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以下评论摘自李雪松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三季度）（共58号）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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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多方面的马修效应愈演愈烈
疫情爆发后，除了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外，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数字经济正在兴起，疫情的影响可以说是数字经济的重大发展机遇。数字经济也有一些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企业负责人加大了力度。英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l）和中国经济学家滕泰等专家认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市场份额居榜首，存在"28现象"，甚至"19现象"。生产要素流向企业首脑，资本市场也受到首脑企业的追捧，使非首领企业受到企业首脑的严重挤压，中小企业恶化，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此外，盈利水平也两极分化，更集中在企业头部。第三个方面是生产力发展。2000年以来，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头部企业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但非头部企业生产率普遍停滞不前。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生产率悖论，虽然似乎有很多技术创新，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头公司生产率确实大幅增长，但同行业中非首脑企业的生产率却因受到头公司挤压而受到创造性的破坏。全社会加起来后，生产率增速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其次，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创新对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与过去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国家在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投入巨资，其研发投入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大学的支出被削减，一些国家实验室关闭。近年来，很多研发创新都来自头公司，但头公司的创新与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创新是不同的。国家实验室和高校的创新更是外向的，而企业研发创新的头部也具有正外部性，但其正外部性首先服务于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服务专利保护，知识扩散速度降低。
第三，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通过合作产生的发明专利占全球发明专利的比例显著增加。这包括跨境合作创新和国内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创新，如产业、研发合作、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跨境合作等。因此，在当前实施科技自力更生战略的背景下，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开放式创新和合作创新。因为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协作和开放式创新效率更高，迭代速度更快。
二是疫情影响带来行业结构加速调整，带动区域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疫情的影响给行业结构带来了重大变化。如果我们将201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与今年1-8月和去年1-8月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的影响下，由于家庭办公室需求的增加，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医药制造业、电机、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等行业的增速明显高于疫情爆发前。尽管自疫情爆发前以来，中国国内药品消费量有所下降，但随着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国的药品产量大幅增加。这些主要行业，如计算机、通讯设备、制药、电机、汽车等，附加值相对较高或产业链较长，虽然部分行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利润率下降，但增速明显提升。因此，在疫情冲击下，我国产业结构被被动升级，这是产业升级带来的国内外需求牵引。
二是行业结构调整导致区域经济形势和区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个行业在疫情爆发之前可能已经饱和或较慢，但在疫情爆发后可能一直很热。如果这个行业在一个省市中所占的比重高，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北京、江苏、浙江、重庆等省市的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北京生物制药发展较好，重庆汽车、电子产业占比比较高，浙江数字经济产业发达。这些省市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爆发，更加符合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大幅提高。
三、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供需、效率结构升级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将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所有区域都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鉴于数字经济的正面交锋性质，如果中国区域经济在下一轮中跟不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其落后速度可能会更快。《十四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把数字经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虽然消费互联网发展迅速，但工业互联网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工业数字化和数字化工业化领域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各地区都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机遇，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为此，要深化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因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其次，要将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相结合，许多数据中心能耗高，需要坚持绿色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平衡、全面发展。
二是加快供需效率结构升级，重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更好发展，实现"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不仅要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还要促进需求结构的升级，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同时推动效益结构升级，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目前，我们仍面临诸多障碍点、痛点和困难，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包括上届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配置改革做了一系列部署，关键是要更好地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创新实践结合起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