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增新像
楊增新：忠于新疆，終于新疆（五）
杜雪巍
十二．盛世之桃園，亂世之絕地
楊增新說過：西出陽關無好人！能到新疆的人均背負着一個“罪人”之身！對其自己，那也是因遭遇官場排擠而到的新疆。就此，楊增新給出的注解是：“新疆道在萬裡，服官之人亦多自萬裡而來，其來既難歸亦不易。一日得官即以回纏為魚肉，橫征暴斂，為全國所無。第得署一優缺，無不滿載而歸，不知者皆謂新疆富足。其實百姓之窮甲于他省。不過使二三貪劣之吏潤身回家而已。”是以在新疆為官，人人皆以為是美差。“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口頭禅不是沒有來由的。新疆長久以來的腐敗，就是因為吏治的腐敗，進而導緻官民沖突激化所緻。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一個清官呢？楊增新在忠告皮山縣知事談鳳翼時說：“居官無他訣一言以蔽之日愛百姓。愛百姓無他訣，一言以蔽之曰不亂要錢，不亂要錢則神欽鬼敬，雖有忌我階者，亦無入我，何來函所謂南疆居官三要訣曰對付漢人優待、伯克壓制，緾民者全用不着矣。士人服官入女子出嫁，乃終審之事，若不論應得與不應得，見錢便要，未有不以貪墨敗者；做好管之人百姓愛之，然書差鄉約都不喜悅，以官一清廉則若輩不能弄錢務必也，雖然言之易行之難，尚其堅持定見切實做去為要。”
楊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始終将吏治的是否清明來判斷官員好壞的一個重要标準。“公家每辦一事，鄉約即作為一弊。官吏以鄉約為爪牙，鄉約以官吏為護符。上下一氣，籍公肥私。百姓未受益而先受害。”亦正是對基層官吏的不信任，是以絕大多數的各縣知事幾乎是一年一個輪換，抑或隻要百姓告發，三分錢一張郵票即可斷送一個官吏的仕途。當然要徹底吏治腐敗，自然需要一套相應的制衡機制。當然那個時候新疆也沒有什麼民主、法治之說，能夠讓老百姓開口講話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1928年春，楊增新遇刺前與中瑞科學考察團人員合影留念
楊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認廟不認神”，其尊崇權威卻不迷信權威。無論北洋政府的大總統像走馬燈一樣的更換，但其心目中那尊“中華民國”的廟還在。楊增新從來沒有像袁世凱那樣有一個自己當土皇帝的夢想。楊增新的家國情懷非常之重，他說：“國事如家事，是以國強而家可保也，故曰子克家吉！”
楊增新曾說：新疆盛世乃桃園，亂世則為絕地。其實對楊增新來說，在其執政的十七年中，大多數時間人均處于戰事紛飛的亂局時代。楊增新最大的願望便是：将自己守護的這片地方保護好、建設好，讓百姓均過上和諧、幸福、平安桃園般的生活。
楊增新在其日記中說：“處憂患要面面堤防，刻刻審顧。一有精神未周之，處其禍敗即于此生。所為有遠慮者無近憂，此動心之說也。事有難理，慎以圖之，毋躁以緻蹶。人有難處，寬以禦之，毋激而生變。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忍性之說也。”這也正是楊增新時時能夠居安思危、未雨綢缪，設想着新疆下一步将要發生什麼、将會發生，如此也才不至于出現難以挽回的事件發生。
楊增新執政之初，囿于新疆邊吏缺乏，呈請民國政府為新疆舉辦縣知事的選拔考試。經過考試，有19名位候選人被派到了新疆。但楊增新并不迷信來自上面的權威，讓這些候選知縣一到新疆便分發各地去任職。這19位候選邊吏一到新疆，便被統一集中到了新疆政治研究所，進行新疆區情教育。外交、财政、警察、實業、法律、算學六門功課，“皆取現時通行成本分類排印講義發交各員俾每日到所研究且頒發前清宣統三年新修通志一部，以便考求本省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并以餘暇試辦文牍暨随時幫同迪化縣審訊上控，批發各案。”比如從廣東紫金縣來的鄧缵先，楊增新将其安排在新疆政治研究所學習三個月後，才又派其去了一個烏蘇小縣任知事。不到兩年時間，鄧缵先便因為政績突出被調去南疆葉城，一個當時約二十萬人口的大縣去任職。
廣東紫金縣來的鄧缵先的任命書
楊增新認為：“牧令能親民便是好牧令，督撫能親民便是好督撫，帝王能親民便是聖帝明王，能親民則以仁心行仁，政便是王道，不能親民，難有私恩小惠亦是霸功。”是以是否親民，決定了你是不是一個好官吏，楊增新心中也自有其衡量評判官員的标準。
楊增新說：“既做新疆之官即當愛新疆之民，對于各種族人民視為家人父子，各種族人民遂以尚能相信不疾視其長上，是以能偷旦夕之安。”
楊增新在《呈政府整頓新疆内政情形文》中說：“當國體變更之際，受事于全國糜爛之時，非慎選地方官不足以資撫馭而期補救，雖邊地乏才而于任用知事，實為嘗稍有遷就也。”楊增新之是以這樣說，就是其對新疆建省以來的曆任巡撫的執政得失，一一進行總結過，他非常了解。他說：“查新疆吏治以潘效蘇撫新疆之時為最壞，真有如咨議所雲，官吏以鑽營為能，以狡詐為才，長官用人以屬員之逢迎為衡者，其餘曆任巡撫如陶模、吳引孫如袁大化皆未嘗如潘效蘇之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潘效蘇撫新之時，任迪化首縣者無不虧空巨款，即如前此槍斃虧空八萬餘金之謝維興，在迪化首縣任内極為潘效蘇所器重，今雖死于民國之法，其實死于潘效蘇之手也。”
在新疆省政府楊增新的“大堂”上懸挂的一幅木質對聯：“共和實草味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争莫問中原事；邊疆有桃園勝境，狃率南回北淮，渾噩長為太古民。”這也恰是楊增新的内心寫照與做事準則。
楊增新“乃進士出身，雖擅長書法，但絕口不與人談此，尤不喜人向其求書索句，故手書遺傳極少。間吸鴉片而無瘾，應酬宴會，稍飲酒适量而止。不經常舉行大小宴會，亦不聽戲作樂，無其他惡嗜。僅喜私出散步，讀古文，吟詩詞，高聲朗讀，旁若無人。揚遇屬員，必先問吹大不（鴉片）？即要據實答複，或吹或否，不能欺蔽，否則必遭呵斥。對年少而衣着華麗者，極為厭惡。”楊增新一件長袍可以穿十幾年不換，其不修邊幅，連長袍袖口都油光發亮。楊增新每天隻知道“判稿閱文，個人私生活如起居、飲食毫不在意，三堂内諸物淩亂，箱櫃到處堆放。漢陽兵工廠所造步槍之木箱，各種彈藥，堆放積于三堂外，日久風吹雨蝕，箱破槍鏽，無人取加整理，因楊有疑忌之心，僚佐稍有不慎，即得奇禍，故人鹹視若無睹也。”
楊增新曾向其屬下桂芬說：吾有“十不”，即是：“不求溫飽、不修邊幅、不喜阿谀、不愛遊藝、不信讒言、不蓄姬妾、不受行賄、不積珍寶、用人不分畛域，為學不知下問。”
楊增新也常會在與同僚的宴會上，拿屬下、同僚們打趣：“民政廳長易抱一好弄麻雀，毒瘾多；财政廳長潘震好施舍，慈悲多；建設廳長閻毓善無病呻吟，詩詞多；教育廳長劉文龍唯利是圖，生意多；參贊汪步端東塗西抹，書畫債多；師長蔣松林出身行伍，經驗多；外交員樊耀南禮節多；伊犁的鎮邊使楊太虛喜禅悅，經卷多；喀什提督馬福興好魚色，姬妾多；我的案牍多。”
清末錫伯營最後一位領隊大臣富勒祜倫之子廣祿回憶說：“楊氏每晨四時即起床讀書，寫補過齋日記，讀書時高聲朗誦，一如學子，晚年喜讀老子《道德經》。七時開始辦公，批閱公事。所有歌各區、縣、局以及軍事方面的公文，都先直接送達其内收發室，楊氏自州縣起家，對于處理公文極其熟練，一天要看幾百件公文。”
徐炳昶、袁複禮參加西北考察團到新疆時，面見楊增新時說到新疆軍隊的腐敗情形時，楊增新說：“你們說的這些腐敗情形，我何嘗不知道呢！不過我認為還沒有到達我所期待的腐化程度。我治理新疆對内也好，對外也好，向不用軍隊來解決，我的一顆腦袋，一支秃筆就夠了。你們要曉得，新疆如果對外用兵，隻有與蘇俄打仗，新疆孤懸塞外，離中央萬裡之遙，交通又如此不便，一旦有事自得不到中央的支援，那麼，以新疆一省之力，能和蘇俄較量嗎？答案既是否定的，又何必養兵呢？至于對内，地方安谧，更用不着精兵鎮壓。養少兵精兵，對外既不足成事，對内則可能無事生非，欺壓百姓，我之是以名義上還保留軍隊者，一則有時以之虛張聲勢解決問題，再則為國家體制關系不能不備一格而已。”
為避免官員窮極之餘，不擇手段的貪贓枉法，每有官員赴各地去上任，他都要派一名廳長帶領新上任的縣長到上帝廟發誓：“敬謹守法，不A錢，不擾民，如違誓約，不但受法律制裁，抑亦受上帝之誅滅。”
由哈密一個維吾爾窮小子成長起來的堯樂博斯在其回憶錄中說：“迄光緒十年新疆建省，前後兩百餘年間，新疆人很少見到好官，清廷派到新疆的文官武職，十中居九，不是貪墨苛虐的酷吏，便是橫征暴斂的大員。是以，當楊增新在清末民初，統一全疆，敉平變亂，大興地方建設，祈求民生安樂，新疆人對他衷心感激，非常崇敬，人人尊之為楊将軍而不名。”
民國十一年（1922年）六月二十日，楊增新在給中央政府的《咨覆外交部新疆并未訂借款外債文》中說：“新疆自開省以來，宣統三年清理财政。全疆收入不及五十萬。民國成立，協饷斷絕，繼以阿塔歸并，歐戰疊興，俄邊不靖，添兵籌饷困難，萬端然，增新抱定永不加賦、永不借債兩語為宗旨，不論如何艱窘，不過剔除中飽化私，為公，從未行搜刮政策，于向來正賦之外，加收分厘，至于借外債足以亡國埃及覆轍，增新早引以為鑒。十年以來，亦為借過外債分厘，隻此不加賦、不借債兩事，增新尚可告無罪于新疆之民，茲準前因除分别咨行外相應咨請查核。”是的！協饷斷絕後，楊增新既沒有貸款借外債，也沒有加重老百姓的賦稅，還穩定了新疆十七年。
楊增新自己也說：“我治理新疆十七年來，隻可說做到保境安民，其餘教育、交通……都未辦好，也未扶植地方人士，一切陳舊無進步。應付以前的環境可雲勉強，可是面對現在和未來的局面卻不夠了。我現在想做再從頭做起，恐怕已來不及了，我顧慮我去世以後，新疆因為沒有繼承我的人，會遭遇大亂。”果然，楊增新去世後，金樹仁上台，新疆很快便陷入了全疆糜爛的大混亂當中。
楊增新對民族問題，運用中國天理國法人情的大道理，恩威兼施的手段來治理，随順其宗教習俗使其自然發展，同時對各民族一視同仁，部分畛域，使之和平相處。戰事平定以後，楊增新在新疆施行的是“弱兵”政策，“當時每兵每月饷銀省票四兩二錢，而在外傭工，每月所得工資，高于兵饷三四倍，是以應募營兵大都是性格遊惰或身體病弱的人。其中，有的在夏天外出給人種鴉片，或在附近割草砍柴，有的編制筐子、擡把等物出售；冬季為居民掃雪等，弄些額外收入。于是各營中有春夏任兵自去，秋冬再行招募的現象。”楊增新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來佐證其在新疆實行的“弱兵”政策，“人皆以君主為專制，吾以為中國數千年來非君主專制，實官僚專制。官僚專制于天下，雖有聖帝明王，無如之何。易所謂‘屯其膏’是也。”楊增新又述其宿命說：
“武人之專制，非暴民不能鏟除；官僚之專制，非暴民不能推翻。民氣郁久而必伸，禍機蓄久而必發。全國大革命正在醞釀之中，黔察今日時局，竊恐武人專制久之必變為暴民專制。聖人不作，熟能思患而預防之！”
楊增新曾講過，新疆的治安不是用兵所能維持的，用兵對國外，無論怎樣也抵擋不住英、俄的堅甲利兵；用兵對地方，如果地方造反了不但區區幾旅漢族軍隊無法戡定，就是幾十萬大軍也無濟于事。新疆的治安，隻能從政治上入手。
筆者以為楊增新治理新疆十七年，其功勞非常之大。其功在保境安民，其過是新疆少有建設。但我還是認為瑕不掩瑜，其功完全可以掩蓋他的過。試想楊增新執政新疆的大部分時間均在處理内憂外患的問題，在保全新疆，直到1920年後，才最後剿平沙俄敗兵竄入新疆問題。沒有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又怎麼能來搞建設呢？我們看看《補過齋文牍》，楊增新在新疆實業的發展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如新疆煤油公司的成立、吐魯番棉紡織廠的成立、和阗桑皮紙的推廣、農事試驗場的建立、農工銀行的建立、新疆實業廳的成立、新疆醫學研究所的成立，改進中學教育等等，楊增新在處理内憂外患的同時，在新疆的建設、發展上，文化教育上均傾注了大量心血。隻不過這些成就，相比于那些一個個戰事顯現出的效果時間要漫長地多，常人難以注意到而已。當然楊增新在新疆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這在早期處理内憂外患時自然有效，一旦戰事結束，這便顯得與時代有些格格不入了。斯文赫定曾說：“楊增新學問淵博，眼光遠大，心胸恢弘，手腕靈活，他如果生長在歐洲的社會，必是一個政治上的偉大人物。他是一個代表中國舊社會、舊文化、舊道德、舊傳統的最後一個典型人物！”
曾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考察新疆财政狀況的謝彬說：“楊之為人，才識幹練，能大有作為。惟惜腦筋太舊，成見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為向上之發展。”同時，謝彬說：不要中央政府補貼，而能維持新疆局面，楊增新是第一人。
而民國三年（1914年）分發來新疆先後出任烏蘇、葉城、墨玉、疏附、巴楚縣知事的鄧缵先則評價楊增新說：“補過連篇筆有聲，梅花前約認前身。雲霞城郭昆侖曉，笳鼓樓台苜蓿春。漠北龍頭鳳落落，關西麟趾瑞振振。曾聞回纥私相議，道是中朝第一人。”鄧缵先與楊增新均喜好玩弄筆墨，惺惺相惜，是以他不吝筆墨飽含深情的贊譽楊增新是新疆治疆第一人。
楊增新給新疆的誓言是：忠于新疆，終于新疆。一語成谶，這也正如他與鄧缵先坦露心迹說的那樣：讓我們都一起做這片土地的孤魂野鬼吧！
楊增新生前曾對包爾漢等部屬說，自己死後要埋葬在博格達山上的天池，永遠不離開新疆。楊增新的“忠于新疆、終于新疆”其中透露出來的無奈、決絕與慷慨，是其與新疆共生共死的一種眷戀、一種悲壯、一種凄涼。
筆者認為，楊增新1924年在給在北京的女兒的電報中說：其忠于新疆，終于新疆那番話時，楊增新将新疆果斷交予樊耀南而離開新疆，便是一個非常圓滿的結局了。這也符合楊增新在日記中說的“世間不論何等好事到了十分便要回頭，故曰，其旋元吉，不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則亢龍有悔而已矣。”但是曆史又從來沒有辦法用來假設的。我們看到的是，楊增新遇刺後，志大才疏的金樹仁上台僅一年多時間，新疆便陷入了一個“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的戰火之中。
前右一為樊耀南
十三．楊增新遇刺，誰是真兇？
盡管“三七慘案”已過去八十餘年，但楊增新遇刺背後的種種懸疑仍沒有最終定論，衆說紛纭。衆所周知的仍是曆史所披露的那樣，是樊耀南一手策劃并實施了這次刺殺。
《民國新疆史》上說：“這一天是星期六，是駐在北梁的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的日子。參加畢業典禮的除楊增新以外，還有各廳道以及其他軍政要員。當時，蘇聯領事夫婦也應邀參加。金樹仁借口‘案牍山積’亟待處理，便偕同秘書長屠文沛、科長王之佐等人先行退席。樊耀南以學校監督的身份主持了畢業典禮事宜。在舉行畢業典禮前，樊及其黨羽做了周密的策劃。他們原來想在全體照相時刺殺楊增新，因旅長杜發榮見到左右雜人甚多，産生了疑問，便當面質問張純熙。張雖然搪塞過去，但怕發生意外，便改在宴席上動手。舉行畢業典禮儀式時，楊增新除緻詞外，還頒發了畢業證書。儀式完畢，樊耀南、張純熙設宴于學校教室，熱情接待了楊增新等人。為了便于下手，樊、張事先把副官們安排在東廂房，衛隊則隔于外院，并設酒肉、抓飯相待。他們又借口天熱，飲酒用飯友善，堅請副官、衛兵卸去武器。而這些人也樂而為之，舉杯痛飲。是以，接待楊增新等文武官員的大都是扮做學生模樣的刺客。他們藍衫皂履，殷勤接待。酒席共三桌，其中楊增新、旅長杜發榮、建設廳長閻毓善、迪化道尹李溶和錢桐居中一桌，由一個漢文教員作陪。蘇聯領事夫婦為另一桌，由樊耀南、張純熙作陪。當菜上兩道、酒至數巡的時候，樊問酒菜準備如何？張純熙便以酒壺頓案，高喊‘酒已齊備’。而樊以向蘇聯領事舉杯敬酒為暗号，扮做上菜模樣的劉錦臣首次向楊增新開槍，結果，楊連中七彈而死；當場被擊斃的還有旅長杜發榮、衛隊團長高連鬥、副官張子文、王祉、冒維新等人；建設廳長閻毓善中彈受傷，随後跑到學生宿舍暫時躲藏起來，電政監督陳汝彬亦受傷逃出；其餘人慌做一團競相逃命，一時秩序大亂。”
“金樹仁在政務廳批閱積壓公文時，就聽到法校方向槍聲大作待兵士陸續歸署後，‘始知法校有變’，立即召集軍務科長張培元、講武堂教官馮梁以及杜發榮的兒子杜國治等人密商對策，做了部署，并在‘替楊複仇’旗号下，指揮張培元、黎海如、馮梁、杜國治等人率部包圍了省署，督令省署衛兵沖入三堂，緊接着，營長王大成、張毓秀亦率部至署，聽候指令。開始，因士兵‘莫名真相’，‘莫肯用命’，金樹仁不得不‘懸以重賞’，親臨現場‘指揮督戰’。霎時，一個莊嚴的省政府變成了戰場和巷戰之所。開始，樊耀南等人尚在對擊，後因寡不敵衆，午後七時被沖入省府三堂的士兵捕獲。金樹仁将樊耀南等21人捕獲後，立即組織特别法庭進行審理，并經軍法會議議決，将樊耀南、何光興、張純熙、呂葆如、楊慶南等人先後處死；張馨被押進監獄，等待判處；參與政變的牟維潼，因和金樹仁關系至厚得到庇護，沒有被捕殺；曾任過‘法校’法律教員的張賢集，雖是樊的同黨，但因在吉木乃任縣知事，幸免被殺。”
是以将此事件完整摘錄于此，就是因為“七七政變”乃新疆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而且其中的玄機和争論焦點距在于此。《民國新疆史》作者概括樊耀南這次政變之是以失敗，列出四條理由：一、樊沒有軍權，沒有可靠的實力，基本隊伍都是一些手無寸鐵的白面書生；二、樊發動的‘七七政變’沒有群衆基礎，基本上屬于個人的冒險行動；三、樊對楊增新的統治基礎沒有一個正确的估計；四、樊在政變後沒有一個周密的善後安排。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又名純炳，生于清光緒五年（1879年），湖北公安縣塗郭巷人。其父樊貞瑞，育有三子一女，樊耀南為長子。家有祖傳旱田四十餘畝，系耕讀小康之家。
樊耀南“自幼聰穎勤學，8歲發蒙，光緒二十年與李氏結婚，次年丁酉18歲時入泮為秀才。”後來，樊耀南受到洋務派首領、湖光總督張之洞的賞識，進為廪生。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廢除八股、設立學堂以後，樊耀南被選為荊南中學暨兩湖書院的教習。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取消科舉制度後，樊耀南又被選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法律。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樊耀南“自奉謹饬，品學兼優，而且表現出多方面才能：工詩詞、善度曲、彈得一手好鋼琴，而且還能拍攝出極好的人像和風光藝術照片。”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樊耀南學成歸國後，不願意進入異常腐敗且已日落西山的清政府，遂傳回湖北公安縣設館辦學，教鄉鄰子弟知識。宣統二年（1910年），聯魁任新疆巡撫時擔任新疆提法使的榮霈為加強新疆的政法力量，1902年即創辦了新疆政法學堂。榮霈了解樊耀南是學習法律的，便邀請他來新疆政法學堂任教并擔任新疆迪化地方審判廳一職。樊耀南知道自己可以為推動地方的司法進步有所助益，便抛家舍業，隻身前往新疆。當他取道蘇聯西伯利亞到達斜米時，旅資告罄。他隻好求助于當地的斜米省長，省長便把他介紹給了專門做俄新貿易的天興貿易商行的老闆依斯哈克。依斯哈克慷慨解囊，并護送樊耀南到了塔城，最後到達迪化。
樊耀南到迪化任職後，聯魁于宣統二年（1910年）7月被免職，袁大化接任新疆巡撫，楊增新任新疆鎮迪道兼提法使，榮霈也調往山西河東道，迪化地方審判廳被裁撤。在這種情況下，樊耀南無所作為，隻好傳回内地。
樊耀南傳回湖北時，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人迅速成立了軍政府，黎元洪被推舉為軍政府都督。出身湖北黃陂的黎元洪知道樊耀南東歸，便聘請他擔任了軍政府的财政顧問官。
孫中山回國後，在1911年12月29日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3日，黎元洪被選為副總統。黎元洪就任後，立即延聘樊耀南為總統府政治顧問兼憲法起草委員，期望樊能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
民國5年（1916年）6月，袁世凱病殁，稱帝失敗。黎元洪繼任民國政府大總統一職，樊耀南再次由滬返京。此時，袁大化辭去新疆巡撫一職，楊增新登上新疆都督之位。民國成立後，楊增新曾多次對中央表示歸附，但新疆的軍政事務卻完全自立。他對中央也奉行“任廟不認神”的政策。當時擔任阿克蘇道的朱瑞墀拟調喀什道，阿克蘇道出缺，朱瑞墀遂電請中央派員接替。為改善中央與新疆的關系，黎元洪原想派黑龍江蘭西縣知事、巴彥州知州、時任國務院參事的閻毓善接任，但閻讨價還價，不願就任。于是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商議，決定改派樊耀南出任阿克蘇道尹，以擔負起鞏固新疆與中央關系的重任。民國6年（1917年）1月13日，中央正式任命樊耀南為新疆阿克蘇道道尹。
因路途曲折，待樊耀南再次抵達新疆時，距離任命其為阿克蘇道尹已經過去了七個月。而在此前，楊增新已委派了自己的同鄉和女兒親家、曾任過新疆司法籌備處長、阿爾泰長官的劉長炳接任了阿克蘇道尹。而此時，北京也發生了“府院之争”和張勳複辟的鬧劇，黎元洪被迫下台。
樊耀南第一次來新疆時，曾與楊增新共事過兩年。他們彼此之間還算互相了解，是以楊增新便就近安排樊耀南擔任了迪化道尹兼培養官吏的政治研究所總辦。對于上面派來的樊耀南，楊增新心裡充滿警惕，防止有一天自己被取而代之。但楊增新也知道樊耀南與1911年武昌首義的革命黨、1912年的劉先俊起義以及伊犁革命黨人的起義均素無瓜葛，僅僅是一個精通法律的書生而已。
新疆地圖縮影
樊耀南的入新，對于楊增新而言，的确有很多倚重之處。我們從樊耀南協助楊增新辦理大量的與蘇聯政治、經濟事務取得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上，就可以知道樊耀南的成就所在了。
樊耀南最重要的成就是代表新疆首先廢除了與外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民國9年（1920年）初，蘇聯十月革命後，仍處于内戰和外患之中的蘇聯，經濟遭受重大破壞，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當時蘇聯尚沒有取得中華民國承認，雙方的貿易也沒有恢複。沒有了對蘇貿易，新疆的貿易也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是以盡快恢複與蘇聯貿易的重任便落在了樊耀南肩上。
楊增新與樊耀南商議後，決定在外交署首先組成一個“蘇俄問題研究委員會”，由樊耀南負責。楊增新、樊耀南決定，趁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發表對中國的宣言精神及蘇聯當時國内十分困難的經濟狀況，商議取消領事裁判權和俄商在新疆經商不納稅、華商在俄财産任意遭扣留、沒收和盤剝等不平等的舊規矩，重新議定稅則和保護在蘇華僑權益為商談基礎。為此，由樊耀南負責的“蘇俄問題研究委員會”，從鹹豐十年（1860年）沙俄與清政府簽訂與新疆有關的《北京條約》開始，一直到清光緒十九年（1893）所簽訂的《中俄會訂管轄哈薩克等處條款》以及蘇俄十月革命前後新俄各方關系和現狀都重新得以簽訂協定，并予以修正。
從雙方最後商定的六條條款中：一、中國新疆伊犁官府與俄國土耳其斯坦政府之委員，為兩國邊界人民之利益及聯絡雙方感情起見，拟互設商務及交涉機關，以資接洽。二、中國得設商務兼交涉機關于俄國七河省威爾諾城（今阿拉木圖）；俄國得設商務兼交涉機關于中國伊犁之伊甯城，以為利益之交換。三、俄國商務交涉機關或普通俄民由俄運貨來伊或由伊運貨回俄，均須依新疆統稅章程向中國稅關納稅。四、以尼堪卡為兩國通商必經之道。入有繞道出境者，即以偷漏稅違法論。五、兩國人民因貿易發生争執時及所有民刑各事，均以住在國法律裁判執行之。六、兩國人民因事過界往來，需持有雙方雙方發給之護照，始準入境。
以上六條條款，十分明确的取消了蘇俄在新疆從鹹豐十（1860）
簽訂的中俄條約起就享有的非法特權，中國獲得了關稅自主和廢除了蘇俄在新疆的領事裁判權。這是中國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開始，讓外國在中國享有非法特權的首次收回主權。這原本應該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但卻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
在《伊犁臨時通商協定》議定的第二年，即1921年5月，蘇俄再次派出代表向新疆提出開放塔城、阿山、喀什、迪化等處為商埠，并在以上開放各地設立和恢複領事館的要求。當時蘇俄的國内形勢并未見好轉，是以迫切希望與中國達成協定，而中國也不希望急于求成。當時，時任迪化道尹兼外交署長的樊耀南在征得楊增新的意見後，趁機提出了對我方非常有利的十四條作為談判的基礎。
樊耀南在主持新疆外交事務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開始改變了我國在外交上受辱77年的慘痛曆史，楊增新對此欣慰之至，曾報請政府對樊以特任公使職級存記，俾我駐外公使遇有出缺，即可提名任用。在伊犁臨時通商協定談判前後的民國9年3月10日和11年1月20日，北京政府還因樊有勳勞于國，兩次授予二等嘉禾勳章。”
在楊增新執政時期，新疆官場便流行着“四氣”的趣聞：即闊氣、嬌氣、暮氣、客氣。闊氣是指教育廳長劉文龍的家産多，有錢，闊氣；嬌氣是指政務廳長金樹仁對人不理不睬，官氣十足；暮氣是指實業廳長閻毓善，得過且過，與金樹仁一樣是個瘾君子，好吟詩詞，無病呻吟，喜歡說長到短，暗箭傷人。客氣便是指外交署長樊耀南穿着樸實，和藹可親，待人彬彬有禮。此外當時也流行着楊增新“文有樊耀南，武有楊飛霞”的說法。樊耀南的木秀于林，自然引起自恃才高的閻毓善等人的嫉恨。廣祿在其回憶錄中曾說，新疆在與蘇俄及阿富汗等周邊國家的外交事務，“都居主動地位，未曾失敗過一次，未曾簽訂過一次喪權辱國的條約。”包爾漢也說過，“當日在楊增新的進階幹部中，有政務廳長金樹仁、财政廳長徐益珊、實業廳長閻毓善、教育廳長劉文龍和軍務廳長樊耀南，其中隻有樊耀南的事情最多，并且是辦理對外交涉的台柱。”
楊增新一方面對樊耀南在政治上十分倚重，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也無微不至的予以照顧。楊增新委派樊耀南任迪化道尹的同時，還兼任軍務廳長、外交署長，除了充分信任樊耀南的才能外，另有一層意思，就是可以名正言順的多給樊一些津貼、俸祿。民國11年（1922年），樊耀南在迪化道尹任上時，楊增新了解到樊耀南的兩個兒子秉承父親意願正在北京民國大學攻讀法律專業，湖北老家還有老小，日本還有妻兒需要撫養，生活非常困難。楊增新便當即讓包爾漢給樊家彙去一萬兩省币，并告知包爾漢，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樊道台一人在新疆，口裡有家小，有兩個大孩子在北京大學念書，負擔很重，應該給他一些津貼，好讓他安心工作”。這之後，楊增新還多次給樊家彙款接濟。“一九二四年間，樊耀南借寡母病故，再次請求回籍奔喪，而楊增新假借公務繁忙依然不準，一面急電駐京辦事員赴樊家進行慰問，一面令财政廳從薪俸以外撥出四千元，給樊家彙去，作為治喪費。”
楊增新曾多次對樊耀南說，“新疆需要我們來維持，要回家，一起回去，不要忙，尊府有什麼困難，我來解決。”“像我們這些戈壁灘上的遊魂孤鬼，想回去将來一起回去吧。”
堯樂博斯說：“樊耀南是黎元洪派赴新疆的，志大才疏，未蒙楊增新的重用，郁郁不得志者數年。十七年新疆省府改組，他又未獲一官半職，銜恨甚深，起意殺楊奪權，秘密勾結新疆民政廳長金樹仁，下此毒手，使楊增新飲彈而殁，新疆同胞為紀念此一不幸事件。名之為‘三七政變’”。堯樂博斯說樊耀南“志大才疏”肯定是對樊不了解，說其“銜恨”楊增新似有一定道理。
也有記載說：事件發生時，金樹仁并非去批閱什麼“積壓的公文”，而是大煙瘾犯了，前去過煙瘾而已。正是過完了煙瘾，金樹仁才能夠心情舒暢、亢奮，氣定神閑，從容、鎮定地去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四個小時之後便迅速平定了政變。
也有分析說，“七七政變”發生時，“扮作上菜模樣的劉錦臣首次向楊增新開槍”是為了複仇；“或說曾任馮玉祥參謀長熊斌的表親張純熙---時任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教務長----勾結金樹仁殺楊，金事後賣友，嫁禍于樊、張而奪權。”
從民國10年（1921年）開始，中國國内各地軍閥為擴充勢力和地盤而進行的内戰異常激烈。新疆的楊增新原本與内地的軍閥無甚瓜葛，“在關内軍閥的壓力下，楊增新曾于民國10年（1921年）被迫請辭新督”。在民國10年（1921年）到民國11年（1922年），内地曾有馬福祥取代楊增新新疆都督的風潮；1923年至1924年，又有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幹涉新疆事務，期望将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的企圖。在此期間，楊增新派馬紹武星夜趕往喀什槍殺馬福興父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馬福興派妻妾馬瑞珍勾結北京的曹锟、吳佩孚和馮玉祥等人，陰謀推翻楊增新。1925年，北京政府又拟派馬良為新疆宣慰員到新疆溝通因楊增新槍殺馬福興父子而引發的回漢問題等。所有這些均形成一股倒楊風潮波及到新疆，且日趨表面化。“3月1日，上海《中央日報》北京2月28日電：馮玉祥助馬福祥攻新疆。3月8日《中央日報》報導馮玉祥在豫注意新疆……各代表繼續請馮以革命手段改革新疆，馮決定先派員去新調查，并定北伐成功後，二集團軍以新、甯為歸宿，實行墾殖。”而在新疆，1925年的3月3日，“長期軟禁在督署内書房内兩名據說是由甘肅馮玉祥系劉郁芬派來偵查新疆情況的趙淼川、徐之瓒企圖逃跑被楊槍斃。”是以，楊增新是樊耀南所殺？還是張純熙勾結馮玉祥所殺？或是金樹仁也參與其中？在何種勢力在何種背景下槍殺了楊增新，我們似乎還不能完全相信目前是樊耀南策劃槍殺了楊增新這一結論。
是以也難怪，1928年7月8日，當金樹仁以新疆臨時省主席兼總司令名義，向南京中央政府和迪化群眾公告刺楊事件系樊所為，“聞着莫不驚疑惋惜，消息傳到北京在報端披露後，時樊耀南的長子樊筠青立即發函各報要求更正，謂乃父随楊近20年，情同骨肉，絕無此事。”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樊耀南的長子樊茂如（字筠青）向南京政府行政院控告金樹仁說，“（樊耀南在）新疆服官十餘年，然家貧如故，其智慮忠純、操守廉介，素為新疆省長楊增新所倚，重故輔佐楊省長重新整理政治、啟迪文化、鞏固邊陲，應付外交卓著。……今幸政府明令逮捕金樹仁，在案該逆賊禍國殃民，惡貫滿盈，授首有日，惟先父耀南為擁護中央，效忠黨國，為該逆賊所殘殺，沉冤莫白，迄今一棺暴骸未收。”
當時來新疆帶領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方面的團長斯文·赫定記載說：“我在烏魯木齊遇到一些消息靈通的漢族人都知道，1928年被指控殺害了楊将軍的外交特派員樊耀南是無辜的，真正的罪犯是受到張培元支援的金樹仁。”但筆者認為，将謀刺楊增新的主要責任算在樊耀南身上似乎還有些牽強，但若說金樹仁陰謀殺害了恩師楊增新也有悖人倫，不大可能。筆者倒認為，在當時馮玉祥等紛紛染指新疆事務，形成一股倒楊風潮的情況下，與楊增新相處十七年的那些同僚們，面對國内形勢的大勢，都不免心生很多怨言，用一句不準确的話說，即“牆倒衆人推”似乎較為合理。在政變之時，論資曆和才能，似乎隻有樊耀南擁有一定的号召力。再者，當時的新疆群眾似乎也都希望一種變革，這才是楊增新被謀殺的真正動因。“瘾君子”金樹仁也未必不知道刺楊之事，與其說他是“座山觀虎鬥”，倒不如說他以求圖漁人之利似乎更為準确。也就是在這些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提前接受馮玉祥之參謀長熊斌旨意的張純熙才有可能去铤而走險。
對于楊增新來說，盡管他早就有離開新疆的心理準備，但他沒有将他離任後的接班人問題處理好，“戀棧”的結果便是在其宣布新疆“改懸易幟”的第六天，便命喪黃泉。而對于新疆的改懸易幟來說，這一天來的又似乎太遲了些!從另一個角度來假設，楊增新即使真正讓位于樊耀南，也比後來金樹仁上台執政強過百倍，至少不會釀成波及全疆的大暴亂，然而曆史又是不能假設的。
“在新疆當時除樊耀南一派較新進思想者外，老一輩者能服衆望的隻有年已衰耄的蔣松林，其次是建設廳長閻毓善，财政廳長徐謙，金在當時的聲望并不甚高，因為其‘阿芙蓉’瘾極大，才具又不如楊，更不如樊耀南，每日高榻橫卧，吞雲吐霧，生活相當頹廢，政界不滿意者頗多，但其能獲得政權者，乃平亂有功，乘機握得軍政大權。”在張培元等甘肅同鄉利欲熏心、自私自利人的集體擁戴下，作為“三七慘案”的最大受益者，金樹仁登上了新疆省主席兼總司令的寶座。
楊增新生活了八年左右的家鄉莫别村故居
十四．楊氏遺産
楊增新死後，新疆迪化官民為其進行公祭一個月。其靈柩從塔城取道蘇聯西伯利亞運到了北京，安葬于北京昌平沙河路路邊。因其生前殺害了陰謀起事的雲南籍同鄉李寅、夏鼎，緻使其雲南蒙自家鄉的祖墳亦被掘。是以楊增新死後隻能葬于内地北京。
楊增新一生手不釋卷，下筆立就。其一生留下讀《易》筆記六卷，讀《老子》筆記七卷，著《補過齋文牍》初編三集，共五十四卷，日記三十卷，《陰符經補注》等著作，成為人們了解民國時新疆曆史的珍貴史料。楊增新的女兒親家王學曾在其遺著《補過齋文牍》的序言中說：“督新十年獨能苦心孤詣、措置裕如是非以通儒之識，裕内以通儒之才，應于外恐不能通權達變如是也。”
王樹枬在《蒙自楊公家傳》中說：楊氏“家原配謝氏，繼配馮氏、崔氏、陳氏，子男三：應乾，簡任職；次應坤、應艮。女子子二：長應桓，适文水王，乃慰次應廉。”（《蒙自楊公家傳》第13頁）即楊增新的後代是三男二女。
筆者曾在2017年主編《這次遠行有些遠：楊鐮紀念文集》時，通過楊鐮先生的夫人張頤青老師聯系上了現居于加拿大的楊增新的嫡孫楊紹箕先生。楊紹箕還特意為紀念文集寫來一首紀念楊鐮先生的舊體詩，以示紀念。
2018年4月30日定
2020年2月23日校對稽核。 筆者曾主編《這次遠行有點遠：楊鐮紀念文集》一書，通過楊鐮夫人張頤清老師轉來楊增新嫡孫楊紹箕一首悼念楊鐮老師的詩：“載鬼一車攫其身，故人心上去來頻；狂飙絕漠樓蘭閟，落日危邦迪化珍；風誼平生悭聚會，文章青史拔松筠；越洋不敢招魂祭，恐觸前緣涕淚新。”！
《楊增新：忠于新疆，終于新疆》五集連載結束，後面是《樊耀南的悲情一生》和《楊增新遇刺背後的真正兇手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