言，則絕對不可能”，希望延長時間或添請校對人員。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聶崇岐、容肇祖與顧先生分任校閱工作，改變總校對制，組成四人校閱小組，分工複校其它參加者的點标稿。
1955年2月17日，召開“标點《資治通鑒》及改編楊守敬地圖委員會及從業人員全體會議”。24日，與王崇武、聶崇岐、容肇祖“商談《通鑒》标點事，開複校小組會”。4月21日，“聶筱珊來，共商标點疑問。徐調孚來，同讨論《通鑒》排印事”，下午又與徐調孚、王崇武、聶崇岐、容肇祖會，議定：“《通鑒》至六月底，交廿冊與古籍出版社，此後每月廿冊，至十月底完畢。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麼，《資治通鑒》為什麼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顧先生到懷仁堂應宴，日記記載：“毛主席、周總理均慰問予去年之病，謂《資治通鑒》不必這樣趕。予答雲：‘上司上說，已報告毛主席，時間不能改變。’”不管怎麼說，《資治通鑒》還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務，開創了應用1951年新聞出版總署公布的新式标點符号标點大部頭史籍的先河，同時也推動了古籍整理事業的蓬勃開展。
《資治通鑒》第一版的出版者是古籍出版社，但由于1957年初該社的業務、人員、辦公樓等都并入中華書局，以及後來圖書的修訂再版都是由中華書局完成的，是以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都成為了中華書局的出版品種。
三、整理《史記》及“二十四史”總其成
1954年8月23日，即顧先生抵京後的次日，中華書局編輯部姚紹華登門拜訪，約請整理《史記三家注》。顧先生“大喜過望”，因為顧先生“發願整理《史記》已曆三十年”。9月1日，到中華書局，商談《史記》标點事宜。10月5日，拟《整理史記計畫》交姚紹華。由于當時顧先生承擔了《資治通鑒》的校對任務，是以顧先生就請北大同學賀次君到北圖校勘《史記》的不同版本，并從中華書局預支的稿費中供給他生活費。
《資治通鑒》出版後，顧先生即着手《史記》的點校。因為在顧先生的心目中，《史記》整理要分四個步驟：
“第一步出标點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記及三家注校證’；第三步出‘史記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記新注’。”由于顧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則過于求細”，是以推延了出書計劃，遲至1958年8月才将《标點史記凡例（稿本）》交到中華書局。
1958年9月，毛澤東訓示吳晗，要求标點前四史。13日，吳晗、範文瀾、尹達、金燦然、張思俊等召開标點前四史工作會議。會議決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點工作，亦即着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後将此報告送呈毛澤東，毛批示曰：“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9月15日，宋雲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還沒有摘帽）到中華書局上班。10月，開始審閱顧先生标點本《史記》，發現有不少點錯或标錯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燦然的召集下，顧先生“到中華書局，開會，讨論《史記》标點事”，會議決定：由宋雲彬另覓一金陵本，并在顧先生标點本的基礎上重新加工，完工後連同顧先生的标點本送聶崇岐看一遍，作為定稿發排。該書于1959年9月出版，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之書。10月2日，顧先生到中華書局訪副總編輯傅彬然，“看新出版标點本《史記三家注》”，傅告之曰：“中華書局出版标點本《史記三家注》，國慶獻禮，毛主席打三次電話索取，覽後表示滿意。”顧先生感慨道：“斯我輩多人之積年辛勤之收獲也。”
這期間，其他各史也逐漸展開，但進度緩慢。為了提高各史的整理水準，決定外地院校承擔的各史由分散點校改為在北京集中點校。中華書局向周揚報告，要求把承擔點校的有關同志借調到中華書局工作，得到支援。1963年，中宣部與高教部聯合發函給有關高校，借調唐長儒、陳仲安、王仲荦、張維華、盧振華、劉節、羅繼祖、鄭天挺、王永興等到翠微路中華書局工作，原北京的陳垣、劉乃和、鄧廣銘、翁獨健、馮家昇、傅樂煥則仍在家工作，每周一次業務會，讨論點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段時間，史稱“翠微校史歲月”——至1966年5月結束。此時，前四史已全部出版。
1971年4月7日，由當時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與原學部留守組軍代表、出版口及中華書局有關同志，共同到幹面胡同顧先生家，向顧先生傳達周總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标點，由顧颉剛先生總其成。”是夜，顧先生“未成眠，計劃從業人員名單”，後作《整理國史計畫書》。29日，召開讨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點事。出席會議的有吳慶彤、宋雲彬、徐調孚、高亨、白壽彜、許大齡等二十馀人。顧先生又作《标點“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應注意的問題》、《“二十四史”标點工作我所望于中華書局者》等文。
但是顧先生因為身體狀況所限，此項工作實際由白壽彜負責。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後一種《宋史》出版（版權頁作1977年11月）。至此，點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雖然說這套整理本是現今最為通行的版本，但是顧先生從出版之初就表示還要重新點校，對很多史的校勘記被删除非常不滿，指出：“隻要用事實說話，不多說空話，就不能說是繁瑣考證。”顧先生曾說：“凡是一件有價值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一個人的生命不過數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創獲，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是以在學術事業發展的長路上，自己必須在前人的基礎上邁進一步，同時也應該推動後人更比自己邁進一步。”2005年，中華書局啟動了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并采用了對每一史另做“校勘長編”的方式，說明存在的問題以及處理的理由，不僅吸取了顧先生的意見，同時也是對顧先生最好的紀念。
四、龐大的《尚書》整理計劃
翻譯《尚書》為現代語，是顧先生“五四運動”後所發之宏願，幾十年從未忘卻，隻因生活動蕩始終沒有正式進行。1958年年底，《史記》标點完成。自1959年始，曆史所派給顧先生的工作任務就是整理《尚書》，而上司任務則由中華書局副總編輯蕭項平主持。1月31日，中華書局要求顧先生停止所有其他圖書的整理，務必将《尚書今譯》于9月交稿，為的是10月出版，可以向國慶節獻禮。
《尚書》整理工作手稿
6月25日，顧先生就《尚書今譯》的具體工作計劃，給金燦然、蕭項平等寫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長信，詳細說明了《尚書》整理的困難以及《尚書今譯》書稿完成的具體計劃，并希望中華書局可以配給自己兩個人：一個是進階助手，可以代為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一個是低級助手，代為鈔錄資料、謄鈔稿件以及繕寫鋼闆蠟紙。信末附錄為整理《尚書》拟聯系之四十六位專家名單，涉及研究版本、聲韻、文字、訓诂、文法、曆史、地理、天文、經學、子學各領域。因為在顧先生設想中，早已有一龐大的《尚書》整理計劃，即“《尚書》學十書”：①《尚書》校文，②《尚書》文字合編，③《尚書》集說，④《尚書今譯》，⑤《僞古文尚書》集證，⑥《尚書》學史，⑦《尚書》通檢，⑧《尚書》學論文選，⑨《尚書》簡注，⑩《尚書》學書錄，做出來的目的是“此後整理古籍者有繩準矣”。當然，這樣做的目的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對于中華書局而言，希望顧先生“作出最詳盡的解釋和最妥當的翻譯”，是以不厭其煩的提出問題，要求修改；對于顧先生而言，也“喜歡把材料搜得多，問題鑽得深”，因為“外國人研究中國學問也有鑽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經書設有專室研究，我若輕易下筆，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學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錯落在他們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勢必有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譽”，是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負黨的厚望”（1964年9月7日與陳慧、徐伯昕函）。這也就是後來中華書局給文化部函中所提出的：“考慮到顧在國内外有相當影響，他的助手問題似仍不能不加考慮。”
1959年7月8日，中華書局金燦然、姚紹華親自到顧先生家商談《尚書今譯》事，顧先生日記記曰：“今日金燦然同志來，态度甚好，允配給助手二人，幫助鈔寫，搜集資料及學習整理工作，此殊解決我心事。”從這一天開始，顧先生恢複了循序漸進的《尚書》整理工作。11月，中華書局派尹受來幫助顧先生任鈔寫，尹受工作努力，學習刻苦，顧先生十分滿意。後又派編輯孟默聞協助顧先生整理《尚書》。
是年7月，顧先生至青島療養，偶遇劉起釪，劉表示願意追随顧先生進行《尚書》研究。顧先生遂向中華書局提議，希望調劉來京為進階助手。為此，中華書局金燦然向周揚、齊燕銘等上司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等部門頻繁申請、聯系，商調劉起釪事。1960年的商調，因劉原機關不同意而未果。為此，1961年上半年，金燦然與南京史料整理處主任王可風面談。12月1日，又緻函文化部幹部司商調劉來京，并附“請調幹部登記表”一份，表中“拟調至何機關任何職務”一欄，所填為“中華書局作社外編輯、顧颉剛先生的助手”。
提議調劉起釪來京擔任進階助手的信函
1962年1月16日，文化部幹部司同意調劉來京。1月24日，中華書局緻函南京史料整理處，告知文化部已經準許中華書局調劉來京工作事。3月16日，又緻函南京史料整理處，詢問劉來京報到日期；23日，南京史料整理處緻函中華書局，告劉暫緩來京并要求寄回檔案材料。4月30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詢問劉不能到京的原因。5月7日，王可風複函金燦然，詢問編制及進京戶口問題；12日，劉緻函顧先生，謂得組織上正式通知，可調往中華書局。6月11日，金燦然緻函文化部齊燕銘、徐光霄，請求解決顧先生助手問題，徐批示謂“目前自外地調人有困難”；19日，中華書局緻函顧先生，告調劉進京事最近已向有關部門打了報告；25日，顧先生緻函金燦然，謂劉來函，并催辦調京。7月8日，金燦然緻函齊燕銘，催辦調劉進京；20日，康生辦公室緻函齊燕銘，送上劉緻顧先生信，齊燕銘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決。”8月6日，金燦然緻函齊燕銘并轉文化部人事司，附與王可風信拟稿；同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通知劉自己先行來京；7日，文化部徐光霄辦公室緻金燦然函，退回齊燕銘批示；9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通知劉可先行來京；17日，中華書局緻函文化部幹部司要求解決劉進京戶口問題；21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通知劉先行來京準備，戶口問題已報有關部門。9月7日，金燦然緻函齊燕銘，關于劉來京戶口問題，幹部司仍未上報；30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要求見信後即請辦理劉調職手續。10月5日，王可風緻函金燦然，謂南京史料整理處人員編制在科學院近代史所，已報北京所中，一經批示，即可辦理調出手續；8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劉幹部履歷表收到，要求轉來劉政治曆史問題和審查結論等材料；同日，中華書局緻函近代史所劉大年，希望得到支援，以便盡快解決，并電話聯系，獲同意；20日，金燦然緻電王可風，謂調劉函近代史所已發出。11月4日，劉緻函金燦然，報告緩期到京；6日，金燦然緻函王可風，詢問劉為何遲遲不來京，要求劉來京日期車次确定後先行電告，以便派人去車站迎接；10日，南京史料整理處緻函金燦然，謂劉本月15号前到京；22日，劉來京報到。顧先生日記：“劉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見北京添進一幹部之難，蓋市人委、文化部、宣傳部各關都須打通之故。”可見當時調一人之難，亦可見中華書局為顧先生配助手事之重視。
是年9月，中華書局特設一間辦公室，為顧先生專力從事《尚書》工作之用。自劉起釪來後，金燦然又先後緻函南開大學鄭天挺、鄭州大學嵇文甫，借調青年學者李民進入中華書局，與劉起釪一起協助顧先生整理《尚書》。直至“文革”起，此項工作被迫停頓，幸好所有資料未有散失。
1975年9月20日，顧先生日記：“起釪言，中華書局所拟出版計劃，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處審閱，主席言：中華專出古書，而古書有極難解者，如《尚書》非有十年時間不可。因令重拟。為此，這個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但我體已衰，隻能幫起釪找些資料，由他作主幹。”10月21日，顧先生改劉起釪《尚書今譯》計劃書。至此，《尚書》研究工作，開始逐漸恢複。
1980年12月25日，顧先生逝世。劉起釪獨立擔負《尚書》整理工作，中華書局編輯部曾告誡劉：“應該完全摒棄一切外力邀請寫的東西，消除幹擾，杜絕一切外骛，全心全力整理《尚書》。”中華書局編審楊伯峻生前給劉最後一信，也勉勵其務必完成，“不可使千秋萬代有所責望”！劉起釪積三十年之心力，耗二十年焚膏繼晷之功，至1999年10月終于完成了《尚書校釋譯論》這部皇皇巨帙，并于2005年4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實作了顧先生“最後才下手去作”的“《尚書》全書的考定”工作。
顧颉剛（右）與劉起釪（左）
五、從《史林雜識初編》
到《顧颉剛全集》
1955年，顧先生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約，整理《浪口村随筆》。并得于鶴年等人相助，于1961年2月編定《史林雜識初編》。後因出版社分工，該書轉由中華書局出版，1964年1月24日顧先生見到樣書，日記記載：“《史林雜識》今日始見到，中華印刷，清楚悅目。此為中華書局出版予寫作之嚆矢。”顧先生自認為該書優點有二：
“随時随地可以提出問題，亦随時随地可以解決問題，牖啟青年治學興趣，一也。文辭雅而能俗，謹而能肆，莊而能諧，開文言文之一派，二也。”首印2200冊，兩星期即售罄。後編《史林雜識續編》，可惜未成。
1961年8月，中華書局金燦然、蕭項平向顧先生建議，除出版其《尚書今譯》和《史林雜識》外，更應将其一生著述編為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顧先生日記1962年6月7日記載，本年需向中華書局交稿中有“古史論文集（地理）”一種。是年11月，中華書局與顧先生簽訂《尚書今譯》、《古代地名彙考》和《近三百年著述考》三書約稿合同，顧先生回信中說：“承你局好意，允許接受我這三部稿件，真是我極大的光榮。”可惜都未成。
197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請顧先生作《工作規劃》，其中就有“修訂已發表的論文和未發表的文稿，編成分類文集”的規劃。後中華書局又重申前議，顧先生即請助手王煦華拟編《古史論文集》目錄（拟編六冊）；并于1980年5、6月間，親自編定《古史論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于1988年出版《古史論文集》第一、二冊，1996年出版第三冊。
自顧先生逝世後，顧先生的助手王煦華與顧先生的女兒顧潮、顧洪三人負責顧先生《全集》的收集整理工作。
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集》整理初具規模，由于受當時條件所限，中華書局未能接手。《全集》遂落戶江蘇某出版社，該出版社經過數年排校，面對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出版的遙遙無期，選擇了中途退出。
顧先生在1979年4月13日的日記中提到：“予之心事有三部書當表章：一、吳燕紹《清代蒙回藏典彙》，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紀》，三、錢海嶽《南明史稿》。”2003年7月起，中華書局先後将此三書納入出版計劃，并分别于2005年（《清代蒙回藏典彙》）、2006年（《南明史》、《明元清系通紀》）先後出版。
其時，中華書局聽聞顧先生《全集》将由山東某出版社出版之後，非常遺憾。2005年1月21日，當聽聞該出版社已放棄了出版顧先生《全集》計劃時，中華書局及時與顧潮老師取得電話聯系，始知是山東兩家出版社将聯合承擔此項目，而此時這兩家出版社的負責人正在趕往她家——簽顧先生《全集》出版合同——的路上。中華書局表達了願望，得到了難以形容的了解與支援！顧潮老師說：“多少年來，就是想讓你們出！”這一次，終于不再放棄。三天後，中華書局與顧潮簽訂了《全集》的出版合同。
經過六年編輯、校訂，在顧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紀念日，中華書局出版了《顧颉剛全集》。這一切，冥冥中似乎自有天意！
作者簡介
俞國林，浙江桐鄉人，編審，中華書局學術出版中心主任，2001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撰著《仰顧山房文稿》《天蓋遺民：呂留良傳》《呂留良詩箋釋》，點校《呂留良全集》《四書講義》《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演《但是還有書籍》（第一集）。
—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11年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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