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安志明和王君植原是一對恩愛夫妻。他們兩人為了解放西藏阿裡，保衛祖國邊防，不怕艱難險阻，戰勝重重困難，先後攀登昆侖山，來到了阿裡高原。并在那裡奮不顧身地工作，建立了我黨、我軍的上司機構；派兵設卡巡邏，改變了過去有邊無防的狀況；還大做宣傳工作，幫助廣大農牧民逐漸走向解放。但是，他們夫妻倆卻也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和代價，安志明得了高山心髒病，晚上睡不着覺，堅持了兩年多不得不下山。王君植身體也不好，懷了個小女兒幾乎死掉。而她背到阿裡的兩歲兒子小進軍，則未經受住高山特發病的嚴重襲擊，埋在了阿裡高原上。
安志明是抗日戰争初期從河南投奔延安，并參加了八路軍的老幹部。他在抗日前線打過遊擊戰，曆經艱苦戰争生活的鍛煉。1944年秋，他在陝甘甯晉綏軍區司令部工作時，奉命調到三五九旅當參謀，并參加了南下北返、中原突圍的第二次長征。解放戰争開始，二縱隊在山西成立，他曾給郭鵬副司令員當過秘書，參加了陝北各大戰役。1948年瓦子街戰役中，三五九旅俘獲了大量的解放兵，經過教育訓練編為獨立團，安志明就當了這個團的副團長。他帶領部隊行軍打仗，一直走到甘肅的敦煌。
1950年春節剛過，五師獨立團向新疆進軍。安志明副團長帶領先遣隊走在最前面，後面大部隊根據他标定的路線和有水草的地方宿營。獨立團在敦煌成立了一個宣傳隊，除從二軍教導團調來一些有文化的學員外，主要是西進途中招收的十幾個女學生。王君植就是其中一位有較高文化，能夠編寫節目的宣傳隊員。她們和男同志一樣負重行軍外，還常在路旁打着快闆，演唱好人好事，鼓舞戰士們的行軍步伐。獨立團沿陽關古道，翻阿爾金山，走羅布泊死亡地帶，到達若羌縣後，又南越大沙漠，曆盡風雪嚴寒，戰勝缺水困難，行軍近千裡，終于解放了新疆東南一隅，進駐了且末和民豐，并在那裡開荒種地，建設地方政權。
1950年秋，獨立團被編為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第二團，要擔負起解放西藏的重任。當年8月1日，獨騎師在于田普魯山村召開誓師大會，派一個先遣連翻越昆侖山，先期進藏偵察設站。1951年5月，安志明被任命為進藏先遣支隊支隊長，率領兩個騎兵連踏着先遣連的足迹，挺進西藏阿裡高原。當他們在紮麻茫保與進藏先遣英雄連會合後，安葬了犧牲在那裡的先遣連指揮、團保衛股長李狄三等烈士後，便揮師南進，又翻越6000米的東君拉大坂，解放了阿裡南部重鎮普蘭宗(縣)。而後迅速北進日土宗，與随後進藏的賀景富剿匪分隊配合，在莫爾多山口一帶剿滅了從新疆流竄過來數百土匪，并把14000隻羊和牛馬先後還給了被搶劫的藏族同胞，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受到了廣大群衆擁護。接着回師阿裡首府噶大克，于8月3日在噶本(專員)政府門前升起了一面五星紅旗，進而宣告阿裡35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得到了解放。
阿裡解放後，安志明即任西藏阿裡騎兵支隊支隊長兼政委。他立即派部隊守衛起了從普蘭到日土的重要山口，并派巡邏隊到姜葉馬和紮達地區設防，檢查商販和香客，擔負起了保衛祖國千裡邊防的重任。1952年，随着西藏軍區派來一些幹部，中國共産黨阿裡分工委宣告成立，安志明被任命為書記。他更是日夜辛勤，大力展開地方工作。在舊政權存在情況下，盡量做好群衆宣傳和上層統戰工作，不僅使阿裡地區保持了穩定，而且通過救濟放貸等方式，開始改善了廣大農牧民的生活。
就在這時，更大的困難到了。随着冬季大雪封山，駱駝運輸線斷絕，糧食沒有了。從印度商人手中采購的一點青稞，隻能給戰士每天發4兩炒面。支隊長也不例外，同樣隻領一茶缸。他們便靠打獵、捕魚和挖野菜湊和過日子，但安心西藏，建設邊防的決心卻一點沒變。幹部戰士還要努力勞動，開荒種地，修建營房。沒有镢頭，便用馬蹄鐵打造，或用刺刀來開荒。沒有木料，便挖狹窄的地窩子，架上紅柳技封頂。就這樣，安志明率領全體指戰員，忍饑耐寒，戰勝困難，渡過了8個月的艱苦歲月。1952年夏，當駱駝大隊送來糧食和衣物時，戰士們高興極了。第一次做了一鍋大米飯，有的同志竟吃了5碗。當他們換上新軍裝，威武雄壯地站哨巡邏，進而更好地守衛起祖國千裡邊防。
在阿裡官兵忍受困難，艱苦守防的時候，新疆軍區、南疆軍區和獨立騎兵師上司卻一天也沒有忘記他們。不僅調集2000多峰駱駝，組成藏北運輸指揮所，準備好糧食物資，在昆侖山雪化路開時，立即向阿裡搶運物資，首先讓他們做到衣食無憂，建起房子，解決生活困難問題。而後則送一批幹部家屬上山，讓他們和丈夫團聚，安心在阿裡工作。接着又連續派24名湖南、山東剛參軍來的女兵到阿裡支隊工作，以進一步解決支隊幹部找對象的問題。這樣，王震将軍号召：“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和西藏軍區要求“樹立長期建藏的思想”才能得到落實。實踐證明，這個很現實的決定，在當時卻發揮了重大作用。
王君植就是帶領一批“娘子軍”首先攀登昆侖天險，走向阿裡高原的。她們那種無所畏懼，敢闖雪山的勇敢精神，不僅令人敬佩，而且也創造了阿裡曆史上一個奇迹。因為她帶上去的不僅有十幾個家屬，而且有好兒個孩子。而她自己就是背着一歲多的小兒子上了昆侖山。
王君植和安志明是共同走過漫長艱苦行程的戰友，1949年底到了且末駐地更是朝夕相處，互相了解愛慕，他倆于1950年秋結婚。1951年5月，當安志明接到指令要去解放西藏時，己任宣傳幹事的王君植堅決支援。師長兼政委何家産、團長鄭志文都來為安支隊長送行。當他們看到王君植馬上要生小孩了，何師長便說：“安副團長晚走兩天，待孩子生了再趕路！”安說：“絕對不行！軍人隻能服從指令。”王君植求丈夫給孩子留個名字，鄭團長說：“老安要進藏，你又要生産，那就叫‘雙喜’吧！”何師長說：“為了紀念他爸爸進軍西藏，不如‘進軍’！”這樣，夫妻倆都高興地同意，安志明也毅然轉身去整理隊伍，很快出發。但就在安志明走後不久，王君植就生了一個胖兒子。鄭團長立即讓通信員乘馬疾馳，跑了40裡路才追上安志明，向他報告了這個好消息，當即惹得周圍的同志一片歡笑聲，紛紛向安支隊長賀喜。
第二年夏天，當王君植教會小進軍會說“爸爸”兩個字時，何師長突然找她談話，說師黨委已決定讓你當家屬隊長，要把先遣連和先遣支隊的幹部家屬和孩子送到阿裡支隊去。王君植想自己是宣傳幹事，也是家屬，執行這個重要任務義不容辭。于是她積極聯絡家屬，開始緊張地準備，領來光闆皮大衣和氈筒等發給大家，組織大家打饟準備幹糧，臨走還宣布三條紀律：一、幫駱駝隊戰士捆馱子、做飯；二、大人每天走30裡，小孩要綁在駝背上；三、山高路險時不騎駱駝，特别要注意孩子安全。就這樣，她們從于田出發了，先走到皮山縣的桑株。休整了一下，然後進入昆侖山中，直上那高達5400米的冰封雪裹的桑株大阪。
在這支娘子軍中有幾位是原來起義部隊的維吾爾族婦女，是以師裡派了先遣連連長曹海林的妻子馬桂芳為副隊長，參謀周逵琪的妻子張桂英當衛生員。她們都會維語，成了王隊長的得力助手。在行軍途中，王君植發現紅軍營長朱少清的妻子黃秀貞，老八路參謀長賀景富的妻子孫啟珍、後勤主任左鳳山的妻子程英等，為人忠厚，吃苦能幹，便請孩子較大的程英大姐當炊事班長，另二人當炊事員，以保證大家沿途能吃飽吃好。另外還有位老八路連長謝元生的妻子張俊英，她在河北抗日時就是支前模範，現在要上邊防前線，她高興得常唱《我們在太行山上》《白毛女》等歌曲，就請她也當管理者，負責生活管理，協助上馱子、搭帳篷等事。至于其它家屬，王君植也根據她們實際情況，配置設定了點任務，如排長孔慶宏的妻子阿那爾汗熱情積極，就讓她照顧獸醫司馬益的妻子阿拉木汗和她的4個孩子。因為她大女兒雖16歲了，但最小的兒子才兩歲，上下駱駝都需人管照。還有個白翻譯的妻子郝紅豔，比較嬌氣，就配置設定她給大家送開水。就這樣，她們形成了一個堅強的戰鬥集體，過着準軍事部隊的生活，在團結互助中完成了翻越昆侖山，登上阿裡高原的光榮任務。
駱駝隊馱着這批家屬娃娃來到桑株大阪下，大家擡頭仰望，立壁千仭，銀光耀眼。為了平安翻越這座冰雪大門坎，阿裡兵站為她們雇了一群牦牛，在當地柯爾克孜族老鄉的幫助下，讓她們騎着爬山。那牦牛橫沖直撞，吓得家屬孩子哇哇亂叫，但你隻要抓緊鞍子，它會選擇道路，往上攀登。由于高山缺氧，頭痛腦脹，呼吸困難，好象遇到鬼門關。怎麼辦？大家想到自己的丈夫，解放了阿裡的勇士，能夠爬過比這裡更高更險的昆侖山。我們這些娘兒們，也要像他們那樣頑強，堅決爬過昆侖天險。王君植沒騎牛，她拉着馬尾巴爬山。小進軍在背上哭鬧，她還要前呼後應地照顧其它家屬。總之這場艱難驚險地戰鬥結朿了，她們終于勝利翻過了昆侖山，進入了喀喇喀什大河谷，接着走上了冰封雪飄的阿克賽欽高原，走向新藏邊界的熊彩大雪山。
駱駝隊像一條長龍朝行晩宿，爬山涉水，終于遊下雪山深谷，到達藏北神湖措木昂拉(班公湖)旁的巴爾灘。這裡海拔4000米，綠草如茵，紅柳花開，小溪有魚，氣候良好，使人頓感心身舒暢。王君植和運輸隊長協商，決定在這裡休息一天。駱駝放開去吃草，孩子們跑着玩耍，大人則抓緊時間洗衣服。這時，張俊英又唱起了《支前小調》，阿那爾汗則唱起了維吾爾族民歌。當程英她們做好了羊肉揪片子，馬桂芳呼喊大家打飯時，王君植的幸福感一下湧上心頭。是的，僅一個月的艱苦行軍，就使這支家屬隊成為一個堅強的戰鬥集體。傳閑話的沒有了，吵架的不見了，大家像親姐妹一樣，有事搶着幹，小孩大家管，呈現一派團結互助景象，克服了一個個的困難，即将走完這娘子軍的長征路。
她們又走了3天，繞過班公湖，看到了阿裡北部重鎮日土宗。參謀長賀景富帶騎兵隊前來，迎接這些老婆娃娃過了河。當他和妻子孫啟珍同騎一匹馬傳回時，感受到夫妻雙雙把家還的快樂。在這裡，有幾對夫妻團聚了。二連連長謝元生一下認不出剛從河北老家趕來的妻子，而張俊英卻一眼認出了他這個儍大哥，大大方方地拉起他的手，說起了悄悄話。當安志明支隊長把王君植和孩子接進了自己房間，抱住妻子親吻時，小進軍吓哭了。他回身抱起兒子親吻時，小家夥不認他，哭得更曆害了。
家屬隊換乘馬匹，又走了7天，終于來到阿裡騎兵支隊駐地噶爾昆沙。軍營中沸騰了，第一次出現了婦女和孩子，戰士們看到了穿花衣服和紮紅頭巾的人。當她們一個個被丈夫領進了土房子，甚至是地窩子時，一家團聚的親情難于言表。曾經在延安為毛主席站過哨的後勤主任左鳳山和他的妻子程英及女兒相聚了。先遣連曹連長、周參謀、孔排長，還有白翻譯和獸醫司馬益等，也都高高興興地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孩子見面、擁抱在一起。
家屬隊到了阿裡，大家高興不久，問題就來了。高寒缺氧威脅大人孩子健康，缺乏蔬菜水果造成營養不良，疾病増加了，首先反映在孩子身上。加之冬季到了，大雪封山，物資送不上來，病号也無法送下。首先病死的是司馬義和阿拉木汗兩歲的小兒子，接着就是安志明和王君植一歲半的小進軍。他們倆和先遣連死亡戰士的情況一樣，先是渾身浮腫，接着潰爛流黃水。那時沒有防治高山病的知識，也沒有氧氣這種靈丹妙藥，夫妻痛哭挽救不了他的生命，隻好讓小進軍也跟着阿裡烈士，獻身雪域高原。戰友們看着那個可愛的孩子離開人世，欲哭無淚，拿起鐵鍁在紅柳沙包上挖了一個坑，王君植用師長夫人、組織科長傅兆南送的小鬥篷包裹了小進軍，把他埋在阿裡的蒼茫大地上。
王君植到阿裡後即擔任宣傳幹事兼圖書管理者，還給戰士們上文化課。當20多個女兵到後，她又負責帶領他們參加軍事訓練和勞動生産，因為這是涉及部隊生存大事，人人都要加倍努力。就在這時，她又懷孕了。安志明想法從印度商人那裡買奶粉，從藏胞家中買小雞蛋，當然還有當地豐富的牛羊肉，這才保住了王君植又生下一個女兒。據說女性比男性更适應高原氣候，加上他們夫妻和醫生的精心呵護下，小女兒從疾病中成活了，父母就給她起名“阿裡”。
當時阿裡分工委己經成立，邊防線涉外事件增多，西藏軍區雖定安志明為副師級，但他日夜操勞，病情加重，呼吸急促，血壓升高，加上牙痛得睡不着覺，看來他在高原上繼續工作有困難了。1953年夏，安志明被調任為南疆軍區副參謀長，王君植也随調到文工團工作。但他倆仍堅持新的支隊政委兼分工委書記孫德富到職後，才交接了工作，帶着小阿裡，随着駱駝隊，騎着馬下山，離開了他們生死相依，魂牽夢繞的阿裡高原。
安志明和王君植到南疆軍區後，我們在一個大院中生活了幾年。眼見阿裡長大，起名安娜。他們又生個兒子，起名安疆。從“進軍”“阿裡”到“安疆”，充分展現了他們夫婦一心為國，戍邊安疆的高尚革命情操。實際也這樣，安志明副參謀長精明能幹，待人和善，深入基層，成績卓著。特别是在1962年的自衛反擊戰中，我親眼見他作為前指代理參謀長，曆盡辛勞，襄助何家産司令員出謀劃策，指揮戰鬥，清除了印軍全部入侵據點，取得了西線戰鬥的輝煌勝利。而王君植在文工團工作也表現不俗，她寫的文章還常登上了軍内外報刊。
但可惜好景不長，到1956年一封檢舉信來，說王君植是“國民黨特務”，把她送進了勞改隊，安志明隻能離婚。這使孩子陷入苦難，特别是阿裡生的安娜，缺少父母管教，長大當了護士，行為不檢犯了錯誤，當我看到喀什法院布告判她勞動教養的時候，心中升起一陣悲涼。天啊！如果他們父母不離異，安娜就不會有這樣下場。
王君植被打成反革命，心中當然不服。她一再申訴，案件複查，真像大白，原來是曾經追求過她的一個男人，知她參軍後結婚，心生嫉恨，誣告了她。為此，南疆軍區為她公開平反，并恢複工作。這時，王君植己46歲，便轉業到《阿克蘇報》當了一名編輯。當她到烏魯木齊見到已任新疆軍區步校副校長的安志明時，安早已和一位女醫生結婚，并生了兩個孩子。王君植悲怆難忍，隻好找到南疆軍區文工團的老戰友王洛賓訴苦。王洛賓也是剛從監獄中出來，對她自然産生同情，鼓勵她振作精神，過好晚年生活。這樣書信往來，兩人産生感情，遺憾的是王君植放不下在勞改再婚生下的殘疾兒子，沒有響應王洛賓一再提出的追求。接着王洛賓複出，到各地和國外演唱，陰差陽錯，兩人沒走到一起。3年前，我在阿克蘇見到了王君植，她還是那樣開朗，生活得潇灑。她說，她正在寫書，書名是《我和王洛賓的黃昏戀》。我說：“您算了吧！王洛賓已死多年，何必再給他加這麼個故事。”她說：“我有王洛賓的十幾封信，舍不得丢掉。何況出版社聞風而至，向我要稿子！”面對這位曾稱雄阿裡高原，堪稱女中豪傑，而又慘遭橫禍，備受坎坷的老同志，我隻能說：“您慎重點吧！”
至于安志明在新疆軍區步兵學校工作中，因參軍前在河南老家的一點曆史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嚴重沖擊，“四人邦”垮台後，為他平反召雪，落實政策，重返工作崗位，當了烏魯木齊軍區陸軍學院教務長。但為時不長，勞累過度，于1987年病逝于工作崗位上。
巍巍阿裡高原屹立于祖國大地西南一角，神山聖湖的純淨美景吸引着全世界旅遊者的目光。在西藏阿裡地區飛躍發展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當年的革命先驅和解放者，是他們千辛萬苦奠定了基礎，開創現在的輝煌事業。進藏先遣英雄連犧牲在阿裡的63位烈士應當記住，安志明率隊解放阿裡的功臣們也應記住，像王君植這樣最早踏上阿裡高原，并為保衛祖國，建設邊防而奮鬥過的女同胞也不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