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代，出過一位通才，他就是劉鹗。其學識博雜，精于考古，長于文學，并在算學、醫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類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學者譽為“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慈善家”。
胡适先生曾概括劉鹗的一生，稱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認，三是請開山西的礦，四是賤買太倉的米來赈濟北京難民。”胡先生沒有提到劉鹗的另一件大事，即他還寫過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殘遊記》。
作為罕見通才的劉鹗涉獵了衆多領域，著述頗豐，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産。除《老殘遊記》外，劉鹗還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術》，治河著作《曆代黃河變遷圖考》、《治河七說》、《治河續說》，醫學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詩歌集《鐵雲詩存》等。
然而，劉鹗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精明強幹的他屢遭官場陷害，同時又因為他賄賂官員，給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敗”之譏。他參與洋人開礦等事情，又被民間直呼為漢奸。其雙面人生，令人唏噓不已。
劉鹗是近代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在列強頻頻入侵的晚清大變局中，他為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群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漸走向富強。他給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後來與劉鹗結為了兒女親家）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觀點聽似有理，但将國家礦藏資源的開發權交給外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更為當時的朝野所不容。
那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豐富的礦藏虎視眈眈，以掠奪資源來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倫敦注冊後，創始人羅沙第便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進行公關。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國官場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務的總經理。他的好朋友、中國招商局總辦馬建忠就向他推薦了劉鹗。馬建忠還幫助劉鹗與晚清重臣李鴻章及其兩個兒子搭上了關系，獲得了足夠分量的政治支援。
這時的劉鹗，曾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到湖北商辦蘆漢鐵路，但卻玩不過盛宣懷的手腕，受排擠落馬；随後他又上書直隸總督王文韶，建議修築津鎮（鎮江）鐵路，卻卷到鎮江鄉黨的内鬥中，惹了一身騷。
劉鹗還因進京行賄而在京城官場中留下了相當負面的評價。他曾帶“字畫數十件餘”前往行賄身居高位的另一老鄉翁同龢處，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則“日記”為證：“劉鹗者，鎮江同鄉，屢次在督辦處遞說帖，攜銀五萬，至京打點，營幹辦鐵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畫數十件餂餘。記之以為邪蒿之據。”
劉鹗行賄翁同龢，自然是為了“承包”鐵路工程，沒想到翁同龢高風亮節，不念同鄉之誼，不為重金所動，還在日記裡把劉鹗的這一醜行記錄下來了。
是以，當羅沙第來北京時，在總理衙門工作的劉鹗正郁悶不得志呢。經馬建忠牽線，自然一拍即合，劉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華人經理，開始了其頗受人诟病的買辦生涯。
劉鹗的買辦生涯伊始，他的親家毛慶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經居中幫忙。毛慶蕃是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的親信下屬，劉鹗與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轉。翁同龢對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時向劉鹗透露。高子谷雖然是劉鹗在總理衙門的同僚，但他身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孫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劉鹗可比。王文韶以軍機大臣身份兼管外務部之後，高子谷掌管着外務部的電報密碼本。清廷高層關于福公司事務的機密文電，他都會在第一時間告知劉鹗。
曾經商海的劉鹗是操作高手，善于打擦邊球，去繞開政策之限制。當時礦藏是嚴禁外資染指的，劉鹗便想了個辦法：煤礦在名義上還是國有，自己開采，但因為資本不夠，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銀一千萬兩，福公司因之而獲得了山西盂縣、平定州與潞安、澤州兩府屬礦六十年開采權中利潤的50%，并承擔其間所有的開支。合同名為“籌借洋債”，但既沒有規定還款期限，也沒有規定借款利息，實質上就是變相賣礦，于國于民皆不利。
劉鹗的此舉，自然侵害到了山西當地窯主們的利益，大家義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強烈指責劉鹗的此舉實為賣國行徑。山西的窯主們廣為發動各種社會關系，山西籍的京官和舉人們交章彈劾，聲勢浩大，當時正是華北仇外氣氛活躍，朝廷也是保守派當道，于是，山西巡撫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劉鹗則被開除公職。福公司也暫時偃旗息鼓，被迫停止營運，直到義和團運動後才在山西重新運作，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山西之礦中飽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煩，使劉鹗汲取了教訓。痛定思痛後，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變。福公司的河南業務相對比較順利。在河南，劉鹗低調地躲在幕後，讓他的親家、分省補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檢讨吳士钊，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豐公司”，豫豐公司一無資金二無礦址，其實就是專為福公司繞開外資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頂“紅帽子”。随後便是“标準流程”：豫豐公司向福公司“借款”開礦，由意大利公使薩爾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員的大力配合下，很快獲得朝廷準許，開設了焦作煤礦。劉鹗成了福公司的紅人，忙得不亦樂乎，不僅幫着修訂焦作煤礦章程，還協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買辦們”的工作和報酬等，深深參與到煤礦的實際管理中，在為國人所痛恨的買辦路上越走越遠。
戰果輝煌的福公司中國業務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礦，浙江衢、嚴、溫、處四府煤礦鐵礦等業務中，劉鹗都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上蹿下跳，左右逢源，幫着福公司四處打點，被民間直呼為“漢奸”。先富起來的劉鹗也先後在上海自辦商場、紡織廠，但都失敗；随後幹脆和日本人合作在東北開設鹽場，違反國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鹽的北韓，牟取暴利，也幫了日本在朝殖民當局的大忙。又私自拜見日本使節要人，并多次東渡日本，這些都構成了他的人生污點。
1900年，是中國農曆庚子年，這一年夏天，中國與當時世界上8個主要強國之間爆發了一場戰争。這場100多年前爆發的動蕩也被中國人稱為“庚子國變”。庚子之變發生，慈禧太後倉皇西逃，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恣意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北京居民同時還面臨饑餓威脅。劉鹗于八月冒險北上，九月初抵京後，緻力救濟并參與和議斡旋條款。當時北京市面上無糧可供，劉鹗從上海購糧食經海路運至天津，再運到北京。他創辦了平粜局，一面粜，一面赈。時俄軍占領北京太倉，因倉内有老鼠，俄軍揚言要舉火焚燒，劉鹗緊急聯合其他赈濟團體集款，将太倉存米全部買下，作為平粜，救下許多人的性命。不料後來此舉成為劉鹗“盜賣太倉官米”的一大罪狀。
1905年，劉鹗與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合夥買下江浦縣九濮洲3890畝地皮，其中劉鹗名下為1945畝，并辦理了執照。劉鹗認為這個地方将來會成為商貨吐納之所。江浦有個豪紳陳浏，曾做過五品京官。這時朝廷決定築津浦鐵路，以浦口為終點，地價勢将攀升，他見劉鹗買了浦口附近的地皮，占了便宜，便設計通過京中禦史吳文翰将禀帖投到軍機處、外務部、郵傳部，控告劉鹗“私集洋股，攬買土地”，欲将劉鹗置之死地。
于是劉鹗被抓拿歸案，後被流放到迪化（今烏魯木齊）。
在迪化期間，劉鹗在行醫診病之餘，還經常與當地的文人墨客詩文唱和，可惜現已大多失傳。他還發揮其叙景狀物的特長，用對聯的形式為後人勾勒出一幅維妙維肖的清末迪化風土圖，令人歎為觀止：“流水小橋催釣影，春風深巷賣花聲。”
1909年七月初八，劉鹗突然中風，于貧病交加中逝于迪化，終年52歲。三年後，大清國也同樣急性中風而亡。（劉繼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