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8日，《新華每日電訊》全文刊發了一篇回憶錄，作者稱自己為原國民黨軍統人員杜吉堂。杜在文中稱，中共曆史上的著名懸案“四八空難”，其實是一場陰謀，殺害葉挺、博古等人原本就是國民黨軍統的既定計劃。
文章一經刊出，即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一批紅二代人士紛紛找到報社，要求追查文章内容的真實性。人們議論紛紛，那段塵封多年的往事再次浮現在公衆面前。
1946年4月8日下午，延河北岸的延安機場，大霧彌漫，天色陰沉，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中共上司人，及延安各界人士守候在機場停機坪前。
幾個小時前，根據機場塔台傳來消息，葉挺一行人搭乘的美制C-47運輸機飛經陝西甘泉地區，預計将于午後降落在延安機場。機上人員除了葉挺一家四口外，還有王若飛、博古（秦邦憲）、鄧發等中共進階官員和愛國人士。
可惜，這架飛機最終也沒有平安降落在延安。兩天後，人們在山西境内的黑茶山找到了飛機殘骸，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這起慘案，史稱“
四八空難
”。
葉挺是北伐時期成長起來的前國民黨進階軍官，蔣介石和陳誠的保定軍官學校校友。葉挺麾下同名獨立團曾經南征北戰，威震全國，為第四軍獲得“鐵軍”稱号立下赫赫戰功。
1924年留蘇期間，葉挺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周恩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這是一個成長于舊中國的職業軍人，亂世出英雄，他因為卓越的軍事天才，成為國共兩黨人才争奪的共同目标。
1946年3月，葉挺因“皖南事變”已被國民黨軟禁長達62個月之久。在中共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持續努力下，中共以被俘的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為交換，終于讓葉挺重獲自由。
一個月後，中共和談代表王若飛、秦邦憲會同鄧發等人，準備乘美國軍用飛機從重慶傳回延安，葉挺攜家眷一同登機。不料，原本皆大歡喜的一次“人質交換”，竟會成為中共單方面的災難，中共軍政方面的重要上司博古、鄧發、葉挺、王若飛等人就此一去無歸。
這段曆史，年代久遠，情況複雜，再加上特定年代的諸多因素，始終隐藏在重重迷霧之中。
1951年6月，周總理在會見葉挺長子葉正大時，曾斬釘截鐵地表示“
飛機失事肯定是有人動了手腳
”，意指有人要置葉挺等人于死地，是早就策劃好了的。
葉正大極為震驚。
他是學習飛機設計的，從專業的角度認為這起空難隻是在複雜氣候條件下的一場意外。但周總理既然如此肯定地說有陰謀，說明他堅信這一點，隻是沒有證據罷了。
此後，葉正大開始了對事件真相持續多年的追查。
經過多年調查，2005年，葉正大将軍撰文公布了自己的調查結果。
葉正大将軍
他認為，1946年的中國，飛行事故頻發。除了四八空難，還有戴笠空難和上海三架民航客機聖誕節空難。當時中國的航空運輸作業，主要仰賴于美國飛機和技術。時任美國空軍指揮官的陳納德将軍也曾經公開指出：
近來中國飛機失事的原因，一是因天氣惡劣，二是飛行員在機上與地面的無線電聯絡尚欠密切，三是飛行員缺乏足夠的訓練，遇到問題很難做出準确應對。
4月8日當天，重慶和延安兩地均有大霧和降雨天氣，雲層複雜不可估計，原本不适宜起飛。但是，因為擔心國民黨再出現反複，讓國共和談面臨不可逆轉的危機，談判剛結束，中共代表即決定立即冒險飛返延安。
這樣的民航飛行，在天時上已經犯了大忌。
飛機原定的路線是：從重慶起飛後抵達西安機場休息和加油，然後直飛延安機場。
執飛的美國飛行員雖然技術娴熟，卻難免環境陌生，在惡劣的天氣條件下，有可能判斷失誤，最終導緻了碰撞事故。
失事飛機殘骸
基于上述理由，葉正大将軍結合他自己的專業知識，認為飛機失事雖有疑點，但大緻仍屬于意外空難。
至此，本可蓋棺定論。然而，事隔不足一年，台灣老兵杜吉堂的回憶錄再一次打破了平靜（文首提到的内容），真相似乎就要被揭開了。
按照回憶錄的内容，杜吉堂安排特務楊耀武趁飛機經停西安期間，在高度儀和羅盤背面秘密安置了強力磁鐵。受到強磁幹擾的飛機儀表給飛行員提供了錯誤資訊，在遭遇複雜天氣之後誤從延安飛向晉西北的黑茶山，不幸撞到山體側面的巨石，引發空難。
這段回憶面世後，引發了各界關注，以秦邦憲之子秦鐵為首的遇難人員後代親自登門，希望報社能夠提供更多資料。
《新華每日電訊》表示，适逢葉挺将軍遇難60周年紀念日，特别轉發了這篇文章，關于出處，并不可考。秦鐵等人不死心，又托人尋訪台灣相關曆史記錄，皆查無杜吉堂其人。
中共為葉挺等人舉行追悼會
那麼，“四八空難”空間是不是國民黨的陰謀呢？現在除了所謂杜吉堂的回憶錄之外，似乎并無其他證據。不過，杜吉堂在回憶錄裡詳盡地披露了軍統對葉挺飛機下手的原因。
一方面，葉挺原是國軍名将，與蔣介石、陳誠等一衆國民黨元老交往密切。皖南事變之後，蔣介石甚至親自勸降，希望能以高官厚祿誘他回歸。身陷囹圄的葉挺不但創作了著名的《囚歌》明心志，而且在獲釋的第二天就緻信延安的毛主席和黨中央：
“我已于昨晚出獄，我決心實行我多年的願望，（再次）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在你們的上司之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曆史是否合格，并請答複”（1927年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曾流亡德國十年，期間被迫中斷了和黨組織的聯系）。
換句話說，掙脫了牢籠的葉挺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向我方陣營的。
蔣介石對于異己，向來心狠手辣
（周恩來語）。
另一方面，飛機上的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發曾經從事多年保衛工作，在軍統戴笠生前被其視為勁敵。“四八”空難前不到一個月，戴笠在南京撞山殒命，軍統大亂，無數特務視鄧發為罪魁禍首，極欲除之而後快。為此，他們瞄上了這架共同搭乘了葉挺和鄧發的美制C-47運輸機。
可以作為旁證的是，空難後負責勘察現場和調查情況的山西省晉綏分局保衛部部長譚政文、機要秘書顧逸之都曾表示，飛機殘存遺物當中，包含了一份草拟的電報稿，内容是飛機在飛行過程中迷失了航向，具體原因不詳，這可以解釋為特務楊耀武安置的強力磁鐵幹擾。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一點确實是可以緻命的。
當然，不少人認為陰謀之說并不可信，理由有二：
首先，空難發生當時，中共的進階上司人都曾經頻繁地飛行往返于重慶和延安之間，除了“四八空難”，并無其他飛行事故發生，為何問題偏偏出在葉挺這一班飛機上？這不得不讓人産生懷疑。
其次，執飛的機組成員是四名美國人，為了謀害葉挺或鄧發而賠上四條美國軍人的性命，蔣政府未必有這個膽量。
更重要的是，杜吉堂是誰？為什麼多番查探都沒有此人的蛛絲馬迹？他用的是化名嗎？還是誰在故意挑撥國共兩黨關系，借機阻撓兩岸和平統一程序？
當然，對這起空難，中共并非沒有産生過懷疑，并且總理的有人在飛機上動手機的說法，也應該不是他一個人這樣想。因為“四八空難”之後，中共方面明确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以後再有共方高官搭乘的航班，都需要有國民黨方面少将以上級别的人員親自陪同。
至于後來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上司沒有對事故原因作進一步追查，原因很簡單：無論是否有人故意為之，追查的結果都會對兩黨和平談判産生不利影響，出于更深層面的考慮，中共也隻能就此作罷。
曆史已經成為曆史，真相卻不會被永遠掩蓋。是意外還是人為，我們不妨拭目以待，靜候解密時刻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