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勝舟
“九·一八”事變前夕，鄭振铎告訴顧颉剛，“滬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個背景老闆，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顧颉剛也”。三個老闆都兵強馬壯，各據一方，名揚全國學界。胡适有銀子，是北大文學院院長，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掌握美庚款；傅斯年有機構，通過史語所一手抓胡适的美庚款，一手抓朱家骅、杭立武的英庚款；顧颉剛有成就，擅長辦學術刊物，能出學術成果。
三位老闆招攬“員工”的風格也各有千秋，“胡适憑名誘人，傅斯年借勢挖人，顧颉剛以情動人”。傅老闆與顧老闆是北大同窗、新文化運動幹将，并肩奮戰在新潮社，一起籌備中山大學語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令人惋惜的是，兩人沖突不可調和，相背而行。傅斯年霸氣側漏，先後與魯迅、顧颉剛鬧掰。
魯迅負氣出走中山大學
魯迅對顧颉剛成見極深，勢同水火，多次對顧進行嘲諷、攻擊：“此輩的陰險性質是不會改變的，自然不久還是排擠，營私。”顧颉剛鼻紅，俗稱“酒糟鼻”。魯迅在私人通信中，經常不厚道地以“紅鼻”、“鼻”、“赤鼻”代稱顧；甚至把顧惡喻為“梅毒”，稱“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
魯迅
1921年底，魯迅在《阿Q正傳·序》中影射，“阿Q”之名為“阿桂還是阿貴呢？”“隻希望有‘曆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門人們”将來考定。顧颉剛女兒顧潮在《曆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颉剛》書中回應，“這便是譏諷那年春天胡适著《紅樓夢考證》而父親助其搜羅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魯迅又在小說《理水》中，塑造一個可笑的“鳥頭先生”，“鼻尖漲得通紅”、“鼻子紅到發紫”、“紅着耳輪和鼻尖”，影射挖苦顧。所謂“鳥頭”，由“顧”（顧）字拆分而來。據《說文解字》，“雇”是鳥名，“頁”本義是頭。魯如此憎恨顧，甚至以顧的生理特征反複進行人身攻擊，主要緣由是涉及中國現代文學史一樁公案。
《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原創的史學名著，例如一針見血批評《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魯迅去世之後，蘇雪林惡毒攻擊他。經常被魯迅罵的胡适，依然公正地為魯辯護：“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顧颉剛卻認為，此書引用日本學者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大意，卻未注明，涉嫌抄襲，告知魯迅的論敵陳源（按：筆名陳西滢）。陳如獲至寶，1926年1月30日，在《晨報副刊·緻志摩》中公開披露，指責魯迅抄襲。
魯迅極其憤慨，視為奇恥大辱，一直難以釋懷。顧颉剛在日記中分析，魯迅“妒我忌我”、他受魯迅“排擠”的原因有四條，居首之條就是“揭出《小說史略》之抄襲鹽谷氏書”。
2月1日，魯迅發表《不是信》公開回應，“鹽谷氏的書，确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
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魯迅重提此事：“‘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并且交‘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離世前44天又說：“我的怨敵可謂多矣，……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918年5月15日，周樹人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發表，首次以“魯迅”為筆名。傅斯年在《新潮》上（按：發表時署名“記者”）稱贊《狂人日記》，“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
“五四運動”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稱贊，“《新青年》裡有一位魯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實在是《新青年》裡一位健者。”其實，“魯迅”、“唐俟”都是周樹人的筆名。一般而言，周樹人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署名“魯迅”；發表雜感和新詩，署名“唐俟”。
1919年4月16日，魯迅回函傅斯年，自謙“《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同時對《新潮》辦刊提出多條意見，如：純粹科學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對于中國的老病刺它幾針”，“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新潮》裡的詩，寫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是以有點單調”。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猛将、戰友，無論是魯迅的“呐喊”，還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個默契的共識：“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破破中國的寂寞。”
傅斯年恃才傲物，領袖欲很強。留學前，他相對收斂，對魯迅以師禮恭之敬之，回函魯迅，落款是“斯年敬複”。留學時，已流露出對魯迅不敬，或者說魯迅的光環，對他而言已不複存在。他緻函羅家倫說，“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按：通伯為陳西滢字，大周指周樹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學後，傅斯年回國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羽翼未豐，就與中文系主任、教務主任魯迅直接過招，正面沖突。1927年6月27日，顧颉剛在緻傅斯年信中評論，傅在中大“以其縱橫捭阖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籍，遂成一校領袖，雖魯迅不能勝也”。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堅持下，不顧魯迅的堅決反對，堅持要把魯迅“向來瞧不起”、“眼中釘”的顧颉剛，聘為中大教授，“辦中國東方語言曆史科學研究所，并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1927年4月初，聽到顧可能要來風聲的魯迅，就在中大揚言：“鼻來我走”、“顧某若來，周某即去”、“他來我就去”；同時抱怨“傅拜帥而鼻為軍師，陣勢可想而知”，“先前竟想不到（傅）是這樣人”。
顧颉剛心中有數，他能頂住魯迅的強壓，進入中山大學，幸虧“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他向胡适老師報告，“來粵後，孟真強我為史學系主任”；也自嘲在廈大、中大“到處受排擠，精神上沒有一天安甯”，“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麼孽，到今世來受幾個紹興小人的播弄”。
魯迅不僅與顧颉剛的沖突難以調和，更與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學校方的政見分歧日益擴大。1927年至1928年，國民黨用暴風驟雨的手段血腥“清黨”，“對國民黨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贊同，而魯迅反對）使他們逐漸疏遠”。時任中山大學教授何思源回憶：“我曾見傅斯年與魯迅吵鬧，傅大哭大叫。”
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清黨之後，留守廣州的李濟深、李福林等發動“四·一五”清黨。4月15日，中大學生被捕數百人。下午，魯迅以教務主任名義召開營救被捕學生的緊急會議，說：“我們應當像是學生的家長，要對學生負責。希望學校把他們保出來。”
坐在魯迅對面的朱家骅反對：“學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與政府對立。”魯迅反駁：“‘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惜發動全國罷工罷市，那時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參加過，我們都是‘五四’時候的人，都是‘北大派’，為什麼現在成百成千的學生被抓走，我們不營救呢？”朱家骅繼續堅持：“那是反對北洋軍閥，現在是我們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上司地進行。”
緊急會議不了了之。4月18日，顧颉剛抵中大，火上澆油又刺激魯迅。4月21日，魯迅提出辭職。傅斯年随即因魯迅反對顧入中大、學生抱怨他擠走魯迅，也提出辭職。魯、傅兩人各自以辭職要挾中大，主持校務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準許魯迅請假離校；派顧颉剛攜款到上海、北京為學校收購舊書避風頭；又讓學生表決魯、傅、顧的去留。三人皆名師，“中大學生開會結果，主張三人皆留”。魯迅負氣未複職。
1927年5月30日，魯迅在緻章廷謙信中否認他離開中山大學和政治有關，指責顧颉剛、傅斯年“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于政治而走之宣傳”，他對“因‘親共’而逃避”等流言懶得一駁，“‘管他媽的’可也”。
但據當今的中山大學官網“學校概況·中大校史·掌校人·朱家骅”專欄披露，魯迅來到中山大學，和政治密切相關。他受聘中大教授，是陳獨秀之子、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力挺。1926年8月，陳延年決定，恽代英、鄧中夏代表中共廣東區委，請朱家骅出面電報邀請魯迅到中山大學“訓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魯迅與許廣平離開廣州，赴上海定居。
傅斯年與顧颉剛分道揚镳
一山難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傅斯年評論，“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顧颉剛的“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曾對羅家倫、姚從吾等研究史學的行家稱贊，“颉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又告訴中山大學的同學，“顧是北大文科十餘年中畢業學生最能學問，最有成就之一人，我自己斷不敢望。”
顧颉剛
作為《新潮》戰友，顧颉剛曾對傅斯年說：“我在師友中，最敬愛的是你。……希望你有暇時再常常拿我教誨教誨，教我勉向正當的路上去。”又自稱“是一個忠實的社員”，多次緻函與傅讨論雜志的風格、内容。例如與傅共勉，“總希望我們的《新潮》雜志有真摯濃密的感情，去感動社會”；直言“這幾期你同志希（按：羅家倫字）都傾向文學方面去，我有些失望”。
排擠走魯迅後，傅、顧隻共事七個月，就因性格沖突和學術分歧交惡。1928年，顧颉剛在給兩人老師胡适的信中，多次表達對傅斯年的不滿。“孟真為人，能讀書，能辦事，而太不上軌道”，“他的多材多藝适使他毀壞了自己。我們屢屢諷他，但他終不能聽”。拜托胡适“請勿把我對于他不滿的話告他，因為他的脾氣太壞”。
4月29日，兩人沖突總爆發。顧颉剛當天日記寫道：“予之性情有極沖突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願我辦事，又不願我太管事，故意見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1973年7月，顧颉剛又補記1928年4月29日兩人惡語相罵的原委：“孟真乃以家長作風淩我，複疑我欲培養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服，于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于破滅。”
8月20日，顧颉剛寫五千字長信向胡适訴苦、告狀，傅斯年反對他去燕京大學，“罵我忘恩負義”，甚至威脅“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顧也不是吃素的，倔強地表明，“孟真對于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過生活。結果不但支配無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時的甜夢，怨恨我的自由已為名缰利鎖囚禁了！”
這封信是回複兩天前收到的胡适來信。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驕傲緻樹敵”，似乎偏向傅斯年有理些，更讓顧颉剛心裡憋屈，堵得慌。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載：“寫适之先生信，約五千字，直陳兩年中痛苦”；“耿耿此心，每不為師友所解，強予辦事，失其故我，奈何！”
1929年2月，顧颉剛不辭而别，悄悄離開廣州，來到北平。同年9月，被聘為燕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再分别緻信戴季陶、朱家骅，辭去中山大學教授。傅斯年念念不忘這位才華橫溢、不聽指揮的同窗，一直想把他再網羅至麾下。
顧颉剛毫不動搖，好馬堅決不吃“回頭草”，3月25日請求胡适“勸孟真不必拉我，我非與孟真有意見，蓋急欲在種種束縛中拔出此身也”。中間這句話言不由衷，也糊弄不了胡适，兩個學生何止有意見？沖突不可調和，已鬧得一拍兩散。
傅斯年不死心，趁10月10日與顧颉剛一起去陳建功家看灤州皮影戲時，勸顧回中研院史語所專任研究員，月薪四百元。顧依然拒絕，在當天日記中流露真實想法：“予既已脫離是非圈矣，何苦複投入耶！”
1931年，傅斯年又琢磨聘顧颉剛為北大教授，顧還是拒絕，并寫信告訴胡适三個理由：一、聽說孟真有意聘錢穆為北大教授，我問了錢，錢也願意；二、我所能教的功課，錢都能教，而且錢的學問比我笃實；三、北大如請錢，比請我為好，因為我有流弊而他沒有流弊。
傅斯年、顧颉剛這兩朵“奇葩”愛恨交織，性格都有剛烈倔強一面，沖突螺旋式深化。互相知根知底，性格缺陷也了如指掌，是以互掐極其情緒化，典型的“針尖對麥芒”。有時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般，為日常瑣事摳氣，也會故意為對方“挖坑”。
傅斯年
顧颉剛鐵了心不再和傅斯年在廣州的史語所共事，擺脫傅的束縛和行政事務，隻做中研院史語所特約研究員，一門心思留在美國人主辦的燕京教會大學做學術、寫專著。在教會大學教書、念書，不等于做亡國奴，更不等于賣國，這是常識。傅斯年怒了，寫信給顧，故意找茬：“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記中反唇相譏：“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辨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
六天之後，顧颉剛沒憋住，還是要辨一辨。他在為燕京學生期末監考時，起草一封緻傅的回函，開篇就抱怨“知我者莫如兄，不知我者亦莫如兄”，還新賬老賬一起算，宣洩不滿：“弟生平從未受過此等氣，眼前為之發黑。兄對我既如此，論理正當絕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則深記”，“弟非奴顔婢膝之流，決不會成洋奴”。
顧信中翻出的“老賬”，被氣得“眼前發黑”、“論理絕交”，就是一個接站的瑣事，在旁人看來，并不嚴重。傅斯年從上海到北平，顧有感于他數月前曾長堤相送，“往而不來，非禮也”，自己到火車站迎接。
沒想到傅斯年把他的好心當成驢肝肺，當着他和趙元任的面，提議次日一起到車站接清華教務長楊振聲，謀個清華學校的職位。其實是拐彎抹角譏諷顧鑽營，來接站有其他目的，想謀清華教職。因為傅本人是史語所所長，不會向清華求兼職；趙元任已是清華教授，無需向清華求職。顧當然聽出傅的弦外之音，現場隐忍不發飙，卻一直憋在心中，憋到6月18日，終于憋不住，累積怨氣一并爆發。
6月18日這封監考時寫的長信沒有發出，相當于寫了篇日記。原來是顧颉剛的原配殷履安“勸勿寄，免多口舌，（予）聽之”。傅斯年卻沒完，6月24日向顧坦白交代，他6月12日寫信，是想挑逗刺激顧回信。竟然沒收到回信，出乎意料之外，不像顧“鬥士”一貫的态度。顧在日記中承認，傅斯年“此誠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1941年，傅斯年因嚴重高血壓症，在重慶中央醫院住院，自己、友人都對病情不樂觀，更不能動怒。顧颉剛前來探病慰問，這兩個極其自負、極其倔強、極其急躁的“老闆”，竟然在病房中，因争奪學者、人才而吵架，鬧個不歡而散，關系更僵。
顧說氣話，“非破壞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壞北大為目的，“今後不能不與之絕交”。6月18日，傅斯年還緻函朱家骅，指責顧颉剛“近年負其名字之文，多出他人之手，編輯亦是人代為之”，“凡與颉剛共事，最後總是弄到焦頭爛額”。
中研院首屆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顧颉剛最信任的學生和助手趙貞信緻函老師，談及當年中山大學同人評論顧颉剛、傅斯年：“論居心之忠厚當推吾師，若任人之适當則吾師不如傅先生，以吾師每行煦煦之仁而傅先生則斷制嚴厲而賞罰分明也。”
趙的個人之見，傅斯年、陳垣的問題在于，“彼數人皆量小、有私、好專”；顧颉剛的問題在于，“感情極易沖動，使所行之事未能恰當”，“既不能識人，又不能察勢”，“小材大用，常材奇用”，“謙虛其外，倔強于中，恣情任性，直意孤行，緻多方樹敵，親近解體”，“于愛之時，則任之必過，及其衰也，又恨之極甚”，“好大喜功之性情，今與昔同，故每立一業，創一事，必有一張許多人之名單，必有一個大而難成之計劃”，最後這個計劃又“打水漂”，被人譏笑。
一周之後，趙貞信又緻函顧，感慨老師“頗受書生氣之累，其得罪人之處，亦頗多意氣用事”，“機權二字，吾師遠不及馮芝生（按：馮友蘭字）、傅孟真諸先生”。1943年9月7日，顧颉剛記下“良友之言，當銘座右”。
1946年12月16日，為慶祝次日的北大校慶和胡适生日，在南京的百餘名教育界人士餐叙。傅斯年出席并緻詞，和顧颉剛握手時，不知有意還是無意，“摔轉了頭頸”。敏感而自尊的顧難以釋懷，當晚10時在給續弦張靜秋的家信最後，直呼其名痛斥：“傅斯年真不是東西”，“這個傲慢的人遲早要失敗的，他失敗之後必然又來趨奉我了”。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開始遴選首屆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個推薦人文組候選院士的名單。溫潤謙和、廣結善緣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國治病的傅斯年一點不矯情，當仁不讓。他緻信胡适，列出人文組21位候選院士名單，其中史學6位，在著名的“史學二陳”（陳寅恪、陳垣）之後，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見兩者性情、為人、處事的差異。
傅斯年确實“霸”，但瑕不掩瑜，很多時候“霸”是基于公義、公心、公事。雖然傅、顧關系早已惡化，疏于往來，但在傅斯年的推薦名單中，不計前嫌，隻論學術，依然提名顧颉剛，而且在“史學”中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後。反而是胡适的推薦名單中，未提名顧颉剛。結果沒有懸念，胡、傅、顧這“三個老闆”，都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客觀而言，胡适、傅斯年在教育界、學術界形成了以他們為中心的派系、圈子，未“入圈”的學者容易被邊緣化，學術資源、學術進步的空間小很多。幸好他倆的人品、眼光相當過硬，重才、識才、舉才。以中研院首屆院士提名為例，胡适提名院士17人，有14人當選；傅斯年提名院士21人，有19人當選。
（原文注釋從略）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