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陆军中将根本博是日本法西斯青年团体“一夕会”的骨干成员，曾与桥本欣五郎等人于1930年策划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还曾参与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曾任日军驻蒙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最后一任司令官，代表平津地区所有日军在故宫太和殿签署投降书，但就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却没有被追究、起诉和审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根本博在签署投降书
根本博（1891—1966）是日本福岛县人，曾先后就读于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接受了完整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是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和陆军大学校第34期毕业生，其毕业成绩一般，未能进入陆大第34期“军刀组”。
陆军大学校第34期毕业生中，尽管没有人晋升陆军大将，但却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诸如安达二十三、中村明人、小林浅三郎、佐藤忠义、花谷正、柴山兼四郎、和知鹰二、田中隆吉等，其中根本博、花谷正、和知鹰二、田中隆吉等人都是以特务生涯而著称。
根本博在进入陆大之前，曾以中尉军衔在第七师团第14旅团第27联队服役，在校期间晋升陆军大尉，因此毕业后又回到原部队出任中队长，而陆大优等生大多被分配至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任职。
根本博于1926年晋升陆军少佐，并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任武官，当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南京时，这小子曾赤手空拳与北伐的士兵对峙时被刺刀捅伤，在跳楼逃命时又摔成重伤，伤愈之后被调到参谋本部第二部（即情报部）任职，期间起草了与中国有关的相关文件。
1930年9月，根本博晋升陆军中佐并出任第二部（情报部）中国课中国班班长，与桥本欣五郎、铃木贞一、长勇、石原莞尔、武藤章等人联络陆士第20期至25期的学长学弟，模仿“二叶会”成立了“樱会”这一法西斯青年组织，宗旨就是为了改造国家并建立军人政府，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不久“樱会”也并入了“一夕会”，热衷政治的根本博是其中的骨干成员，由于其在南京任武官时的遭遇，造成他对华始终采取强硬的态度。
1931年3月初，根本博与桥本欣五郎、长勇、大川周明等人策动一些青年军官，拟于3月20日发动军事政变，迫使滨口雄幸内阁总辞职，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组织军人内阁，建立由军人执政的独裁政府，但最终由于宇垣一成的态度摇摆不定而致使政变流产，而根本博等人由于军方的庇护而未受到惩罚，此乃为“三月事件”。
根本博与桥本欣五郎等人不改初衷，又于1931年10月中旬再次策划军事政变，拟定于10月21日出动近卫师团的12个步兵中队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刺杀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内大臣牧野伸显等人，拥戴时任教育总监荒木贞夫出任首相兼任陆军大臣，建立法西斯军人独裁政府，后因计划泄露未遂，根本博等人被逮捕，此乃“十月事件”。
桥本欣五郎
根本博与桥本欣五郎等人在东京策划“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同时，还曾参与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课中国班班长的根本博借工作之机，暗中支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的阴谋策划，并在东京为他们通风报信，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才敢胆大妄为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而花谷正还是根本博的陆大同学。
“十月事件”之后，根本博被逐出参谋本部并被派往中国，出任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其陆大同学田中隆吉则担任副武官,其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是重光葵，擅长制造事端的根本博与田中隆吉又在上海策划和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并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淞沪会战，以白川义则为首的上海派遣军，在上海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中日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最终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1934年，根本博被晋升陆军大佐并调任陆军省新闻班班长，任内经历了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斩杀事件，当相泽三郎被拘捕带走时，根本博竟然莫名其妙地与相泽三郎握了一下手，此举曾给他带来了麻烦，认为他同情刺客相泽三郎。
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并奉裕仁天皇之命对陆军进行整肃，根本博被逐出陆军省，又回到第27联队担任联队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启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根本博曾担任中国课中国班长，对中国比较熟悉，因此再次得到重用，于1938年晋升少将。
根本博
曾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牛皮吹破之后，被外放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被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但上任不久又被转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在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被调到广州任日军第二十一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安藤利吉。
1940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取消了日军第二十一军建制，同时组建了华南方面军，下辖第二十二军及直属第18师团、第38师团、第104师团、第106师团，由安藤利吉出任司令官，根本博也随之升任华南方面军参谋长，曾先后辅佐了安藤利吉和后宫淳两任司令官。
1941年3月1日，根本博晋升陆军中将并被调到关东军，出任日军第24师团长，该师团在哈尔滨编成，担任对苏联的警备任务，并于1944年2月升任日军第三军司令官，又于同年11月23日转任驻蒙军司令官。
日本驻蒙军被称为“塞北孤狼”，管辖范围为察哈尔省南部、山西省北部和绥远省东部等区域，与中国驻屯军编制类似，其麾下长期只有一个第26师团，其余都是警备部队性质的三流部队，但武器装备精良，隶属于华北方面军管辖。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根本博率领驻蒙军坚守在内蒙一线，与苏联红军对抗，及至8月15日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后，根本博也没有立即放弃抵抗，而是掩护当地4万多日侨顺利撤离回国，他公然宣称：“如果被问罪，自己就切腹自尽。”可谓是敢做敢当，一直坚守到日侨安全撤离，并在天津塘沽港乘船回国，驻蒙军才于8月21日撤退到长城一线，此举为根本博赢得了“帝国最后的军人”称号。
1945年8月23日，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奉调回国，接替自杀身亡的阿南惟几出任陆军大臣，同时任命根本博兼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曾是侵华日军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先后由寺内寿一、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冈部直三郎等陆军大将担任司令官，只有下村定和根本博是陆军中将军衔，由此可见战争后期日军的衰败，而根本博则成为华北方面军的终结者。
1945年10月10日上午10时10分，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兼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部分将领，在北平故宫太和殿向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投降，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向受降代表孙连仲将军呈上佩刀，并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曾在中国华北地区横行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寿终正寝。
孙连仲在受降书上签字
根本博在签署投降书之后，担任了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协助中国政府将35万日军和45万日侨遣返回国，他像冈村宁次一样，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宽恕和庇护，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中而被追究起诉。
根本博在担任日本驻南京公使馆武官期间，就与蒋介石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当遣返工作结束之后，根本博却主动要求留在中国，并以化名林保源之名活动，曾在汤恩伯所部担任军事顾问，后来又随国民党辗转败退到台湾，曾协助汤恩伯防守金门岛和舟山群岛，致使解放军在金门战役（台湾称“古宁头战役”）中失利。
日本和台湾出版的《为义捐命》
由于根本博的行动不够保密，遭到驻日盟军总部的追究，蒋介石不得不于1952年将根本博遣送回日本，刚过花甲之年的根本博风光不再，除了酗酒消愁，就是撰写一些回忆性质的文字，最终于1966年5月24日病亡，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