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陸軍中将根本博是日本法西斯青年團體“一夕會”的骨幹成員，曾與橋本欣五郎等人于1930年策劃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還曾參與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曾任日軍駐蒙軍和日本華北方面軍最後一任司令官，代表平津地區所有日軍在故宮太和殿簽署投降書，但就是這樣一個罪行累累的戰争罪犯，卻沒有被追究、起訴和審判，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根本博在簽署投降書
根本博（1891—1966）是日本福島縣人，曾先後就讀于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陸軍中央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校，接受了完整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是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和陸軍大學校第34期畢業生，其畢業成績一般，未能進入陸大第34期“軍刀組”。
陸軍大學校第34期畢業生中，盡管沒有人晉升陸軍大将，但卻湧現出許多知名人物，諸如安達二十三、中村明人、小林淺三郎、佐藤忠義、花谷正、柴山兼四郎、和知鷹二、田中隆吉等，其中根本博、花谷正、和知鷹二、田中隆吉等人都是以特務生涯而著稱。
根本博在進入陸大之前，曾以中尉軍銜在第七師團第14旅團第27聯隊服役，在校期間晉升陸軍大尉，是以畢業後又回到原部隊出任中隊長，而陸大優等生大多被配置設定至陸軍省、參謀本部和教育總監部任職。
根本博于1926年晉升陸軍少佐，并在日本駐南京領事館任武官，當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至南京時，這小子曾赤手空拳與北伐的士兵對峙時被刺刀捅傷，在跳樓逃命時又摔成重傷，傷愈之後被調到參謀本部第二部（即情報部）任職，期間起草了與中國有關的相關檔案。
1930年9月，根本博晉升陸軍中佐并出任第二部（情報部）中國課中國班班長，與橋本欣五郎、鈴木貞一、長勇、石原莞爾、武藤章等人聯絡陸士第20期至25期的學長學弟，模仿“二葉會”成立了“櫻會”這一法西斯青年組織，宗旨就是為了改造國家并建立軍人政府，主張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不久“櫻會”也并入了“一夕會”，熱衷政治的根本博是其中的骨幹成員，由于其在南京任武官時的遭遇，造成他對華始終采取強硬的态度。
1931年3月初，根本博與橋本欣五郎、長勇、大川周明等人策動一些青年軍官，拟于3月20日發動軍事政變，迫使濱口雄幸内閣總辭職，由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組織軍人内閣，建立由軍人執政的獨裁政府，但最終由于宇垣一成的态度搖擺不定而緻使政變流産，而根本博等人由于軍方的庇護而未受到懲罰，此乃為“三月事件”。
根本博與橋本欣五郎等人不改初衷，又于1931年10月中旬再次策劃軍事政變，拟定于10月21日出動近衛師團的12個步兵中隊襲擊首相官邸和警視廳，刺殺首相若槻禮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内大臣牧野伸顯等人，擁戴時任教育總監荒木貞夫出任首相兼任陸軍大臣，建立法西斯軍人獨裁政府，後因計劃洩露未遂，根本博等人被逮捕，此乃“十月事件”。
橋本欣五郎
根本博與橋本欣五郎等人在東京策劃“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同時，還曾參與了闆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等人策劃的“九.一八事變”，時任參謀本部第二部中國課中國班班長的根本博借工作之機，暗中支援闆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等人的陰謀策劃，并在東京為他們通風報信，闆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和花谷正等人才敢膽大妄為地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而花谷正還是根本博的陸大同學。
“十月事件”之後，根本博被逐出參謀本部并被派往中國，出任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其陸大同學田中隆吉則擔任副武官,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是重光葵，擅長制造事端的根本博與田中隆吉又在上海策劃和制造了“一.二八事變”，并由此引發了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淞滬會戰，以白川義則為首的上海派遣軍，在上海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終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之下，中日雙方經過多輪談判，最終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1934年，根本博被晉升陸軍大佐并調任陸軍省新聞班班長，任内經曆了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中将被陸軍中佐相澤三郎斬殺事件，當相澤三郎被拘捕帶走時，根本博竟然莫名其妙地與相澤三郎握了一下手，此舉曾給他帶來了麻煩，認為他同情刺客相澤三郎。
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後，寺内壽一出任陸軍大臣，并奉裕仁天皇之命對陸軍進行整肅，根本博被逐出陸軍省，又回到第27聯隊擔任聯隊長，“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啟動全面侵華戰争，由于根本博曾擔任中國課中國班長，對中國比較熟悉，是以再次得到重用，于1938年晉升少将。
根本博
曾叫嚣“三個月内滅亡中國”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在牛皮吹破之後，被外放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被調任華北方面軍參謀副長，但上任不久又被轉任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次長，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被調到廣州任日軍第二十一軍參謀長，輔佐司令官安藤利吉。
1940年2月，日本參謀本部取消了日軍第二十一軍建制，同時組建了華南方面軍，下轄第二十二軍及直屬第18師團、第38師團、第104師團、第106師團，由安藤利吉出任司令官，根本博也随之升任華南方面軍參謀長，曾先後輔佐了安藤利吉和後宮淳兩任司令官。
1941年3月1日，根本博晉升陸軍中将并被調到關東軍，出任日軍第24師團長，該師團在哈爾濱編成，擔任對蘇聯的警備任務，并于1944年2月升任日軍第三軍司令官，又于同年11月23日轉任駐蒙軍司令官。
日本駐蒙軍被稱為“塞北孤狼”，管轄範圍為察哈爾省南部、山西省北部和綏遠省東部等區域，與中國駐屯軍編制類似，其麾下長期隻有一個第26師團，其餘都是警備部隊性質的三流部隊，但武器裝備精良，隸屬于華北方面軍管轄。
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之後，根本博率領駐蒙軍堅守在内蒙一線，與蘇聯紅軍對抗，及至8月15日裕仁天皇宣讀《終戰诏書》後，根本博也沒有立即放棄抵抗，而是掩護當地4萬多日僑順利撤離回國，他公然宣稱：“如果被問罪，自己就切腹自盡。”可謂是敢做敢當，一直堅守到日僑安全撤離，并在天津塘沽港乘船回國，駐蒙軍才于8月21日撤退到長城一線，此舉為根本博赢得了“帝國最後的軍人”稱号。
1945年8月23日，時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下村定奉調回國，接替自殺身亡的阿南惟幾出任陸軍大臣，同時任命根本博兼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華北方面軍曾是侵華日軍最重要的一支武裝力量，先後由寺内壽一、杉山元、多田駿、岡村甯次、岡部直三郎等陸軍大将擔任司令官，隻有下村定和根本博是陸軍中将軍銜，由此可見戰争後期日軍的衰敗，而根本博則成為華北方面軍的終結者。
1945年10月10日上午10時10分，時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兼駐蒙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領部分将領，在北平故宮太和殿向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上将投降，日軍投降代表根本博向受降代表孫連仲将軍呈上佩刀，并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曾在中國華北地區橫行的日軍華北方面軍壽終正寝。
孫連仲在受降書上簽字
根本博在簽署投降書之後，擔任了平津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部長，協助中國政府将35萬日軍和45萬日僑遣傳回國，他像岡村甯次一樣，也得到了蔣介石的寬恕和庇護，沒有被列入戰犯名單中而被追究起訴。
根本博在擔任日本駐南京公使館武官期間，就與蔣介石相識并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當遣返工作結束之後，根本博卻主動要求留在中國，并以化名林保源之名活動，曾在湯恩伯所部擔任軍事顧問，後來又随國民黨輾轉敗退到台灣，曾協助湯恩伯防守金門島和舟山群島，緻使解放軍在金門戰役（台灣稱“古甯頭戰役”）中失利。
日本和台灣出版的《為義捐命》
由于根本博的行動不夠保密，遭到駐日盟軍總部的追究，蔣介石不得不于1952年将根本博遣送回日本，剛過花甲之年的根本博風光不再，除了酗酒消愁，就是撰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字，最終于1966年5月24日病亡，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