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當代鄉建的精神核心是自由與包容

2001 年對中國來說是個大年，對我們的同胞台灣來說也是個大年，因為 2001 年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在同一個半天、相隔一個茶歇加入了 WTO，主動納入全球化，共同承載全球化的成本轉嫁。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重新開機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截止到目前，中心參與建設的市縣級的鄉村建設試驗區就已經達到10 多個，涉及到近 50 個村；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也積極參與，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社會運動。

目前的工作包括五個主要内容：一是在農村開展有組織的生态農業，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費者的有機消費合作；三是協助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務中心；四是動員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下鄉支農；五是複興農村文化。這五大系列綜合協調，構成現在中國大陸上的大鄉建系統。

當年梁漱溟、晏陽初都說我們下鄉來要搞農民運動，結果發現農民不動。凡是下過鄉的人都知道，要想讓農民動起來是很難的，尤其是發動合作社，如果不能馬上見到眼前的好處，一定不跟你幹。你想讓他搞有機農業、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讓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是以，我們最開始在村裡發動合作社，搞有機農業，一定要靠我們自己先做起來。同時，要從文化活動入手，文化建設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工作。組織了方方面面農民所需要的社會組織，像老年協會、婦女協會，而不是上來就搞合作社。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國家戰略中，開始講生态文明，講可持續發展，講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很多大企業也以有機生态作為自己的 LOGO。

發動青年學生下鄉去動員農民，讓他們加入合作社。此外，就是在城市郊區開展多樣的市民農業。如果按照傳統的把農業作為第一産業的經濟觀點，農村是活不起來的。如今執政黨談生态文明，也認同農民組織化，鄉村建設走到今天，可以做一些經驗總結和歸納了。

最近，我們利用國家推進新農村建設戰略這樣一個曆史性的機會，開展了一些和百年來的激進的現代化程序有關的、去激進化的鄉村建設的經驗總結工作。雖然沿用了“鄉村建設”這一概念，但其實際内容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鄉村全面複興。

這一百年來，鄉建過程本身是一個社會多元化群體在鄉村建設這個大的平台上互動交流包容、最終走向大衆民主的社會運動過程，源于我們對于激進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種實質性的不認同。無論是以什麼程式和形式實作的精英治理，都帶有精英專制的特點，這是不可避免的。而隻要是精英治理，一定會出現所謂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資本化的過程一定是少數資本占有者獲得利益，社會資本的資本化過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

但是，目前在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大衆民主的成功範例，因為大衆的利益是更為多元化的、更難整合的。

按照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國大陸的“大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義為小資産階級，而小資最難形成所謂的自覺階級。它不是一個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社會群體，每一個小資的利益都很小且必然目光短淺，很難讓小資們達成一緻。他們往往會跟随着任何與主流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态的宣傳，把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口号。很多學者都認為自己是站在大衆的立場上為大衆呼籲，但大衆本身卻幾乎無立場。

是以當我們從事當代鄉村建設時，繼承前輩知識分子的理念，認為這個平台本身應該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平台，是自由進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種精英群體所壟斷的，它應該是大衆的旗幟。但當大衆擎起這面旗幟的時候，又能看得到每一個高舉這面大旗的個體背後都有蠅營狗苟的一面，得承認小資的一面，承認他們才是大衆民主的主體，那才有可能真正意義上實作包容。

知識分子内心深處的道德感往往很難接受這個道理，是以鄉建者總說，我們隻不過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衆民主，想讓人民有意識規則、形成自我組織、具備自主的力量，就一定要有一個漸進的包容過程。

我常說，鄉建本身就是一個“四無”平台：沒有上司班子、沒有上級組織、沒有人固定做籌資、沒有紀律限制——進退自由、得來就來、得走就走。在管理上，我們倡導大衆民主，講究多元文化。如今鄉建在全國各地200 多所高校中已經建立社團，加入到支農活動的青年學生已經有 20 多萬，形成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青年動員。

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知識生産、教育是否還能符合現實的需求？這種教育已經被當年的陶行知先生批評過了，他說——“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裡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

1926 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誨，今天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