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完全同意中央強調的通過實施鄉村振興來緩解相對貧困的決策。
之前我們解決了上個世紀留下的絕對貧困的問題,現在進入了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城鄉要素市場的自由流動客觀上也正在變成現實,城鄉融合發展将會是一個必然趨勢。一些村子人口大量減少,很多村落民居已經拆除,農民也逐漸納入城市化。但有些地方精英對民居的保護和改造不僅傳承了傳統文化,更是将城市人吸引到此從事民宿、餐飲、休閑、文創等新産業,形成新業态。過去“舊階段”要被廢棄被拆除的資源性資産,在“兩山”理念的貫徹下的“新階段”成了無價之寶。具體來看:
“舊階段”的特點是隻把農業當成第一産業,隻把“農民”這種身份簡單的當作第一産業的勞動力。也是以,要想讓農民在這樣的生産活動中獲得長期穩定的現金收入并且趕上平均水準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轉變生産方式毫無意義。如果看“新階段”,中國正處于資源經濟、産業經濟、金融經濟的融合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告别産業經濟進入金融經濟,而這對我們國家來說是高不可攀,也是難以融入的。于是針對這一階段的老沖突便提出了農業供給側改革,其結果是使農業結構性過剩與面源污染互相惡化。過去一些幹部和學者按照老階段、老理念、老格局繼續加強這種已經結構性過剩的産業很多,現在真正要轉到新階段了。
而“新階段”政策調整中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從過去産業資本階段,将由于資本極度稀缺而派生的“親資本”轉到目前資本過剩條件下的“親民生”、“親貧困”和“親生态”上來。盡管中央一再強調發展要始終以人民為中心,但各級政策仍然延續着以資本為中心的理念,如果繼續這種情況下要強調反貧困是很難的。或許隻有從政策理論和教育教育訓練的指導思想上真正發生轉變才有可能實作。
現在很多地方設計系統政策,主要的根據是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的“新鄉村建設行動”中“如何把産業留在縣域,讓農民分享産業縣域化的收益”進行的。但這個的關鍵是要讓資本為民所用,而不是讓民為資本所使,這是新舊階段最大的差别。是以,要讓農民獲得長期的财産性收入,就得按照五中全會要求“讓産業留在縣域”,那就需要把“縣鄉村統籌規劃”納入“新鄉村建設行動”。通過“三變改革”形成一個能夠将農村中長期形成的沉澱資産活化并形成可交易資産的縣域經濟新格局。讓鄉村經濟實作生态資源貨币化,進一步讓縣域平台實作“生态資本深化”。總之,我們一定要有一套成體系的改革方案,才能讓農民真正從中獲得長期的财産性收入,全面化解貧困問題。
希望在“三新”指導思想的基礎上能夠幫助我們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真正起到指導作用。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在舊階段講舊理念形成舊格局,那樣是不可能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