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挺身而出，斥責文淵閣大學士；郭嵩焘不畏權貴，彈劾兩廣總督。這兩位巡撫為何敢于公然對抗聲威赫赫的總督？清朝巡撫為何被賦予如此大的權力？他們之間的關系又是如何權衡的？留給我們太多的疑問。
一、前言：一語道破權力博弈
"二百年督撫同城之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這是郭嵩焘對曾國荃說的一句話。它道破了清朝後期,巡撫與總督之間權力博弈的實質。二百年來,巡撫能扳倒總督的,隻有曾國荃和郭嵩焘兩人。
這語氣裡透着些許自傲,卻也折射出了清朝後期巡撫與總督的關系。在清初,總督的權力遠勝于巡撫,他們是上級,巡撫要給予足夠的面子。然而到了晚清,情況反轉,總督的威望大不如前,巡撫的權力則與他們等量齊觀。
這其中,曾有一段轶事流傳于世。話說1866年,曾國荃出任湖北巡撫時,上折彈劾了當時炙手可熱的文淵閣大學士,也是湖廣總督的官文。官文乃是滿洲正白旗人,根正苗紅,既受鹹豐皇帝信任,更受慈禧太後青睐。他平定太平天國後,被封為世襲罔替一等伯爵,賜雙眼花翎,比收複南京的曾國荃、收複江蘇的李鴻章、平定浙江的左宗棠還風光無限。
然而,曾國荃就是不怕他。這位湘軍名将挺身而出,以極其嚴厲的措辭彈劾官文,引起震動京城。慈禧太後雖不願處罰官文,但最終還是免去了他的湖廣總督職務,并罰去伯俸祿十年。
另一位巡撫郭嵩焘,也曾對抗兩廣總督毛鴻賓。毛鴻賓是曾國藩的同榜進士,曾得到過曾國藩和胡林翼的贊賞。然而當郭嵩焘擔任廣東巡撫時,二人因為權力配置設定、粵軍人選等問題發生沖突。郭嵩焘态度強硬,奏報朝廷将毛鴻賓彈劾下台。
曾國荃、郭嵩焘的做法,正印證了他們對權力配置設定的清醒認知。在清朝後期,巡撫與總督并非純粹的上下級關系,他們更多是平行的關系,隻有權力大小的差別。巡撫有專折奏事的權力,主管轄地軍政大權,并不遜于總督。是以,他們并不懼怕總督,甚至有能力扳倒威權尚存的總督。正如郭嵩焘所言,在這二百年間,能做到這一點的,隻有他和曾國荃兩人。
二、清初:總督威權超然
在清朝開國之初,總督确實擁有比巡撫更加超然的地位和權威。這主要源于兩大原因:一是總督職權的設定本身就高于巡撫;二是當時朝廷有意壓制地方大員的權力。
清初,總督被賦予了監督一省以上的巡撫、按察使等地方官員的權力。總督主理全省軍務,負責訓練和指揮全省官兵;同時還掌管全省的财賦征收和漕運等事務。可以說,總督是全面主管一省以上軍政大權的最高長官。相比之下,巡撫的職權範圍則局限于一省之内。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産生新的割據勢力,清朝中央政權非常警惕地方大員的權力過渡膨脹。是以,清初朝廷在配置設定總督和巡撫的權力時,故意将總督的權力設定得高于巡撫,使兩者形成明顯的上下級關系。這樣一來,總督就能時刻限制和監督巡撫的行為,進而維護中央政權的集中統治。
有一段轶事足以說明當時這種權力差異。曾國藩的妻子紀曉岚,原是清朝名門紀曾之家的大小姐。出身書香門第的她,對于官場的等級森嚴有着獨到的體會。據說,有一次紀曉岚遇到一位朋友的丈夫擔任巡撫,便告誡這位女士:"他現在做了巡撫,可不要驕傲自大,還是要給總督幾分面子。"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即便是深受禮教熏陶的士人家眷,也深知巡撫應該敬重總督的地位。
當然,即使在清初,總督的權威也并非完全無可挑戰。左宗棠雖然襟懷坦白、膽識過人,但仕途一開始十分坎坷。1851年,他隻是一位很小的武職,以巡按身份奉命前往廣東。然而當時的兩廣總督耆卿大吏梁廷枏,态度驕橫狂妄,根本不把左宗棠放在眼裡。左宗棠便率部前去強行會見梁廷枏,并将查辦A錢案件的具體情況禀報給他。梁廷枏對左宗棠的無禮行為大為光火,命人将他捆綁起來,羞辱了一番才放回。這一事件說明,即便是很小的武職,左宗棠也不憚以小人之身挑戰總督的威嚴。
三、晚清：形勢逆轉巡撫崛起
進入19世紀下半葉,清朝王朝已經日薄西山。随着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和列強入侵的加劇,總督的權威也逐漸式微,反而是一些地方巡撫的權力和影響力開始凸顯。
其中,最能展現這一轉變的,莫過于兩江總督李鴻章在同治年間的頗為尴尬處境。李鴻章作為曾國荃的門生,平定撚軍後很快出任兩江總督。按理說作為總督,他的權力應當超過江西巡撫。但由于在黨争中失去了曾國荃的支援,加之江西巡撫沈葆桢狹隘頑固、橫行不馴,李鴻章的兩江總督竟然受制于沈葆桢的主導。
當時,為確定湘軍的軍饷來源,曾國荃特意延攬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撫。沒想到沈葆桢對湘軍根本沒有半點好感,反而将原本應劃撥給湘軍的漕運銀項、厘金等,全部據為己有。有時湘軍的軍饷被拖欠長達15個月,部隊隻能煮粥度日。面對沈葆桢的無理阻撓,李鴻章竟然無可奈何,隻能聽之任之。
與之相比,沈葆桢的表現則顯得無所顧忌。因為他是林則徐的外甥和女婿,不畏懼曾國荃和李鴻章的權勢。更何況,沈氏一門在江西早已渠魁門閥,沈葆桢執掌江西實權,分量自然不可小觑。
除了沈葆桢,還有其他巡撫同樣強硬、甚至公然對抗總督。比如山西巡撫沈葆桢的表兄沈桂芝,在被晉陽将軍張書恭拒不承認時,竟然借助朝廷的力量,迫使張書恭不得不将軍權移交。再比如上文提到的曾國荃和郭嵩焘,也都是以巡撫之尊,公然彈劾聲威赫赫的總督。
可見,到了晚清時期,形勢已經發生逆轉。原本權力備受壓制的巡撫們,因應對變局、維護地方權益的需要,其權力自然不斷膨脹,甚至可以與總督平起平坐。相比之下,總督們的威望和實權卻與日俱減。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清初時總督超然于巡撫之上的權力格局。
四、巡撫崛起的利弊得失
巡撫在晚清時期權力的崛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地方利益,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後果。
一方面,這種權力的膨脹使巡撫頻頻與總督發生沖突和沖突,影響了地方政務的正常運作。比如曾國荃和郭嵩焘彈劾總督的事件,雖然他們本着為民趨利的初衷,但這種做法畢竟有悖于傳統禮法,擾亂了官場秩序。更有一些巡撫,則是純粹出于個人野心和私利,與總督發生無謂的權力之争。
例如廣東巡撫陳寶箴,就是一位十分固執頑梗的人物。1868年,他被委以防範廣東沿海的重任。然而時任兩廣總督岑迺衍卻與他老有龃龉。陳寶箴認為岑氏官納不正,索賄無已;而岑迺衍則不滿陳氏昏庸無能,東廠得理不饒人。雙方由于私怨,再三在奏折中相攻,險些擦肩而過。最終岑迺衍上奏朝廷将陳寶箴革職,問題才得以解決。
可見權力的膨脹往往滋生人們逐利的私欲,巡撫與總督之間的沖突糾紛,使朝廷分身乏術,地方政務更是一團糟。
另一方面,巡撫的崛起也引發了一些武裝沖突。19世紀下半葉,不少巡撫掌控地方兵權,紛紛擴充自己的私軍力量。這進而加劇了地方割據勢力,阻礙了軍事力量的整合。
清朝末年,曾國藩曾極力振興軍隊,重掌軍權,但最終戰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西、湖南兩地的地方勢力,導緻軍隊無法統一指揮。蘇步青、黃宗漢等地方巡撫和都統,各自擁有自己的私軍力量,根本不聽從曾國藩的調遣。這使整個軍事行動缺乏統一的指揮,最終功虧一篑。
相比之下,中央集權較為徹底的洋務運動,則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這主要得益于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手中的兵權較為集中,可以有效指揮軍隊。正因如此,才能在1884年的中法戰争中擊敗法國遠征軍。
總的來說,巡撫權力的崛起雖有積極的一面,但也帶來了諸多不利的後果。這種地方權力的分散和膨脹,無疑加速了清朝王朝的衰亡。
五、權力更疊折射朝野變遷
總督與巡撫權力消長的變遷,實則折射出清朝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之間的張力和沖突。這正是這個時代的特征所在。
清初時期,為防止出現新的割據勢力,中央政權對地方大員防範備至。是以,總督的權力被大幅度加強,以有效監督和限制巡撫、布政使等地方官員。這樣的集權作風,雖有利于王朝剛剛建立時的政治統一,但也埋下了日後地方勢力做大的禍根。
随着時間的推移,清朝的中央集權制度逐漸出現了問題。八旗制度日趨僵化,皇權專制不斷加劇,其在任用人才、防務備荒等方面的作用也大大減弱。滿清王朝上下已經骈體不繼,内憂外患疊起。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各地能臣賢人紛紛被派往當地任職巡撫。他們懷揣着振興王朝、革故鼎新的抱負,以其事業心和地方觀念,主動拓展了自身的權力範圍,積極維護地方利益。然而這種做法,并非朝廷當初所願,反而加劇了地方軍閥割據的危機。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巡撫此舉也蘊含着對中央集權統治的反撥。他們成為了朝野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的新的平衡點。比如曾國荃、郭嵩焘,就是依仗于地方實力和威望,敢于挺身而出彈劾貪腐總督的。
這種轉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清中葉以後,随着洋務運動的興起,一些開明的大臣如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等先後嶄露頭角,與保守頑固的文人階層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在各地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由此逐漸掌控軍政大權。
然而到了晚清,這股改革力量也漸行漸遠。随着慈安宮黨争的結束,慈溪等人坐大,昏聩腐朽的統治再次開始。變法維新的呼聲高漲,地方民意的沖突進一步激化。在這種背景下,巡撫們振兵自主,以保地方的穩定運作。他們挺身而出,不僅敢于對抗總督權威,更敢于挑戰朝野政治的權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