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變”也必然是“一家之言”
文 | 楊照
來源 | 《講給大家的中國曆史》
01
一個民國傳奇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曆，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國小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并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系年》一書。
錢穆之是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名噪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颉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戴着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僞造作假的痕迹，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功夫。
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僞”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于許多推論必定流于意氣、草率，于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達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編年”的成就。
很明顯，《先秦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擊了《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颉剛讀了《先秦諸子系年》，也立刻了解了錢穆的用意。
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還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
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說：“此文不啻特與颉剛诤議，颉剛不介意，既刊餘文，又特推薦餘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
裡面牽涉那個時代學者對于知識學問的熱情執着，也牽涉那個時代學者的真正風範，還牽涉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于重視學曆的開放氛圍。沒有學曆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個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大。“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曆史系必修課，北大曆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将自己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
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曆史接續起來的，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國通史”課秦漢一段曆史的錢穆，不同意這個做法。他公開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貫通地了解中國曆史？
學生被錢穆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将“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來隻是個國小教員，靠顧颉剛提拔才破格到北大曆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經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個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曆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在抗戰中随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02
通古今之變，必然是一家之言
由《國史大綱》的内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曆史系讓他教的理由。
那不是他狂傲，而是他對于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曆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兩千多年，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于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于如何收集兩千多年來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于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于“有意義”。隻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留下記錄可供後世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
更重要的是，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之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為什麼要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于有意識地進行選擇，并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是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于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以至于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
排出“因為／是以”來，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曆史也就能夠借此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就是要從規模上将曆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是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是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找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
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或者通過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如何回答那些隻有放在曆史長河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
“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衆多可能觀點中的一個，借由曆史的叙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
不一樣的人研究曆史會看到、突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着落了。
03
重新認識中國曆史
這也是我明顯不自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曆史的勇氣來源。
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曆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曆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曆史的一個故事。
我說的，隻是衆多中國曆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述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一言以蔽之，這個道理是“重新認識”。通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或大衆傳媒，一些讀者對中國曆史有了一些基本常識和刻闆印象。我試圖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曆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曆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有多大的差距。
在選擇中國曆史叙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紮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闆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并運用到研究中國曆史中所累積的豐富成果。
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曆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曆史常識中，以至于21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曆史的認識，竟然還依循100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
“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曆史”的态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
學曆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用于考試時答題？這樣的曆史知識一來在網際網路上随時都能查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
還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曆史故事、曆史戲劇？這樣的曆史，固然有現實聯結，友善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于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曆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曆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要探究How和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
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和Why，曆史不可能離開事實叙述而隻存在理論，然而曆史也不可以、不應該隻停留在事實叙述上。隻叙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将事實說得多麼生動，也無助于我們從曆史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行為邏輯。
借由述說漫長的中國曆史，借由同時探究曆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當下的文明、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讓讀者确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内在的多元樣貌。
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面貌。這些曆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面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曆史的豐富變化之前，先别将任何關于中國的看法及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04
講給大家的中國曆史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曆史，一邊解釋曆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
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隻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資訊，将其當作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曆史知識的來曆常常和曆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13冊，能夠成書的最主要原因是台灣“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課程前後橫跨5個年頭。
換句話說，從2007年第一講算起，我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在10年備課及授課過程中，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消化關于中國曆史的研究的各種論文及專著，并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曆史叙述與讨論中。
明白地說，我将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隻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沖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行中國通史題材，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這套書有将近200萬字的篇幅，時間範圍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夾雜了許多錯誤。
我隻能期望将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于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抛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将中國曆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