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在一個充滿懷疑和猜疑的世界裡，需要一點敬畏。
德國納粹
今天剛看到一條微網誌評論，說，（關于中印問題）"王濤為什麼這麼害怕？我們不怕任何事情！"
讀完後，我感到非常激動。
首先，我不怕，我隻是建議國内輿論要重擔，意識到風險，不要給國家的外交工作制造困難;
其次，我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德國社會特别流行的那句話，"我們德國人，除了上帝，都不害怕"。
它來自俾斯麥，但真正使它受歡迎的是在1907年，當時三國協調外交并聯合起來反對德國逐漸出現 - 為什麼逐漸出現？因為三個沖突大國的聯盟正在慢慢出現，而不是一夜之間。這是在面對這三者結合的時候，德國人自慰地說："我們德國人除了上帝什麼都不怕！"
是的，當時的德意志帝國GDP超過了英國（120億對110億），科技水準超過了英國，人口超過了英法兩國的總和，軍隊訓練有素，戰鬥一流，世界上最完整的産業是完全自主的（當時，工業并不多依賴石油等外部資源）， 西門子、克虜伯、萊茵金屬等頂尖高科技工業企業應運而生。而奧匈帝國，以奧斯曼帝國為追随者，在各個方面，德國都是歐洲新時代的第一大國。
從這些角度來看，德國人完全有理由不害怕。當時德國報紙的開張中，德國認為"俄國人是脆弱的農奴國家"，"法國的人口正在衰敗和枯萎"，"大英帝國是一個衰落的大國"，大國凋零，隻有"德國人才是新的，屬于曆史的希望"。
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國家，一個自信滿滿的國家，一個在各個方面都如此強大的國家，正帶着這樣的自信進入20世紀，結果是什麼？
日本人在開始時親眼目睹了西方的衰落、分裂和頹廢，大蕭條時期美國的GDP，大英帝國的叛亂，中國的分裂，俄羅斯的孤立，即使有任何盈餘，列強也努力應對納粹的崛起。 不是日本。
在這種幾乎不受限制的環境中，日本帝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和最精銳的艦隊，主導着整個遠東經濟。難道日本不怕世界，什麼都做不了嗎？正如美國國務卿史蒂文·M·斯滕森（Steven M. Steenson）在1933年所說，日本幾乎完全錯了，"誰願意派兵到遠東去與強大的日本人作戰呢？"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英國外交大臣西蒙哀歎，"我們與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妥協，我們負擔不起與日本決裂的代價和後果"。
日本航空母艦編隊
是以，從1931年到1939年，熱情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在理想驅動下，在亞太地區自由擴張，征服一片又一片土地，踐踏一個又一個民族，在這些國家的不斷挫折中，日本帝國像太陽一樣不可阻擋地崛起，直到這些國家被迫為了生存和自尊而共同崛起，協調對日的努力。
最終，包括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和其他國家在内的日本圍攻網絡建立起來，日本的敵人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確定自己的安全。就這樣，日本突然陷入了危險的外交困境——它不能不走向珍珠港，這是它毀滅的命脈。
一個落後的民族，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在一個充滿疑惑和猜疑的世界裡，怎麼可能沒有敬畏，很多人批評我吹噓美英太多，其實這些都不了解我的痛苦，我隻想讓我的同胞對世界多一點敬畏、敬畏， 敬畏這一規則，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給我們的國家一個機會，避免德國、日本、蘇聯那種不可避免的悲慘命運。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吹噓中國是不可戰勝的，英美是脆弱的，日本、歐洲是腐敗腐敗的，印度的奴隸制國家，慷慨地享受着輿論的迎合，賺取安全的财富，為什麼不呢？
然而，正如我一直對西部地區的宗教安全保持警惕一樣，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在任何時代，都應該根據國家利益，對國家的責任感，而不是為了迎合公衆輿論，來闡明真正的風險。
日本投降儀式
一個沒有恐懼的國家，必然導緻悲慘的命運，就我個人而言，無論曆史的程序如何發展，我隻想保持自己的内心，做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忠于國家和民族。
很多時候不得不歎息，也許原來的喜鵲、明兒光正、山本56，是敵智者像《善意》一樣，這或許是智者的悲哀，但無論如何，我不希望後來的曆史把我當成大川周明這樣的人，如果曆史有幸寫下我的名字， 這是我在浩瀚時代的唯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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