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调查研究是一辈子的事【云讲座分享】
10月5日晚，温铁军老师应邀给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社会实践调研训练营作题为《调查研究是一辈子的事》的在线讲座，将自己多年的调研经验不断提炼，并分享他的思考：调查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如何通过实地调研理解三农问题？本文根据国仁乡建B站视频字幕转录整理，未经讲者审定。
调查研究是一辈子的事
谢谢我们戴院长安排这样一个机会向咱们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的年轻同学们做一个我的“科研历程以调查研究为科研之基础” 的这样一个汇报。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媒体的朋友说我算是“用脚做学问”。当然如果要是往幽默一点儿上说就是说我这人没脑子，用脚做学问，当然就用脚丫子来思考了；那往积极一点说就是我所形成的研究基础主要是靠走遍天下，到处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查获得资料，再把不同的调查资料做比较分析。经过这样的步骤就可以形成社会上比较容易接受的很多观点。
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2020年1月份国内发生疫情以来的这段时间，我还没有离开福建农林大学，还是在学校讲课。有同学有年轻人就说疫情爆发了，不能现场授课，让我在线上讲座。这样我就开始组织线上的课程，第一次线上的课好像就是50多万听众。这些应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来获得资料，通过这些调查的资料来进行整理和分析，来形成观点，那我们就可能不会那么人云亦云，也不会那么意识形态化地发表看法，这样在同学们老师们乃至于在社会各界的人士中就可能会形成比较客观的印象。
从去年年初我们开始线上讲课以来，到去年年底也是年轻人给了我一个数字，说是到去年年底我的全网流量，我也不懂啥概念，是已经高达1.9个亿。我估计是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出来我的视频、音频或者是文章等等总的点击，大概是有这么高的一个点击量吧！我也搞不太懂，因为网上的这些概念，你让我学，我有点跟不上。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是希望年轻人从现在，就是当你开始进入大学，开始要了解各种各样的学科，要形成各种各样的知识的时候，还是要重视一下方法，就是重视调查，要通过调查来形成你的研究观点。
我在安溪茶学院有两个学生，我也是不断的敲打他们。他们现在可能因为工作忙、任务重，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基础不牢靠。如果只是看了看教科书那不叫有知识，如果只是看教科书形成的知识那其实恰恰很可能是一种无知。因为教科书上的东西很可能是别人从别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思考，然后把它整理成一种逻辑，然后再把它变成一种教科书。如果和你自己身处其中的时空条件之间差异比较大，那些教科书的知识很可能是无的放矢的，因此尽管它是一种知识，但如果你把这种知识拿来到处去使用，那可能恰恰就是你自己的无知造成的这种错用。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为什么特意要讲调查研究，而且认为它是一辈子的事，恐怕和我形成知识的过程有关。
一
我的两次大型调查研究经历
我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我认为算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调查研究的经历，两次都应该算是比较大型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0">1、第一次调查研究经历</h1>
第一次是1985年，在座的很多年轻人都还没有出生。那一年中国提出了叫做沿海部分地区作为对外开放城市先发展起来，然后用沿海的发展来带动内陆的发展，这叫作“梯度发展”，就是先发展沿海再带动中部，最后带动西部，提出这么一个叫做梯度发展的理论，同期也就是今天大家都关心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中国地理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三级台阶分布，这是中国的一个客观的地理现象，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导致地理、气候、资源和环境各个方面的差异非常大，所以仅靠沿海一条边发展带动内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看上去合理，但是实际上恐怕和中国的国情之间相去甚远，所以在那个阶段就有一些讨论。
当时，国家在兰州召开了西部会议，就是要通过梯度发展理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至少应该是一个π战略，而不是沿海一条边战略。“π” 就是你把长江黄河变成一个符号连接到沿海一条边上就变成了一个 π，圆周率3.141592，用这个符号来代表就是中国至少应该是三条边，而不应该是一条边。其实也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实现区域的综合发展，而不是只是个别的地区，当时这算是一种政策性的意见。
为了让我提的政策性意见有依据，那时候我34岁，我就自己组织了一次黄河万里行的考察，当时是想要弄出点动静，要让社会各界关注中国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它应该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发展潜力很大的地区，所以我当时组织了一次黄河万里行。方式是从当时的兵工部（开始谈），当时还有兵器工业部不像现在就是一个部了，那时候还有好多工业部委。我跟兵器工业部谈，他们当时正在转产，因为那时我们很多军工企业不再搞三线建设了，而是转产民用产品，就有一批军工厂转产日本技术的摩托车，我就跟这些兵工企业谈，请他们赞助一批摩托车，然后我另外拉了一点赞助管一路上的消耗，就是加油、住店、吃饭等等这些生活花费，就组织了一帮记者，我们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做了一次黄河万里行的调查。
因为是记者，我当时也业余搞了一个新闻单位，用这个新闻单位的名义开展了这次沿着黄河的调查。这一趟我们走了4个月，大家可能也有耳闻，知道毛主席一生中没有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他想骑着马沿着黄河走一趟。等到全国解放了他还在提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梦想，那时中央政治局所有同志都反对，说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肩负着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责任，你不能实现你的梦想，因为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任，就不让他去，他就带着这一生的梦想变成一个遗憾。
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十几岁时，17岁在山西插队，当时在吕梁山区，离黄河不太远，几个同学还曾经策划过，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毛主席的愿望也去实现一下，我们可以联合几个年轻人背着背包沿着黄河走一趟，当然这些最后都没有实现。
到了1985年，我终于有机会组织一次沿着黄河的考察，那是我第一次身历其境的去体会了什么叫做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
当我在青藏高原的一片蛮荒，跑个七八十公里都没有人烟。
在这一片蛮荒之中的时候，黄河壶口大瀑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修栏杆，那时候我可以把摩托车一直开到瀑布的紧边上，那一片泥雾起来人就蒙上一层壳除了眼睛还能眨巴有点亮外，全身都是泥。在大自然的一片鬼斧神工之中，人就像一粒尘埃一样。”Dust in the wind ”这种感觉，人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一粒尘埃，这是非常深刻的一种感觉。
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跑了4个月，跑了2万多里这种历练，对人真正形成所谓世界观有很大帮助。你只有身处自然界这个大世界之中了，你才有你所谓的世界观，否则怎么谈得上所谓的世界观呢。我经历了这样一场几个月的大自然的历练，当然也是赶上各种情况比如狂风暴雨、各种各样的路断、泥泞，总之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深陷沙漠，详细的我就不在这阐述了。我只是想说有了这样一次比较深刻的历练之后，人对自己的自我，你会有放下了自我，真有了一种立地成佛的那种禅修的感觉，就是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好像多么重要的一个人。当然那以后，我再从黄河上回来，也不再去争论到底应该是不是一条边还是一个π的发展方针，你会觉得它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说想跟年轻朋友们汇报一下，我说调查研究是一辈子的事。这是我在走上工作岗位不久，30多岁我才大学毕业，不像你们上学早，我是28岁才上大学，大学刚毕业以后不太久的时间有了这样一次在大自然中改造世界观的机遇，这样一次调研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样的经历不是说谁都可以模仿，这个不太可能，但是总之放弃那种有点妄自尊大，那种什么事情都要觉得好像你有智慧，有插一嘴的这样的条件，就是把自己的意见看得很重，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我觉得不会再有了。当然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坚持理念也不意味着人可以随便妥协，但是我说在世界观上发生一种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想告诉人们，你并不算什么。
所以到现在为止，尽管好像显得我有了一些社会影响力但我一直是不禁夸的，谁要是说我一两句好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人家一说我多么多么厉害怎么着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算老几？这个不是好像别人一夸就觉得好像你真有点什么了。我实在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功底很浅，学问不足。人家说“学，然后知不足”，我说是“走，然后知不足”。你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你才知道你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是说人到目前为止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发现，对自然界只能解释不到4%。我认同这种说法，当然也是自己知识有限了。我认同这种说法是并不觉得人把现在写进课本的知识拿来去解释世界的时候，就认为你掌握了什么知识，你有了什么真理，这恐怕就是不自量力了，所以我希望我这番话，大家愿意积极的角度去理解。我是先对自己进行批判的，而不是上来就要求别人要这样要那样，我只是想说我是这样做的，至于我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年轻人借鉴，这个事儿我说不好，不过你们听了以后愿意借鉴就可以借鉴，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件关于我调查研究的经验。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2">2、第二次调查研究经历</h1>
第二件恐怕就更有意思，你们都知道1989年苏东剧变，即使那个年代没出生的小朋友们，你们也应该知道1989年最大的一次世界颜色革命就是苏联东欧的巨变，是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这场巨变在当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也是很难被当时任何能够拿得出来的理论所解释的，也大大超过了我这一代人的经验。那要怎么去认识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从文件、从报纸或者从其他的二手消息来源来形成他们判断的材料，但是这样行吗？显然是不行的。
当时我自己所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在这个时间段撤销了，我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已经工作了5年，在这个阶段我所工作的具体单位是负责80年代世界银行支持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性贷款，我是这个政策性贷款的办公室的项目处的处长。这个政策性贷款是支持中国推进产权上的改革叫私有化，推进交易方式的改革叫做自由市场，然后再进一步就应该推进的是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最后是融入全球化。也就是说当时80年代比较具有新意的主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我是干这个活的，而当时我又是干技术活的，还因为我是官派出去到美国学这种方法的，并且学完了方法以后又把我送到世界银行总部去跟班作业，然后回到国内来，当时我参加进去中国政府的一个工作小组，我负责的是世界银行贷款在中国项目的监测和评估，英文叫做“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oject”。所以我其实是在世界银行援助中国贷款的项目中，对这个项目的导向是否能够在中国农村推进西方要求的制度转轨，转向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用西方的技术手段来做监测评估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的调查研究，从我刚才说的80年代中期骑着摩托车到中国西部一路走下来，从青藏高原下来到了云贵高原的边缘再进入黄土高原，再从黄土高原经过晋陕大峡谷一路下来到东部大平原，这样一个过程完全是本土的调查研究。到后来80年代的后期，我就已经开始去做洋务开始接触很多西方的东西了，当然这开拓了一个很大的知识面。
当然用西方的方法在中国做西方模式的调查研究，我们也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学者，和现在的很多高校的学者们采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去做所谓量化分析相比，我觉得恐怕已经隔了好几代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按照西方的模式在中国推进制度变迁中，我也算是比较早的工作人员。所以一方面有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样的巨变，而所有关于巨变的解释基本都是从西方来的并且都是二手的；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在中国亲身参与着西方模式的制度变革，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周边环境使我有很多思考，而这些思考以我那时所得到的资料不足以支撑我去做任何分析，去形成任何判断的。当然我想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不会再有我们当年的困惑了，因为这个阶段都已经是过去了，但你们至少可以看看我们经过的那个阶段所形成的东西怎么分析的。那怎么办呢？我当时就想我恐怕得找个机会去苏联东欧国家做点调查研究。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往前说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的情况，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阐述了。
因为我是在80年代去美国学习的时候参与了一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在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两岸三地比较研究，这是需要做严格的抽样调查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量化分析。如今我们相当多的量化分析是不科学的，我们当年用的是一种以全国为总体的城乡分域的方式设计出准确率高达95%以上的模型来推断总体的抽样框，然后以抽样调查所得出的数据做分析来支撑所谓的科学结论。我做的初步调查叫pretest，我做了初步调查之后，我是作为调查的实际操作者，我是carry out the survey，所以就得去做数据分析，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工作规程出国了，当时在美国做量化调查的最主要的学校是美国的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我在他的机房里面干了三个月。
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出国了，当然我出去的目的就不只是要到美国把这活干完，我还想去苏东看看。我就省吃俭用把这些住宿费伙食费等生活费用尽量省下来，等到我在银行里存了几千块钱后，我就可以证明自己有支付旅费和旅游费的能力，这样就去办旅游签证。我就从美国飞越大西洋进了西欧，然后再从西欧买了一个Europass也就是欧洲的火车通票，然后我就一路就从西欧进了东欧，那一趟就用了40天的时间走访了7个苏联东欧国家，一般来说我们是很难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我们一般都是看西方媒体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他们的报道或者根据各个官方所形成的这些文件资料来判断苏东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一般性比较通俗的认识。
经过了这次的实地走访，我就把这种认识提升了一个层次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抵近观察，可以深入调查来形成材料再做判断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为啥说调查研究是一个一辈子的事儿，是因为你遇到这样重大问题并且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仅靠我们有限的知识，和我们以往所了解的全部理论都无法解释的重大事件的时候，这时我们得干嘛，得做一些实地的调查研究，所以我就利用了我80年代的一个项目出国了。出国了以后，我先把我的活干完，并把生活费省下来就去了苏东。
省生活费这事大家今天可能没有人会这么做，我举个我节省生活费的例子吧，你们知道美国人星期五、星期六的东西比较贵，这是因为他们周末要出去野餐、要去玩，所以导致那些食品都比较贵，但到了礼拜一咵一下，价格就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礼拜一要开始上班了，没什么人再出去玩了，所以消费就低了，所以我往往是礼拜一去超市买最便宜的鸡腿、洋白菜、胡萝卜。这三样食材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爱吃，是因为那时候吃伤了。在那段时间我尽可能买最便宜的吃的然后住最便宜的地方，为的就是把钱省下来，然后你还得去学校，还得去上课去干活，那怎么着呢？我就拿个可乐罐灌上凉水就是看着像是喝可乐其实喝的是凉水，我尽可能节衣缩食为的就是省下每一分钱，然后去找最廉机票。
我说我这一趟从中国大陆去了美国，然后从美国去欧洲，从西欧再到东欧最后才从俄国飞回中国转这样一圈，我才花了不到2000美元，我找的都是最廉机票，然后买一个在欧洲可以通行的Europass，就是你可以在15天的时间内乘坐7天的火车而且是头等舱，当然我晚上是在火车上睡觉，这样我就可以把住店的钱也省下来了，并且火车站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都是在城市中心，你一下来以后交通就会比较方便，因为是在城市中心嘛，所以我就是用最省钱的方式花了不到2000美元，事实上我可以说吹个小牛说我绕地球转了一圈。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去了苏联东欧国家做了一次身临其境的考察，我第一个印象其实很直观的，我是从意大利进东欧国家的。我从意大利要去南斯拉夫买票的时候，有一个卖票意大利人用比较蹩脚的英语就跟我说你可能去不了，我问为什么去不了，他说了一大段我也没听明白我为什么去不了，但是他还是卖给我了一张去贝尔格莱德的票。我上车了以后就在车上睡着了，因为白天很累嘛，所以就睡的很沉了，直到听到哐当哐当车停了，我一看是萨格勒布然后就听列车员喊全部乘员都下车，说车不走了。这时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我离贝尔格兰德还远着呢，这才刚到克罗地亚，然后我就问为什么要我们下车，旁边有一个老头就说为什么呢？打仗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炮弹把铁路炸了，昨天刚刚炸的，你只能到这儿了，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这不就意味着我要撂半道上了吗？然后我说那我怎么办呢？因为车上只剩下了我这一个中国人，其他中国人一打仗都跑了，所以只有我这么一个傻乎乎的还在车上。然后他就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是当时哪哪哪我是怎么着，然后他说那你跟我走吧，他说我们这住店并不贵，10个美元就能让你在这住上国际酒店，结果他就带我去了国际酒店。最后闹了半天人家国际酒店是内外宾两个价格，外宾你得100美元，内宾才10美元，也就是国内的人家便宜。结果他一看属实有点尴尬，然后他说我原来告诉你10美元就能住，现在你要花100美元，这个事我有点对不起你，但是我今晚不能把你带回我家里住，我先去向我家属请示，要是可以明天我再把你带回我家里住。所以他回去跟他老婆请示，得到批准后第二天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了。所以我就一下子突然住进了一个东欧的人家里，他是一名大学教授是个知识分子，他的老婆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家里条件也不错。就这样我就住进了他的书房里，他就带着我去看了很多地方，并找了很多人，我这样突然进入了一个完全本地的话语环境之中。
像这样的事情我在这趟旅途中发生了很多次，比如我到了南斯拉夫一看到处打仗，其实克罗地亚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打仗，所以车站上贴的都是封条，到处都是沙袋，然后都是扛着枪的士兵，你到了南斯拉夫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双方在打，我就打算住在老百姓家。所以我就先去找个咖啡馆进去买一杯咖啡后，我就冲着那些咖啡馆里的人群就说一声你们谁会说英语，看到有人跟你搭茬就说，咱们聊聊，聊着聊着就说你们家有地儿吗？我想上你们家里住一下，得到可以的回复后我就拿着行李就去他们家里。
当地老百姓都非常好，首先得说清楚一件事就是东欧的老百姓素质非常高，人也非常好、非常善良、非常厚道，他们真不应该遭遇到任何不幸。我到现在为止都深深地怀念着这些善良淳朴的老百姓，他们不应该死，他们也不应该遭遇任何麻烦，这种不幸不是他们应该有的。从他们中间走出来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今天那些所谓的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政治家所说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面前都是很低级的，至少不那么人道，不那么……。反正我不说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我其实一路都是用最便宜的方式住老百姓家，一路上老百姓都很善良。其中有一件事最让我感动，那是我到了捷克，车站上看懂有一广告说你花10美元就能住一个公寓。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花了10美元登记了一个公寓，然后工作人员就给了我一张纸，这纸上写着我应该到哪个楼哪个小区哪个号公寓，然后就给我一个钥匙，你就可以在那住，等到你走的时候把钥匙撂桌子上你就锁上门走就行了，你交了几天的钱，你就住几天。结果我上了电车以后我就把那张纸给弄丢了。我就去跟司机说我纸条子丢了，司机也听不懂我说的话，就冲着后边乘客喊了一句当地的话，我也听不懂他说了的是啥，然后就有一个妇女站出来就跟我说，然后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但我听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让我跟她走，我就跟着她下车走了，因为她也说不清，她没有英文的能力，所以她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然后到他们家以后她就打电话，然后就让我听电话，最后闹了半天是她有一个会英文的朋友，这样就在她朋友的电话里把我什么遭遇说清楚了，然后她跟她那个朋友再打电话去找车站，车站人员又告诉我，我登记的是哪个公寓，她再把我带到公寓里，期间她跟我说了一句话，但不是英文，最后我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是第二天早晨让我别着急走，她会叫她的朋友来。结果第二天早晨她那个会说英文的朋友，原来闹了半天人家是个导游，她就免费带着我在那儿去访问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我要看的点儿，我要见的人。
真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感动的不行，说起这些经历，我都觉得这世界上人的善，是你要永远永远铭记于心的。他们不该遭罪，因为他们都是太善良的一些人。我一路上都是这样子，都是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帮了我很多忙。
当然后来我也有遇到一些其他情况，比如我有一次到德国，我把我应该去住哪个酒店开什么会的全给忘了。因为有一个联系让我去开会的人，他说的很清楚他到时候会在车站接我，所以我就完全放心，我就想到时候既然有人接我，我记那么多干嘛？所以我什么材料都没带，我就只带了笔记本，只带了我应该讲的东西，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了。结果等到我下了车以后，我发现那个车站是通透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接我，我就没找着他，结果就不知道该去哪了。类似像这样的在国外的遭遇其实感觉挺怪怪的，但是我最后都是遇到了好人，他们一路把我带过去。这都是很美好的经历，所以我就说人真是向善的，你看人的善良到处都有。
温铁军老师的足迹遍及全球各地。图为温老师在国外考察期间搭乘当地居民的便车。
二
苏东七国调查收获
我接着就把我的这些经历先放下，说说我去苏东以后，我的最大的收获是不同于主流的解释，就是通过这样的调查，并对这7个国家进行分析和比较，我得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是计划经济不行还是僵化的体制啊、国企无效率等等问题，这都不是。我先说我的调查的情况，我在东德，当然我找了东德的东部18个州的管理局。他们是西德政府组建的一个机构来处理庞大的东德的工业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工人，还包括技术、产品所有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割韭菜，真的是多么好的东西——人参都卖个萝卜价，卖这么便宜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给的指导思想，这也是我后来回来以后，为什么对我执行的世界银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开始有了明显的质疑，并且跟国内政策届的主流逐渐开始有点不一致了，他们对我也有很多批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做解释，多做交流吧。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个别的意见跟主流差别太大，这个是因为在这一次的调查研究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直观的调查研究的材料。
我当时去的时候找了他们的官员，那个官员很不客气，对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向你介绍的，之后我就被赶了出来。我出来以后想了想，我说不能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呀，我就又去了，我当时不还是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吗，虽然那时候刚刚划到农业部，然后我就说我们中国在农村有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你们东德的工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先进的设备、最先进的技术，你们要处置资产最好的市场是中国，如果你们愿意，我愿意向中国市场介绍你们德国要处置的这些设备、你们的技术和你们的技术规范，你们所有这一切我都愿意介绍。他们立刻态度大变，立刻把电脑打开，说你挑吧，你想看什么企业，我们会通知他们，我们会怎么怎么样。客观上我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国内做农村政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2000多万家乡镇企业的设备、技术等各个方面能力都很低，那时我们怎么会有什么国际竞争力呢？他们那么先进的设备、那么好的工程师、那么棒的技术材料，但他们怎么就解体了呢？到底什么问题？当然这些你得去了解才能知道其原因，对吧？所以他们就让我去了。当然他也通知到位了，所以我一去人家厂里什么厂长、总工、总会所有这些CFO、CEO全部都到齐，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谈。但是他们很警惕，说我们可以让你看，我们可以跟你座谈，但是我们不是要卖企业、我们也不是要卖设备、我们也不是要让我们的职工下岗，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有原材料可以让我们恢复生产，能够有销售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我们是非常好的优质企业。
我跟他们座谈，陪着我去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东德的官员，他也当过兵也会说英语，所以他就跟我有了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也当过兵，大家都是军官转业，然后各自都在改革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一聊起来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他就带我回他们家里并介绍各种各样的人跟我交流。闹了半天我才明白其实就是美国人在苏东推销的所谓500天私有化计划，也就是一步到位地放开。企业过去是在整个经互会的换货贸易体系之下。大家都知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是有非常尖锐的批判的，因此整个苏东经济不进入货币经济、不进入货币化，所以我们一般讲的Monetization货币化在苏东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就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的原材料和产品完全是调拨的，不经过使用货币的交换，比如我们去东德，它生产的机床是世界一流的，大家都需要对吧，所以他可以把机床调给波兰还是调给罗马尼亚还是乌克兰，从乌克兰调小麦，从罗马尼亚调蔬菜，从波兰调肉还是调船，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调拨的方式完成的。你有多少机床就换多少麦子或是换多少肉，它会根据它的生产消耗以及劳动工资等成本再加上一个几级批发折算出一个调拨价。调拨价只是一个计量单位，它并不要求你出资，因为大家换的是实际的商品，实际的产品。那么在这个体系中过去因为他不用货币，所以当西方从实体经济改为金融经济全面货币化，它的计算方式就改成计算GDP。
GDP是指的交易的增加值，交易当然是用货币来交易了，所以你交易越多，它的增加值就越高。比如从原材料到冶炼厂你交易了一次；冶炼厂生产出来的粗钢交易给了重机厂，又交易了一次；从重机厂生产出来了的零部件交给了组装厂，又交易了一次；组装厂生产出了工作母机，再把工作母机调给了某个下游的厂。这样经过无数次的交易，交易增加值就在不断的上涨，而如果是调拨的话就是直接把你需要的东西调给你了，中间没有那么多道的交易所以按GDP算它的价值就很低。因此双方的知识分子就说你看咱们和平竞赛，你看我的经济增长不如你，其实就跟现在中国人非得说自己GDP第二，怎么怎么不如美国这些说法有点相似，其实你在实体生产上早就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了，美国那个GDP高是因为它是金融经济为主，当然它的那个虚拟增长是远远的高于你的实体增长的，所以它是所谓世界GDP的第一大国，苏东的教训就告诉你永远不要朝着它那个方向走。而这些如果你们是只看教科书，你们就会觉得它是第一我们还要花费多少年才能赶上它。你追赶它干嘛？你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嘛！
当然你不能这样说人家，这样说好像那些大腕儿们就脸上挂不住了。人家就是靠这套教科书才能让大家跟着去学习去考试，你们才会把这套教科书当成无价之宝，然后你们毕了业都按照这套教科书去继续说那些话。苏联东欧这个体系它就是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在它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就说你们走市场吧。那原材料从哪来？它生产就没法维持了，当然产业就都停了，这一停经济不就休克了吗，然后它把这样的休克叫休克疗法，那意思就是说一棒子把你打懵了，然后说这是在治疗你。
提出这个私有化计划的人叫Jeffrey Sachs，他在当年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曾帮助苏联东欧国家设计所谓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方案。后来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联合国开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我请去了，我在一次China Events这样一个讨论会上，Jeffrey Sachs正好坐我旁边，然后我听他的发言就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跟2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说Professor Jeffrey Sachs，You are totally different，你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的这些说法。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他说我是个学者，我要尊重事实。当他说中国的时候绝没有再听到任何一星半点他当年说苏联东欧那一套话了，一点儿都没有了，完全不一样了。我问他，他说我要尊重事实，因为我是个学者。但现在的麻烦不在于他呀，麻烦在于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仍然沿着当年老Jeffrey Sachs沿着他当年的东西，还在用他那套教科书继续教书育“人”，这不就有点儿猴吃麻花满拧了吗？
所以我说类似像这样的调查研究，我就一直在这40天里边，利用各种各样的深入民间的机会，因为我没有任何官方身份，我也不是什么记者，我就是当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然后请我在美国的导师写了一封私人信，介绍这是中国的一个官方的政策学者，他到你们那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跟德国私有化部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是吹牛，因为我真的是在中国做这方面研究的，我真的能够向中国介绍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一下已经把所有企业都打蒙了，就是没有哪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或者CFO知道他们到底要上哪去找市场。这可不就是他们肥厚的韭菜全部都被割了吗？
所以后来我在很多的文章和著作中跟大家解释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我说为啥西方能够在90年代陡然暴富？就是因为他们大割了一波苏东韭菜，不光是把人家那些资产给收割了，还等于把那么好的设备企业都当废品卖了，都是论斤吆的。这就跟苏联解体以后，中亚五国把当年苏联在那形成的工业也是因为没有市场没有原材料，它调拨这个体系没了，突然让他自己去找市场，哪找去啊！于是乎也是都卖了。那为啥我们从90年代突然缓过来了呢，其实就是我们收了一大批，而且90年代不光是苏联，因为苏东一解体美国军事上面对的最主要的强敌垮了，美国过去那些和军事工业配套的比如钢铁、重机这些大型工业企业也黄了。于是你们看看这个阶段上90年代到2010年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里边割韭菜的一方面是美国欧洲，他们是用他们的硬通货去货币化了苏联东欧的实体资产，所以西方的财富陡然就增加了。因为过去它们大量增发的货币已经是虚拟化的了，突然来了这么一大笔的实体财富那当然它的货币就又硬起来了，本来已经软塌塌，它又硬起来了，硬起来就成为了财富了。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搭起了一个NAFTA的框架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共体进入欧盟变成了欧洲的最大经济体，能够把苏东实体资产收过来，形成了后来欧洲经济的陡然崛起，并以此为基础发行了欧元。西方世界是怎么把不战而胜所形成的短暂的21世纪的财富囊括进它们的财富宝库之中，对于我们来说是教训还是经验呢？这个值得我们深思。
我做了这个调研以后得出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于主流的判断。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们停滞在调拨货物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中突然转向GDP转向市场，接受了美国人所谓的休克疗法，就突然进入到一个被人家完全割韭菜的状态，这真是一场世纪浩劫。而我们国内的学者对此津津乐道，因为我是直接跟这些老百姓生活在一块，我就觉得他不该啊，这都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的领导人犯了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然后就让他们遭了这么大的难。
尤其在俄国，这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我住的那个老百姓家，她的丈夫是个老军人已经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那时她只能把丈夫留下的这些军功章拿到街上去卖，但又卖不出钱来。为啥呢？是因为只有中国人愿意买，但中国人买又带不出来，因为在过海关的时候那些俄国警察知道中国人好弄这个，哪怕你带走了一个石头，他也给你翻箱倒柜把你东西都翻出来然后好罚你钱，弄得中国人之间互相都告诫大家千万别买，谁买海关就专门盯着你，过海关的时候特别慢就是因为一大堆中国人都被人翻包，所以弄得当时苏联人那点儿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感，作为一个公民的那种尊严都丢弃了。乃至于你过去无论是什么，你现在在饥饿、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很糟糕。
我们再看，因为它过去是换货贸易，它不用货币，所以过去它的货币是非常值钱的，但是等我去苏联的时候一到莫斯科火车站立刻围上来一大批人，一看我就是从美国来的因为我穿了一双耐克鞋，这非常糟糕，所以当地接我的人马上就说你回去赶快把耐克鞋换掉，说现在人家恨不得把你脚砍了就是因为这是美国货，一看你就是美国来的，你带的是美元，所以会有一帮人疯上来抢你的美元。原来是一个卢布能换2.8个美元，到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美元换几千个卢布了。为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当这个国家政权解体的时候，我那时候没带多少现金，我带的主要是美元支票叫做American Express，到任何一个苏东国家你用支票换，你都能换一打子厚厚的一摞后边一大串零的这种货币，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国家那时候也没货币化，我在北京打个长途电话很便宜，你坐个地铁几毛钱，吃一顿面条大概也就是个八毛钱，我们那时还是毛票时代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大票后边一串零的票怎么用。
为啥这种现象呢？我当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些国家怎么货币就垮了。闹了半天最后做了点调查以后才知道。货币是什么？货币是国家政治主权向信用体系做了赋权所形成的纸介信用。这话说得稍微啰嗦点，其实就是那张票子什么也不是，就是张纸，如果没有国家政治强权，这张票子就是废纸。因为这些国家不都是政治改革优先吗？国家就先解体了。国家政权解体，纸币就随着政权无权了，纸币也就不值钱了。所以国家政治强权的强弱决定纸介信用的强弱，你那货币值不值钱取决于国家政治强权是强是弱。
第二个直接的感觉就是一旦政治解体，货币同步坍塌。这就是这些国家遭遇的重要教训。它本来是说把企业推进市场，但突然你的货币失灵了，你的钱不当钱了，这时候只有美元、马克、法郎、里拉、克朗等等这些西方货币值钱。你又没有，那你拿什么换呢？当然就得贱卖你的资源了，于是乎这些国家尽管做了私有化，但它们的石油、天然气、煤矿和各种有色金属非常值钱的资源就因自己本国货币不值钱，就比如说他们的私有化计划给每个国有企业的员工发五万块钱的股票，本来你这五万块钱你要按照1：2.8的汇率，你是多少呢？差不多就是十几万美元，你这十几万美元的股票当然就值钱，得上百万左右人民币吧。突然它货币本身暴跌了，一个美元换几千个卢布了，你手里边有个五万美元的股票，你值多少呢？大概就是十几个美元，那你就不值钱了。于是乎就被外国的投资商或者那些国内的买办们就从老百姓手里把这些就收走了，那这些资源净资产就变成了这些跨国公司的，变成这些买办资本的了。于是乎一夜之间老百姓原来全民所有的财产就都变成了买办集团的财产，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老百姓后来都这么拥护普京呢？当然后来西方又做了一些很会的软实力导致普京的支持率下降了。但普京刚刚开始当政，大规模收回它的资产的时候用了很多手段，把借机去捞了财的这些人特别是国内的人士，该收监的收监，该处理的处理。普京又把至少是石油、天然气这种战略资源70%以上收归国有了，于是他就又有钱了就又能给老百姓提供福利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又强硬起来了。这个过程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因为第二个故事太大了，我已经说了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得抓紧把这个故事结束了。调查研究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面对着这些重大事件，假如你真想做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人，人要靠自己两条腿站在这个世界上是人，那上面还有身子呢？我们的古字上是有头的，现在的简化字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就光剩下两条腿会走路，那就很难说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了。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些学生进了大学，你要干嘛？无外乎就是要成为人，成为一个有独立自主思考能力的人。这不是简单靠教科书就能够形成思考的基础。当然教科书很重要，不读教科书也不行，但是你不能就只通过读教科书来形成你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批评我在茶学院这两个学生，我说他们调查研究不够，哪怕就算你会玩点什么模型，那你也根本仍处于无知状态，而你们这些人又是教师，你们又要去教学生，你们凭什么？当然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敢说他们，他们要是换成是别人的学生，我连敢说都不敢，因为我不想得罪人，因为这是普遍现象。我自己曾经有句话，当年上学的时候我说“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后来等我出国出得比较多了，大多数西方好学校我都去过了，我又开始说另外一句话“近来始觉洋人书，信著一无是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不用提那些得了一点洋人的说法的，什么奖的就更没啥意思。
目前我们在面对这个复杂世界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点知识能力，教科书所形成的这点知识能力，基本上不怎么能用了。当然对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恐怕不怎么能用，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奇妙，它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都有多种解，你用什么样的解取决于你做了多少调查，你形成了多少自己调查得到的材料，你才有可能去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你们也可能看到网上很多人热议阿富汗变局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儿什么，就站出来说了不太多的几个小视频，其实我是说了一段被裁成几节了。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太轻易的去谈中国是否应该介入阿富汗事务，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国家，它的民族的复杂性也不是你们想象的民族。我说我不想多说的原因是我没有去调查研究，我的知识是有限的。我只想提醒不要轻易置喙，放置的置，鸟嘴的喙，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说，我在我自己人生中遇到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是比较相信迈开双脚走出去，去做调查研究的。
三
从“一个世界三个体系”到“一个世界一个体系”
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说的都说了，刚才咱们戴院长介绍的时候说了我任过什么职，然后说我发表过什么多少文章，拿过多少奖，这些其实如果应该得到那也是水到渠成，我觉得我花了巨大的代价去做了大量的别人没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所有后来我得到的一切都应该算是水到渠成的。我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所谓那种规范的要求去约束自己，我是一个坚持了不断创新的这么一种自我要求的人，因此我说我到了老年的时候，我就想告诉大家其他的都不重要，你所经历过的才重要。我在很多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都尽我所能去经历过了，比如说当中国要加快入市谈判，我们都知道有个叫做WTO 对吧？World Trade Organizatio（WTO），这个是伴随着苏联解体，这个世界从过去叫做一个世界两个体系，那么美国和西方称他们自己为自由市场体系，称苏联东欧为计划经济体系，这两个体系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换，所以是两个经济体系。所以尽管世界是一个世界，但它是两个体系。当然它是主流这么说，我们从中国人角度来说应该是一个世界三个体系。因为还有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比如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大国联合提出了不结盟国家、不结盟运动，表示我们不想纳入到你们这两个体系，我们既不想纳入你们美国和西方的，我们也不想纳入苏联东欧的。因为中国早在1960年就跟苏联掰了，中国就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第三世界了。
其实我们本来应该是“一个世界三个体系”，但是因为我们至今都以西方为马首是瞻，都认为西方说的都是对，所以就跟从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当苏东解体之后，就变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那我们当时就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的自由市场体系。那中国也在90年代积极加入了自由市场体系，过去二战之后形成的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就应运改变成了 WTO（世界贸易组织）。WTO主要纳入的就是农业的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本来在有大量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为首形成第三世界运动的时代是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发展国家不认同农业和金融的自由化，主要原因是这两大领域都是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战略领域，所以在80年代单独列入乌拉圭回合，不加入这个贸易自由化的体系。但是美国和西方借着苏东解体，借着所谓“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就强行把这两个长期谈判的领域也一次性的纳入到了WTO，这就变成了农业和金融都是自由化。
1986年，中国取得了全面参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资格。（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为咱们是在给福建农林大学讲课，所以我就拿最近的一件事情来做一个解释，希望大家注意，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新的重大问题，同样是有着重要解构意义的。比如说今天，大家都看到世界各地都在发生通货膨胀，美国也在通胀，欧洲也在通胀，中国也在通胀，其中食品价格在美国、欧洲都有明显的上涨，在中国也有一段时间也在涨。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生产上的原因，生产原因找了一遍以后再去找流通环节的原因，然后再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生产不足要加强生产，各个部门抓紧要投入，问政府要钱增加化肥农机等等；开展规模经营，抓紧把地收上来，然后咱们好大规模种植，就是生产部门的要求。流通部门讲是不是库存不足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是哪个运输物流出了问题了，基本都是这样。
四
美国大量增发货币为什么没有通胀
如果你把我刚才所说的，苏东解体之后“一个世界一个体系”，特别是把农业和金融纳入到 WTO的大背景纳入进来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闹了半天这个世界的演变规律，其实不是我们教科书里所讲的所谓产供销的问题，而是什么呢？是西方主导国家，特别是美国，当它大量向海外转移出制造业之后，它的经济主要是依靠美元这个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来维持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控制权。那美国靠什么来维持它的发展？当然是靠增发货币，大量的向世界注入美元流动性，这其实就是在制造通胀。我们也都知道货币大规模增发就已经意味着通胀的基本条件具备了，这时候只要市场价格也发生变化，那通胀就事实发生了。这个基本知识稍微看点经济学教科书的人就都知道，那美国自己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推行量化宽松，也就是一方面大量增发货币，另一方面大量增发美国政府债务，也就是增发国债。在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政府它遭遇了金融危机，政府债务还是几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变成了接近30万亿美元，翻了几倍了！增发出来美元债务就得靠美联储增发货币来购买，美国政府靠这些增发的债务就去发军费、发福利，维持行政开支，在世界各地去资助NGO到各国去搞颜色革命，让你们把你们的财产贡献出来，好让它的货币长驱直入到你这个国家进行掠夺，去割韭菜，好了这是一套。
那另外一套就是向世界上主要的基本原材料和基本食物市场，比如粮食、棉花、大豆的交易市场，同时向矿石、石油、天然气这些大宗能源市场大量注入增发出来的货币。所以美元的增发是一方面去买美国国债，让美国政府能够有足够的钱在世界上形成霸权；另外一方面将大规模增发出货币注入到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能源矿产和粮食攻城略地。越多的货币进来就意味着这些价格要抬升，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普遍发生通货膨胀，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美国向那些大量进口粮食、进口能源、进口原材这些国家转嫁它的通货膨胀的代价。
金融垄断资本在南方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实际资产，没有促进增长，反而加强了掠夺。（图片来源于网络）
曾经一度，几个月之前还看到很多西方学者说“美国这么增发货币它就不发生通胀，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奇迹”等等这些论调，这其实真的是有点昏了头了，美国不发生通胀的原因不外乎是先向外转嫁最后转嫁不成了再向内转嫁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把农业和金融自由化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变成一个可自由贸易的领域，结果就是它所必然发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说做调查研究，你们去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况，你就能把它搞清楚。比如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奥巴马政府用量化宽松的办法，向世界倾泻了4万亿美元，它所增发出来的货币60%以上流向了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市场。
这时候我们就在世界上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那时候埃及爆发广场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大家都说这是埃及穆巴拉克政府长期实行军事独裁所致这套说法，然后我去了埃及做了一系列的调查。调查后我发现闹了半天是因为埃及这个国家尽管拥有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但是这个国家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它生产优质的长绒棉，同时它又是一个农业领域完全对外开放的国家，而它的农业资源早就被跨国公司占有了。就像我们现在有大批都主张农业对外开放的人，允许外资进来，但是请注意埃及的农业早就对外开放了，并且农业早就外资控制了。外资一控制农业，就把埃及的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放弃了，转而让他们去生产长绒棉。埃及的棉花是世界最好的棉花，因为它地处沙漠地带光照充足，又有尼罗河水的灌溉，于是它的农业就变成了一个以高度商品化的长绒棉生产为主的这么一种状态。它本来粮食是自给的，但是如今粮食50%以上靠进口。
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大规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把小麦价格抬高。你们都知道阿拉伯世界是吃馕的、吃面饼的，对吧？它们主食是小麦粉，它们的小麦就要靠进口，于是乎它们的粮食进口依存度高达50%以上。这时候小麦价格翻倍了，而它们的进口的依存度要高达50%，那就意味着它们的国内粮价也要随着进口的价格的大幅的上涨，翻倍了。这时候注意，大量的贫民窟人口就没饭了，也没吃的，也吃不起了。这种情况下就你给两个馕我就可以上街，所以就可以看见那些报道，对吧？解放广场的颜色革命，你们来到这广场待一天，我给你发几块面饼回家养老婆孩子，颜色革命就这样发生了。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其实你们可以去看看，由它造成了一个叫做北非的颜色革命带。它把北非这几个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的这几个国家，什么突尼斯、埃及等，你挨个看过来，你就会发现，闹了半天这些国家几乎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国农业被跨国公司控制，本国农业只生产跨国公司要求的在国际市场有销售的这些农产品，因此造成了本国农业不管本国粮食。比如说，当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美国金融资本受到巨大打击，奥巴马政府就得救金融、救本国金融资本，那就得给他们发钱。这些金融资本跨国公司一拿到钱就冲进国际上的这些大型期货市场，根本就不是去搞什么实体经济。他们造成的最后的代价就是被这些必须依靠进口粮食才能维持基本的民生的国家所承受了，于是乎这些国家就发生本国国内的暴乱事件。你们说这些国家老百姓该遭受这些罪吗？
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接着就演化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因为穷人实在穷的不行了，实在解释不了这些现象，这时只有宗教能告诉你这是因为魔鬼裹了什么乱，也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乱象，你说这是由谁造成的？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第二段调查研究的经历的时候，我算明白了苏东怎么解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不是那些主流媒体，特别是被西方控制或者被西方资本控制的那些主流媒体或者是内外勾连的很多主流官员，不是他们说的那套东西。
我们再看下一步所发生的事情不就跟那个解体之后所派生的一系列世界秩序的变化有关吗，难道不是密切联系着的吗？这时候你通过调查研究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就解构成了一个个范畴，你就可以在不同范畴之间去找他们的相关性，然后你可以在多种相关性中去发现主要相关的原因。当你把这些主要相关的原因提炼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思想上就清朗起来了，你就有了那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难道不是很好的做了一回人了吗？
年轻的朋友们，想想这样做人你该多爽。否则就算你家藏万贯，也不过就是一个榆木脑袋，你这辈子活得真有意义吗？我这么说当然要得罪很多人，不合适，但是这些话都说出来也就收不回来了，不能批评人家榆木脑袋的。但是总之我要说实践出真知，调查研究应该是我们一辈子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提醒年轻人，只玩书本那点东西当然也能让你有所发展，然后混个职称之类的，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你还是要深入实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讲几个关键的事件就很好的把我们应该形成的真知给大家捋了一下。当然这些你们也未必都认同，我也只是作为一个老同志的一点善念想跟大家说点调查研究后才能形成东西。
五
讲讲量化研究
最后我得说点有关量化研究的事。我80年代在美国拿过一个Certificate，所谓证书。这就是我当时在美国做量化研究的重镇——密执安大学，ISR 社会调查研究所，在他们那儿学习拿到了一个证书。这个证书叫什么呢？叫做certificate of survey research。它就是说你这个研究一定是要做survey，是一个量化研究。我们学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study design，就是研究设计。它的研究设计采用的方法主要是random sample survey，就是一个随机抽样调查系统。用这个系统它会说只要你的抽样是合理的，你可以在严格调查获取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不低于95%以上对总体的推断能力，这些都是比较术语性的话，我不多解释。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在国内的研究界中算是比较早的接受西方的量化分析的方法用来国内做研究的，并且大多数国内要做这样研究的学者，最大的制约就是没钱，就是你们没多少经费来做你们想做的这种所谓抽样调查，这是很费钱的一项工作。我一开始做这个事的时候拿的就不是国内的钱，是世界银行的钱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钱，因此这个钱至少是够用的。（编者注：1987年，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以在中国农村推进制度改革为前提，提供给中国总共3亿美元的制度转轨贷款，其中1亿美元（当时约3.7亿人民币）用于农村改革试验区项目。该项目在全国包括30多个试验区，覆盖100多个县和8000多万人口。温老师当时负责该项目的监测和评估。）
所以我说咱们如果要说量化研究这个方法，我是从美国人那学的，并且是拿美国的钱做的。因此开始入手的条件恐怕比我们国内读洋人的书、听洋人的话、做洋人的好学生的这些人条件上要好一点，再加上我说你们在实际操作中，你们会遇到很多麻烦。我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承接世界银行的工作小组技术上的操作人员，所以我这儿操作上几乎没障碍，也就是说我从80年代就是干这活的。
如果咱们纯粹从研究方法来说量化分析、量化研究，今天的很多学者们应该是搁我们80年代就干这活的人来看，是差不多有一两代人了。当然后来我在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都担任了很多届的评委，我也曾经建议国家的这些基金会建立数据库，把每一个号称是做了量化调查的那些技术报告和他们的原始数据全部交到国家基金会的数据库里来，然后我们建立一个逻辑软件分析的体系，把每个人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技术报告做一个检查，把他们的数据的逻辑关系做个检查，凡属于通不过的一概对不起，退钱。当然这个事儿就没通过，是因为没谁做得了这样的事儿。一旦要做，你会发现大量的所谓量化研究、量化分析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不成立的，站不住。因为他们既不提供技术报告，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支撑他们成果的这些量化研究的能力。所以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说我算是80年代就干这个活的。
我的第一个对现在仍然坚持要去做这些事的人提出的善意的劝告，就是恐怕如果真的按照这种研究的技术标准来衡量，我们有很多的类似像这样的研究是过不了的，所以如果你真想做一个学者，假如你真想做严肃的研究，还是尽可能把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结合在一起，不要只推崇一种方法。所以我对那些现在比较极端的去强调没有量化分析你就不能过这样的人，我说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作为这个领域中做了多少年的人，我说你的东西也未必经得住推敲，就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非得去一定怎么着说那个不合适、这个又不合适，尤其对高校这些年回来的海归，不一定都是这种方法才配叫做科学。
稍微往前点说，其实做抽样调查分析的老前辈在美国叫 Leslie Kish。当年我去学习，他是这个所的Founder，就是创始人，我跟他有过多次交流。他跟我讲他这个方法其实本来来源就是二战。因为二战中美国动员的兵力很多都是各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阶级成分，那到了前线大家一块冲锋陷阵的时候，军队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所谓的战争意愿、参战能力、在战争中的参与组织的行动行为等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同，纯粹指望着军事上的这种命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在军内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故，所以就有老Kish他们那一代老一辈的人在二战期间，当时他很年轻，被调去做所谓军队内部的结构分析的量化研究了。
而这一套我在没有去美国之前，我原来在总政治部研究室，这套做法我也同样做过，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需求导致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是根据某一个学科的学科规范怎么发展起来的。至少在美国我听他们做这个领域工作做了很多年的老一辈前辈们说，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人，至少我跟老一辈们打过多少次交道，我自己又是在这个领域中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做了11年的技术分析工作，有足够的经验，当然也就有一定的资格来跟这些今天坚持所谓量化研究的朋友们做点对话。
当然我过去一直不去拱这些火，不去参与这些讨论。主要原因是现在我看到的材料都没有提供技术报告的，所以我说你们根据什么来说你这是一个量化研究？你没提供技术报告它就不能成立。而我们过去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提交技术报告，对吧？而且如果是我委托你做的，你拿了国家的钱那么你就必须提交你的数据库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没做，技术上都不规范，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合格的量化研究？所以，当说到到底是靠什么来支撑我们今天的所谓学科化的高校认可这套所谓的研究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质疑的。
不过当然也得说回来，我自己在人民大学当院长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大家都这样，我如果太认真了，我在同行中恐怕也会挨很多人的批评，弄不好再有点心眼窄的人给我使点绊儿，让我们这也通不过，那不是就麻烦了吗。所以最后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过去就完了。所以当我今天给大家想讲调查研究，我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人活七十古来稀了。我算是古稀老人的时候，我可以说一点经验之谈，可以给大家做点提醒。当然也只是希望你们在内心深处不断默念着实践出真知，并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学科化的所谓研究环境并不尊重真正的调查研究成果，往往是搞得现在的所谓学科化的、规范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庸俗化，使得我们几乎无法贴近我们身处其中这个大时代的各种变化。
所以我看今天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一点分享。我刚说到这儿就已经很过分了，我就打住不多说了。假如我冒犯了谁、得罪了谁，请你们多多批评，甚至请你们多多批判。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是有鬼无害的，无外乎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够把我们的经验教训接过去，如果有志于做研究，能够适当的走得稳一点、做得扎实一点而已。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问题一：
温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大专学生。我接触过很多来自农村的同学，平时有比较多的沟通，形成了一点农村基层的经验。我想提一个关于农村的问题：您说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的方向，然而据我观察，整个农村和农家子弟都已经被整个体制困住了，被困在一种进退不得的境地。乡村振兴即使能把过剩的资本导向治理，但是怎么保证那些已有的既得利益者们不会用他们的优势来阻断这些农村人民的上升之路？又如何保证乡村振兴真正振兴的是农村和农民呢？
温铁军教授：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不怎么上网去看我关于乡村振兴的解释。我以前曾经讲过，我们现在乡村的衰败是某些政策人为造成的。乡村中的年轻人深陷困境，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政策是以亲资本导向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说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没有谁会说打工者是本地的主人，也没有谁说农民是本地的主人，也没有谁说农村青年是本地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群体，所以我才说如今乡村的衰败是由于之前的某些政策人为造成的。那今天的乡村振兴，在如今农村事实上已经衰败的情况下，纯粹靠农民、靠农村这点儿被困住的青年能不能振兴的起来？当然不能！怎么办？
现在我想到的就两种方法，一是要尽可能推动城乡融合。假如你还是在村里边或者你家还在村里面，应该学学浙江经验。浙江人说他们在浙西山区已经没地方了，浙江人得往江西去找地方，因为浙西山区的农村都被上海人填满了。有大量的上海人利用城乡融合的战略，跑到浙西山区的农村，在那里做了很多社会投资，也形成了很多上海人才有的独特创新。他们跟农民结合，跟农村结合，形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动力。所以我说去学学浙江人！如果你去浙江安吉县的余村，两山提出之地，你会看到很多城里人在那搞建设。所以我们只要把城乡融合当成一个新阶段的指导思想，那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城里人下乡去跟农民联合起来，推动城乡融合的新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指着还留在农村的这些386199部队，或者被各种债务、各种陷阱困住的这点农村青年，而是要靠全社会的努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要善于发现农村中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条件。你指望着原来的农业就那点地，那是没多大的前途的。我们恐怕更多是要靠如何发现山水、田林、湖泊、草沙这些作为一个生态空间的整体来看待它的开发价值。
这两个方面如果你要有所动作，我估计你的问题至少会有一个比较清晰，比较好的前景。我还是建议你在网上多搜一搜有关的这些讨论，不光是我的，还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都有些建议。我们也有很多实践，你可以搜一下国仁乡建的网址，那上面有大量的青年人都在农村开展着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你可以看一看，你也可以跟他们交流来带动你们自己本地的发展。好了，谢谢你的问题。
问题二：
现在国家对房地产业有一定的限制，用限购的方式来限定房价。但是我发现在实际情况中，还是会有很多手段可以绕开限制，并不能真正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来打破如今开发商为了赚钱，使用小产权房的方式进行牟利以及各种疯狂发展房地产的现状，让其转向实体经济的发展中来呢？
我刚才讲了半天都是在讲，每当遇到比较复杂问题的时候，要迈开双脚去开展调查研究。你刚才说的，在政府控制房价条件下各地以小产权房来谋利，我们怎么去调整它，让这些资金转向实体经济而不是继续在房地产里？这首先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我认为你最好是做调查研究。因为问我，我没对这事做过调查研究的，所以我如今就很难给你回答。今天咱们这个课主要讲的是调查研究，我倒是建议你把今天这个课的精髓回去再复习一下，然后看看你多大程度上能够靠你自己去做调查研究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好不好？谢谢你的提问！
问题三：
您好，我是一名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与一位农业的前辈在南方某地，一起经营一家农场。多年之前，一阵飓风摧毁了农场的所有设施。正常来说，国家是有灾后补贴，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农场经营者没有拿到这个补贴，而是被土地的所有者获得。请问，我们农村的创业者碰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因为你们是在某个地方租人家的土地开展经营，所以遭遇到灾害的时候，补贴是到不了你们手里，村里会把那些补贴给了原来的地主，就是向你们出租土地的人，对吧？这个情况是普遍的！因为所有的进入农业租地经营的人，他们的补贴都是拿不到。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政策补贴都是占有土地使用权的那些承包户拿到，其他的补贴也是这样的情况。
提问者：
未来这种情况会改善吗？
这种情况肯定要改善！将来不可能人家把地出租给你们了，比如租给你20年了，人家都已经进城去从事其他业务了，而政府的优惠政策还是只给那些原来拥有使用权的农民，而像你们这些进入农业，从事实际经营的人却拿不到任何好处。改革肯定要搞，不会长期这样。只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早晚还是会调整过来。
问题四：
温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有没有想去，但是还没有去做的调查研究呢？我想去按您的方向去完成。
就是我想去做的这种调查研究你想去做，比如我还没有完成的调查研究方向，你去做是吗？
是的。
我其中一个最难以完成的计划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做比较研究。最近我们这个团队出了一本书叫做《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讲的就是我们的第一期调查成果。我们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做了一个4+3一共七个国家的国别比较研究，其中4个国家是固定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这4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然后其他3个国家是我们每一期可以灵活调整的。我们第一期选择了委内瑞拉、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4+3的研究框架。第一期我们做完了，那进一步应该做第二期。我们既无经费也没有在地的团队了。
2001年印度喀拉拉邦农村调研。后排左三、前排左二、左四为《全球化与国家竞争》作者温铁军、刘健芝、薛翠。
2011年，《全球化的成本与危机转嫁》研讨会。右三、右五为《全球化与国家竞争》作者温铁军、黄钰书。
温铁军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历经10年时间。2020年12月，《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一书正式出版。
这样第二期的调查研究，我们假定4个国家不动，再换三个大型发展中国家，纳入到我们要做的研究中来，那么研究的量会非常大，工作难度也会非常高。所以我说我近期可能有点力不从心了，如果我倒退20年，我肯定会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所谓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下，发展经验的话语体系的一个创新。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在国际话语竞争中还没有形成话语权，我们在话语竞争中基本上是被西方话语降维覆盖。所以我这一代人的责任没有尽到，也就是我们并没有使中国经验所形成一个有效归纳，然后我们再以这个归纳所建构的话语权，能够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有一席之地。这需要我们做很多努力。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绝不能是人云亦云，如果我们只会跟着别人后面做跟从者，永远跪在那爬不起来，那么我们做人还有何意义呢？我50岁以后开始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我只完成了一期，这还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才完成。第二期我还没有完成，想想可能就得叹口气…我恐怕来不及完成这个研究，所以我想有哪一些人能把它做下去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以目前的情况看估计很难有这个条件。好了，我回答完了，谢谢你的问题。
问题五：
温老师您好，我没有一个特别的问题要问您，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跟您讲。您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提过大疫止于村野这个问题。我当时其实心里是有疑问的，等到后来石家庄出了问题，那时石家庄有些村庄也爆发了疫情，我心里是有疑问。然后带着这个疑问今年夏天去了云南，一共走了70多个村庄，我去过的每一个村庄的地级镇政府，发现和您说的是一样的。因为云南他们当地的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只要是生态环境还保持住的村庄，疫情来了，就是像您说的，在路口让几个年轻人一封，然后剩下的村庄里的人该干嘛干嘛，大家买口罩，一个村里过去了4个月，只用了50只口罩，那50只口罩还是只提供给那几个守村口的人的。您今天讲到调查研究的这个问题，我是实地的走过了之后，表达对您的钦佩，就是实地考察过了验证了您的理论。
谢谢你的叙述，有了可以验证的这么个条件，谢谢。
问题六：
温老师您好，想问问您国家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刚才您也讲到浙江安吉的这个案例经验，其实现在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做一个结合是一个大的方向的。我就想请教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这种实现方式有什么可以普遍推行的做法吗？
谢谢你的问题，但是你提的是个大问题。我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回答如何让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形式做出一个普遍的、大家都能用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模板。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上网搜吧，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有相当多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当多的讨论。如果要我讲的话，恐怕至少得讲一两个小时，今天又刚好没时间了，所以还是你们或者和你有同类问题的人一起上网去搜一搜，你们上网能力都不错，好不好？谢谢你的问题。
问题七：
温老师你好，我想问您一个在学科上探索的问题，我们都是学过教科书的人，我觉得教科书在一方面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可能对于当今社会实践的探索来说，有一些过时性，对于这种过时性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
我并没有把教科书和调查研究对立起来，我只是说不能完全按照教科书所给定的逻辑去解析，去处理你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越是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去形成一个基本的经验归纳，然后再结合你所学过的教科书的知识来做一些解释分析，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方法。所以教科书当然也有它的实质性，但是在写这本教科书的时候，老师所面临的问题和你现在读教科书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把不同时空条件，比如在西方有实践意义的那些经验，归纳而成的理论逻辑最后变成东方的教科书的时候，这其中的差别恐怕就会比较大。所以教科书不是不读，要读它的基本知识，它作为一个结构你也要把握。但是当你面临着身处在复杂世界当中，你要去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时候，恐怕就得通过调查研究来把问题梳理清楚。所以我建议你下来再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复习一下，不至于产生误解。谢谢你的问题。
（文字整理：张金圣、孙丽艳、常远航；编辑：李翠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