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当代乡建的精神内核是自由与包容

2001 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年，对我们的同胞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 2001 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同一个半天、相隔一个茶歇加入了 WTO，主动纳入全球化，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截止到目前，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就已经达到10 多个，涉及到近 50 个村；各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

目前的工作包括五个主要内容：一是在农村开展有组织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三是协助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四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下乡支农；五是复兴农村文化。这五大系列综合协调，构成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大乡建系统。

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我们下乡来要搞农民运动，结果发现农民不动。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如果不能马上见到眼前的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文化建设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工作。组织了方方面面农民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像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而不是上来就搞合作社。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国家战略中，开始讲生态文明，讲可持续发展，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很多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 LOGO。

发动青年学生下乡去动员农民，让他们加入合作社。此外，就是在城市郊区开展多样的市民农业。如果按照传统的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经济观点，农村是活不起来的。如今执政党谈生态文明，也认同农民组织化，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和归纳了。

最近，我们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百年来的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去激进化的乡村建设的经验总结工作。虽然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概念，但其实际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全面复兴。

这一百年来，乡建过程本身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社会运动过程，源于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无论是以什么程序和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

但是，目前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大众民主的成功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的、更难整合的。

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大陆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义为小资产阶级，而小资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它不是一个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社会群体，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且必然目光短浅，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他们往往会跟随着任何与主流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为大众呼吁，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

所以当我们从事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认为这个平台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种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得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蝇营狗苟的一面，得承认小资的一面，承认他们才是大众民主的主体，那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

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往往很难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乡建者总说，我们只不过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主的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我常说，乡建本身就是一个“四无”平台：没有领导班子、没有上级组织、没有人固定做筹资、没有纪律约束——进退自由、得来就来、得走就走。在管理上，我们倡导大众民主，讲究多元文化。如今乡建在全国各地200 多所高校中已经建立社团，加入到支农活动的青年学生已经有 20 多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青年动员。

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生产、教育是否还能符合现实的需求？这种教育已经被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批评过了，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1926 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今天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