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青, 原名耿紹光, 1927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早年就讀于哈爾濱第一國高土木科, 畢業後, 為了糊口, 曾在哈工大當過土木科教師的助手和馬家溝國小的教員。1948年考入東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并在學校裡參加了進步組織“中國民主青年聯盟”。1949年進入新華社新聞幹部訓練班學習。1950年5月, 畢業于北京新聞學校, 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任播音員, 改名“夏青”, 取“華夏青年”之意, 自此開始了他四十年的播音生涯。
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播音員, 夏青以其播音之雄渾、内容之深刻、邏輯之嚴密、分寸之恰當、聲音之震撼, 被譽為“祖國的聲音”。但在夏青輝煌的播音生涯背後, 很多人不知道, 病痛是他生活中的另一個主題。
1949年夏青在香山學習期間得了急性關節炎, 後來轉為了慢性, 從此這個病就跟随了他一輩子。2004年夏青逝世後, 傅華曾有這樣一段回憶:“ (夏青老師) 有時病重, 起來後全身是僵硬的, 他就用一條繩子綁在僵硬的腳上, 拉起腳往前邁一步, 然後再将繩子解下來, 綁在另一隻腳上邁另一步, 讓人看了特别心酸。”
對于夏青而言, 用繩子幫助走路已是一種常态, 和病痛做鬥争也已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變了的, 是時間和地點, 不變的, 是忍耐和堅持。不論是對待病痛還是工作, 四十年, 他一直在路上, 邁一步, 再邁一步。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始于偶然</h1>
1949年10月1日的那個難眠之夜,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長春市舉行了盛大的提燈遊行。作為“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的一員, 夏青也參加了這次遊行。但他并沒有想到, 這一天, 竟會成為他事業乃至人生的轉折點。
參加完遊行的夏青剛回到校園, 就接到了學校的通知, 要他去北京新聞學校報到。北京新聞學校的前身是新華社新聞訓練班, 以培養新聞人才、提高新聞宣傳及相關人員的政治理論水準和新聞業務素養為主要目的。此次其要求東北地區推薦十名學員, 夏青就是其中之一。
夏青接到通知後報名應試, 結果順利通過。就這樣, 22歲的他告别了短暫的東北大學中文系生活, 來到了北京新聞學校。在那裡, 他經過了七個月的緊張學習。1950年5月初, 他和其他幾名學員被配置設定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當時和夏青同去的這批學員, 都是學編輯、采訪業務的, 但是電台急需播音人員。情急之下, 電台決定讓他們當中會說北方話的人統統去試音, 夏青自然包括在内。
或許是命中注定, 這次試音對擁有獨特嗓音的夏青來說多少有點“量身定做”的意味。夏青的父親是位國文教員, 在夏青還小的時候, 父親就規定他每天必須大聲朗讀好幾遍古文。國小時, 他參演雙簧節目, 參加講演比賽。中學時, 他參加歌唱比賽得過第一名。後來在東北大學和北京新聞學校學習時, 他還參加過歌詠隊……所有這些經曆, 磨出了夏青的一副好嗓子。毫無疑問, 最終嗓音天賦過人的他被選中了。幾天之後, 夏青便走進了有點神秘的播音室, 坐在了話筒前面, 開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萬事開頭難, 剛進電台的夏青, 雖然嗓音天賦較高, 但在字音問題上遇到的困難是很多的。他那東北口音和廣播所需要的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的國語是有差别的, 有時甚至把“國”讀成“果”, 這都需要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改過來。同為播音員的葛蘭就成了他的老師, 每當他說錯一個音, 葛蘭就學他、笑他, 用這種方法, 反而促使他帶着一股子倔勁, 決心狠攻讀音。在那段日子裡, 夏青帶着最初的茫然, 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葛蘭曾說:“為了學習标準讀音, 他把字典都翻破了。” 千裡之行, 始于此時。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為伊笃行</h1>
帶着不服輸的決心, 夏青“長期堅持吐字發聲的基本功訓練”。(6) 從抗美援朝的戰争時期, 到經濟建設的和平時期, 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他都一直自覺地堅持訓練此項基本功。
随着廣播節目的多樣化, 夏青還通過各種學習途徑努力使自己的播音語言适應這種變化。他針對自己吐字發聲的弱點, “向姊妹藝術行家學習, 先後向音樂學院老師學習音節發聲, 向單弦演員學習吐字歸音, 向電影學院教師學習發音方法”。直到上世紀60年代, 已經在播音領域有所成就的他依然虛心向語言學家周殿福先生請教, 反複聽錄音, 勤奮練習。
據《康熙字典》及其書後所附《補遺》, 中國漢字有四萬多個, 常用的有五千多個, 播音員需要掌握的就更多一些。夏青長期堅持吐字發聲的同時, 還努力學習和掌握每一個漢字的字形、字音、字義, 而且了解其出處、古今演變過程及趣聞轶事。到最後, 他便有了“活字典”及“字音政府”的美譽。一旦有人向他請教疑難字時, 他會立馬詳細地告訴他們這個字的讀音和字義, 而且會翻開工具書來驗證自己的說法是否正确。他的嚴謹和認真, 貫穿于整個播音生涯始終。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6">操千曲, 觀千劍</h1>
除了“字音政府”和“活字典”, 夏青在播音界還有一個“老佛爺”的稱呼。這些稱謂, 不論是哪一個, 都在一定方面反映出了夏青的博學多識。
學生時代, 夏青既學過工科, 又學過文科, 知識比較全面。踏上工作崗位後, 除了不停地訓練播音基本功, 他還抓住一切機會如饑似渴地吸收其他學科的養分。
夏青酷愛古典文學, 逛琉璃廠舊書店曾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他曾特地買了一套沒有标點的《春秋左傳注疏》, 利用業餘時間認真研讀。在那本書的空白之處, 密密麻麻地注滿了他的蠅頭小楷。這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 也為他的播音事業添磚加瓦。他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閱讀和欣賞》節目中講解難度頗大的古典文學作品, 受到了廣大觀衆的喜愛和稱贊。
除了古典文學, 夏青還長期緻力于研究語言學和語音學, 并且不斷總結自己的發現和收獲, 以及自己在播音過程中積累的實踐經驗, 撰寫語音研究文章, 譬如《國語廣播的異讀問題》, 他還在1983年的首屆北京語言學會年會上宣讀了這篇論文。
夏青喜歡講三個“萬”, 即“讀萬卷書, 行萬裡路, 交一萬個朋友”。 博觀而約取, 厚積而薄發, 隻有博覽多聞, 才能做到學問習熟。他如此要求别人, 也如此要求自己。很多人對夏青所播的政論性文章贊譽有加:“有理”、“有力”、“有節”, 擁有“政治家的胸懷”和“雄辯家的機敏”, 這與他的博識是不無關系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亦師亦生</h1>
抛開1950年6月前的事情, 從1950年6月坐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室開始, 夏青就一直行進在不斷學習、積累知識的道路上。經過幾十年的沉澱, 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風格, 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播音理論知識, 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播音工作原則。
他教導青年播音員要“三讀”、“三思”。所謂“三讀”, 就是拿到稿子後要讀三遍:第一遍要粗讀, 宏觀把握, 了解整體, 如果細讀, 反而會陷進去;第二遍要細讀, 逐字逐句挖掘自己不懂的地方和有誤的地方, 把握文章内在的邏輯聯系;第三遍再粗讀, 以防第二遍細讀、分析之後轉而陷入文章的細枝末節。所謂“三思”, 就是分析完文章後還要進行思考:第一是要把文章放到大的時空背景當中去審視;第二是要把文章放在整個節目中去審視;第三是要把文章放在聽衆那裡去考慮, 從播和聽的對比中思考實際的傳播效果如何。這兩點理論, 對後來很多年輕播音員的幫助是巨大的, 對很多同行的啟發也是深刻的。
夏青過硬的理論知識和播音技巧使他成了很多行業和領域學習的典範。他曾是國家廣電部門、教育部門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推廣漢語國語的負責人之一, 為推廣國語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因自己在漢語語音方面的學識和成就, 于1980年在中國語言學會上被選為理事, 之後又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聘為審音委員會委員。很多時候他扮演的是老師的角色, 而他自己對此又是極為喜愛的。
夏青很關心青年播音員的成長, 他曾主動承擔輔導青年播音員的工作, 深入基層台、站, 對青年播音員的工作予以指導, 同時也給播音短訓班授課。他還經常被邀請到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授課, 為青年播音員隊伍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 他也在指導播音的同時, 為播音部、台播部等的播音員講授《詩經》、《楚辭》等古典文學代表作。古典文學雖然是夏青的摯愛, 但要真正給别人講, 他又得付出很多努力去學習。每次準備講義, 他都得查很多資料, 将講義寫得極其細緻, 這樣在講的時候才能真正讓大家有所收獲。
在年輕人面前, 夏青是前輩, 是老師, 但他從不自滿。他始終以“學習者”的身份自居, 并且善于聆聽。很多編輯記者、年輕同志乃至錄音員有時給他提意見, 他都能聽進去, 并擇取有意義的積極改進。傅華曾回憶道:“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每次學習完一個單元的課程後, 夏青老師會出題考我們, 當時有一道題是有關‘元老’一詞的解釋, 他判卷時, 因我寫了‘師長’的意思而扣我的分, 我便指出來, 他一句話不說立即去查字典, 而且特别平和謙虛地接受了我的意見。”
從偶然的前奏到輝煌的結尾, 夏青通過自己的努力奏響了一曲恢弘壯闊、感人至深的播音事業之歌。在播音乃至整個人生的大道上, 夏青從未間斷前行的腳步。他的一生, 是走在路上的一生。這一生, 因為行走, 是以精彩!（《青年記者》2013年07期，作者毛雯芝）
葛蘭 (生于1933年, 著名播音藝術家, 共和國第一代女播音員) 的名字, 對于共和國同齡人來說, 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每當有重要新聞, 大多是由葛蘭和她的丈夫夏青兩個人播音。他們的聲音, 已經成為人們對那個時代無法割舍的一種記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1">在話筒前, 你的聲音屬于黨和人民</h1>
“播音員是幹嘛的?那不就是念稿子廣播嘛。”這是葛蘭在報考播音員之前的想法。在對播音這個職業的一知半解中, 1951年, 18歲的葛蘭憑借着洪亮的嗓音和清晰的吐字進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後, 葛蘭擔任了《記錄新聞》節目的播音工作。“那時, 正值抗美援朝, 志願軍的抄收員就躲在戰壕裡收聽我們播報, 一字一句地抄寫, 然後再連夜油印成小報, 分發到前線的戰士手裡。”可以想象, 在戰火紛飛的北韓戰場, 這些帶着祖國和親人們資訊的小報是何等的彌足珍貴。“是以, 為了不給抄收員帶來困難, 我當時隻有一個念頭, 千萬别播錯。”葛蘭說。
“戰士們都說那是祖國的聲音, 是母親的聲音, 很多人不惜用生命來保護它……也是志願軍那些動人的故事和不斷收到的熱情來信, 讓我們真正體會了播音工作的神聖。”葛蘭甚至還收到過志願軍戰士從前線寄來的兩個雪白的搪瓷缸子。那是戰士們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慰問品。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 《記錄新聞》承擔着向祖國各地傳達各種重大消息的任務。為了讓節目的抄收員能夠記錄播出全部内容, 播音員不僅語速要緩慢, 吐字要清晰, 在遇到易混淆或生僻字時還要進行解釋……在播音中, 葛蘭始終記住一句話:“不能播錯。”在這句話的陪伴與鼓舞下, 葛蘭培養了自己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播音室裡, 除了眼前的稿子, 其他的一切都與自己無關。嚴謹的工作态度加上平時的認真學習, 令葛蘭在播音時很少出錯, 即使面對臨時送來的稿件, 毫無準備時間, 葛蘭也能夠一字不差地播出。
那時的播音條件比較簡陋。葛蘭回憶說, 遇到夏天, 每人就給一塊冰放在身旁降溫;那時候人員也少, 我們一進播音室就是七八個小時, 一班下來累得頭昏腦脹。但是人們的精神狀态很好, 從不叫苦叫累。
就這樣, 葛蘭面對話筒一幹就是40多年, 聲音傳遍五湖四海, 話語潤育聽衆幾代。“業精于勤”是葛蘭反複說的話題。她說:“坐在話筒前, 必須全神貫注, 絲毫不能大意, 這時你的聲音已不屬于你而屬于黨和人民。”
“我參加工作之初, 老同志經常很嚴肅地告誡我, 一定要認真備稿, 要多問, 不認識的字要查字典, 不能想當然, 否則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影響。”就這樣, 從1951年開始, 葛蘭一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擔負各類節目的播音, 每天坐在播音室裡, 面對小小的話筒, 用聲音把黨的方針政策傳到千家萬戶, 把喜怒哀樂送到億萬聽衆耳中!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9">把“春江花月夜”念成“夜月花江春”</h1>
從1959年開始, 葛蘭開始擔任《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的播音員, 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幹到退休。此前, 葛蘭還曾經擔任過少兒節目的播音員, 為了讓自己的播音更好地服務于小朋友和家長, 工作之餘, 她專門到北京師範大學旁聽教育學和心理學的課程。後來由于“文革”, 她的丈夫夏青被下放勞動, 葛蘭也受到影響, 中斷了正常的播音工作。有一天, 《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馬上就要開播, 但當天的播音員始終不在狀态, 情急之下, 葛蘭被上司臨時叫進了播音室。葛蘭很快進入了狀态, 情緒激昂地把稿件一字不差地播報下來。從那之後, 節目的播音名單上又重新出現了葛蘭的名字。
對于過去的成績和輝煌葛蘭不願多說, 她記憶最深的是自己鬧笑話, 出“事故”的情況。
有時在播音間隙, 通常會放一兩分鐘音樂, 這在當時對于播音員來說, 可是個技術活。葛蘭說:“現在都是用數字化裝置, 操作非常簡單, 隻需幾秒鐘就可完成。而我們那時都是老唱片, 上邊紅字貼一條, 寫着誰誰唱的。晚上我們報的新聞内容少一些, 中間能休息幾次, 就找幾個唱片播一下。兩個大唱盤, 一邊一個, 最難的是給唱片翻面, 要眼疾手快。一次我翻唱片不小心, 唱片竟然飛出去了。我趕快撿回來接上, 搞得狼狽不堪。幸好沒有出錯。這個工作看似簡單, 卻要求播音員一心多用。”
還有一次, 葛蘭播放音樂時把樂曲的名稱念成了“夜月花江春”, 有位老編輯頓時納悶了, 這是一首什麼曲子呢, 從來沒聽過啊?拿過唱片一看, 老編輯樂得蹲在地上, 原來唱片上的字被葛蘭給讀反了, 曲名是《春江花月夜》。“那種老版唱片字的順序不一樣, 我沒注意就讀出去了。幸好後來沒有聽衆寫信過來挑錯。”為了這事, 葛蘭忐忑了好長一段時間。
在那個年代, “少兒節目”“新聞節目”等好幾個頻道都可以聽到葛蘭的聲音。在嚴肅和活潑之間, 她的聲音竟然能做到無縫切換。“大概是因為我的聲音可塑性比較強, 什麼節目都能駕馭。”
不過, 葛蘭最喜歡的是文藝類節目的轉播, 因為可以在劇場看不同劇種的大師表演。很長一段時間她經常接到晚上到劇場轉播的任務, 轉播地點一般是在劇場的樂池或樓上一排中間。
“做文藝轉播的時候, 我早早地就得趕到劇場, 往樂池中間一坐, 因為那個地方錄音效果是最好的, 我比第一排的觀衆離舞台都近, 就是老得仰着頭, 時間長了脖子疼。”葛蘭深情地回憶說。
葛蘭至今不能忘懷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轉播梅蘭芳的《洛神》。那一次, 梅蘭芳一出場, 全場鴉雀無聲, 葛蘭小聲介紹着, 因為周圍太靜了, 她的聲音還是顯得很突兀, 樓下的觀衆直向樓上看, 編輯吓得一個勁兒捅她, 葛蘭趕緊降低了音量。轉播了那麼多場演出, 那次讓她記憶最為深刻。（《新湘評論》2019年04期，作者孟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