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松，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學研究所所長
以下評論摘自李雪松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1年第三季度）（共58号）上的講話。
字數：2177 字
閱讀時間： 5 分鐘
一是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多方面的馬修效應愈演愈烈
疫情爆發後，除了經濟增長受到影響外，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數字經濟正在興起，疫情的影響可以說是數字經濟的重大發展機遇。數字經濟也有一些與傳統經濟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企業負責人加大了力度。英國經濟學家喬納森·哈斯克爾（Jonathan Haskell）和中國經濟學家滕泰等專家認為，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平台企業市場佔有率居榜首，存在"28現象"，甚至"19現象"。生産要素流向企業首腦，資本市場也受到首腦企業的追捧，使非首領企業受到企業首腦的嚴重擠壓，中小企業惡化，影響就業和收入配置設定。此外，盈利水準也兩極分化，更集中在企業頭部。第三個方面是生産力發展。2000年以來，網際網路的發展出現了一批大規模的技術創新，頭部企業勞動生産率呈上升趨勢，但非頭部企業生産率普遍停滞不前。這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生産率悖論，雖然似乎有很多技術創新，但過去一段時間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的生産率增長率一直在下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頭公司生産率确實大幅增長，但同行業中非首腦企業的生産率卻因受到頭公司擠壓而受到創造性的破壞。全社會加起來後，生産率增速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其次，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創新對生産率的溢出效應與過去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迎來了黃金時期，國家在大學和國家實驗室投入巨資，其研發投入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在特朗普政府的上司下，美國大學的支出被削減，一些國家實驗室關閉。近年來，很多研發創新都來自頭公司，但頭公司的創新與國家實驗室和大學的創新是不同的。國家實驗室和高校的創新更是外向的，而企業研發創新的頭部也具有正外部性，但其正外部性首先服務于企業自身利潤最大化，服務專利保護，知識擴散速度降低。
第三，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通過合作産生的發明專利占全球發明專利的比例顯著增加。這包括跨境合作創新和國内不同機構之間的合作創新，如産業、研發合作、不同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跨境合作等。是以，在目前實施科技自力更生戰略的背景下，我們也必須高度重視開放式創新和合作創新。因為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協作和開放式創新效率更高，疊代速度更快。
二是疫情影響帶來行業結構加速調整，帶動區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
首先，疫情的影響給行業結構帶來了重大變化。如果我們将2019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與今年1-8月和去年1-8月的平均增長率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在疫情的影響下，由于家庭辦公室需求的增加，計算機和通信裝置生産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醫藥制造業、電機、通用裝置、汽車制造等行業的增速明顯高于疫情爆發前。盡管自疫情爆發前以來，中國國内藥品消費量有所下降，但随着出口的大幅增長，中國的藥品産量大幅增加。這些主要行業，如計算機、通訊裝置、制藥、電機、汽車等，附加值相對較高或産業鍊較長，雖然部分行業受到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利潤率下降，但增速明顯提升。是以，在疫情沖擊下，我國産業結構被被動更新，這是産業更新帶來的國内外需求牽引。
二是行業結構調整導緻區域經濟形勢和區域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一個行業在疫情爆發之前可能已經飽和或較慢，但在疫情爆發後可能一直很熱。如果這個行業在一個省市中所占的比重高，就會得到更好的發展。例如，北京、江蘇、浙江、重慶等省市的工業增加值增長迅速。北京生物制藥發展較好，重慶汽車、電子産業占比比較高，浙江數字經濟産業發達。這些省市地區由于産業結構和國内外市場需求的爆發，更加符合工業增加值增速的大幅提高。
三、抓住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加快供需、效率結構更新
第一，數字經濟發展将改變中國的區域經濟布局，所有區域都應抓住數字經濟發展的機遇。鑒于數字經濟的正面交鋒性質，如果中國區域經濟在下一輪中跟不上數字經濟發展的步伐，其落後速度可能會更快。《十四五規劃綱要》特别強調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把數字經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雖然消費網際網路發展迅速，但工業網際網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中國在工業數字化和數字化工業化領域仍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各地區都應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轉型的機遇，特别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機遇。為此，要深化勞動力、技術、資本、資料等因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促進科技創新。其次，要将數字經濟與綠色發展相結合，許多資料中心能耗高，需要堅持綠色發展。發展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是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我們要挖掘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促進我國經濟更加平衡、全面發展。
二是加快供需效率結構更新，重點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為了保持我國經濟的更好發展，實作"十四五"規劃的目标，不僅要推動供給結構更新，促進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的發展，還要促進需求結構的更新，建設強大的國内市場。 同時推動效益結構更新，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目前，我們仍面臨諸多障礙點、痛點和困難，需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不斷釋放改革紅利。十九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包括上屆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産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配置改革做了一系列部署，關鍵是要更好地将頂層設計與基層改革創新實踐結合起來， 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到2035年，中國将成為中等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