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安志明和王君植原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两人为了解放西藏阿里，保卫祖国边防，不怕艰难险阻，战胜重重困难，先后攀登昆仑山，来到了阿里高原。并在那里奋不顾身地工作，建立了我党、我军的领导机构；派兵设卡巡逻，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还大做宣传工作，帮助广大农牧民逐步走向解放。但是，他们夫妻俩却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代价，安志明得了高山心脏病，晚上睡不着觉，坚持了两年多不得不下山。王君植身体也不好，怀了个小女儿几乎死掉。而她背到阿里的两岁儿子小进军，则未经受住高山特发病的严重袭击，埋在了阿里高原上。
安志明是抗日战争初期从河南投奔延安，并参加了八路军的老干部。他在抗日前线打过游击战，历经艰苦战争生活的锻炼。1944年秋，他在陕甘宁晋绥军区司令部工作时，奉命调到三五九旅当参谋，并参加了南下北返、中原突围的第二次长征。解放战争开始，二纵队在山西成立，他曾给郭鹏副司令员当过秘书，参加了陕北各大战役。1948年瓦子街战役中，三五九旅俘获了大量的解放兵，经过教育训练编为独立团，安志明就当了这个团的副团长。他带领部队行军打仗，一直走到甘肃的敦煌。
1950年春节刚过，五师独立团向新疆进军。安志明副团长带领先遣队走在最前面，后面大部队根据他标定的路线和有水草的地方宿营。独立团在敦煌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除从二军教导团调来一些有文化的学员外，主要是西进途中招收的十几个女学生。王君植就是其中一位有较高文化，能够编写节目的宣传队员。她们和男同志一样负重行军外，还常在路旁打着快板，演唱好人好事，鼓舞战士们的行军步伐。独立团沿阳关古道，翻阿尔金山，走罗布泊死亡地带，到达若羌县后，又南越大沙漠，历尽风雪严寒，战胜缺水困难，行军近千里，终于解放了新疆东南一隅，进驻了且末和民丰，并在那里开荒种地，建设地方政权。
1950年秋，独立团被编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第二团，要担负起解放西藏的重任。当年8月1日，独骑师在于田普鲁山村召开誓师大会，派一个先遣连翻越昆仑山，先期进藏侦察设站。1951年5月，安志明被任命为进藏先遣支队支队长，率领两个骑兵连踏着先遣连的足迹，挺进西藏阿里高原。当他们在扎麻茫保与进藏先遣英雄连会合后，安葬了牺牲在那里的先遣连指挥、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等烈士后，便挥师南进，又翻越6000米的东君拉大坂，解放了阿里南部重镇普兰宗(县)。而后迅速北进日土宗，与随后进藏的贺景富剿匪分队配合，在莫尔多山口一带剿灭了从新疆流窜过来数百土匪，并把14000只羊和牛马先后还给了被抢劫的藏族同胞，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受到了广大群众拥护。接着回师阿里首府噶大克，于8月3日在噶本(专员)政府门前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从而宣告阿里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了解放。
阿里解放后，安志明即任西藏阿里骑兵支队支队长兼政委。他立即派部队守卫起了从普兰到日土的重要山口，并派巡逻队到姜叶马和扎达地区设防，检查商贩和香客，担负起了保卫祖国千里边防的重任。1952年，随着西藏军区派来一些干部，中国共产党阿里分工委宣告成立，安志明被任命为书记。他更是日夜辛勤，大力展开地方工作。在旧政权存在情况下，尽量做好群众宣传和上层统战工作，不仅使阿里地区保持了稳定，而且通过救济放贷等方式，开始改善了广大农牧民的生活。
就在这时，更大的困难到了。随着冬季大雪封山，骆驼运输线断绝，粮食没有了。从印度商人手中采购的一点青稞，只能给战士每天发4两炒面。支队长也不例外，同样只领一茶缸。他们便靠打猎、捕鱼和挖野菜凑和过日子，但安心西藏，建设边防的决心却一点没变。干部战士还要努力劳动，开荒种地，修建营房。没有镢头，便用马蹄铁打造，或用刺刀来开荒。没有木料，便挖狭窄的地窝子，架上红柳技封顶。就这样，安志明率领全体指战员，忍饥耐寒，战胜困难，渡过了8个月的艰苦岁月。1952年夏，当骆驼大队送来粮食和衣物时，战士们高兴极了。第一次做了一锅大米饭，有的同志竟吃了5碗。当他们换上新军装，威武雄壮地站哨巡逻，从而更好地守卫起祖国千里边防。
在阿里官兵忍受困难，艰苦守防的时候，新疆军区、南疆军区和独立骑兵师领导却一天也没有忘记他们。不仅调集2000多峰骆驼，组成藏北运输指挥所，准备好粮食物资，在昆仑山雪化路开时，立即向阿里抢运物资，首先让他们做到衣食无忧，建起房子，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后则送一批干部家属上山，让他们和丈夫团聚，安心在阿里工作。接着又连续派24名湖南、山东刚参军来的女兵到阿里支队工作，以进一步解决支队干部找对象的问题。这样，王震将军号召：“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和西藏军区要求“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才能得到落实。实践证明，这个很现实的决定，在当时却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君植就是带领一批“娘子军”首先攀登昆仑天险，走向阿里高原的。她们那种无所畏惧，敢闯雪山的勇敢精神，不仅令人敬佩，而且也创造了阿里历史上一个奇迹。因为她带上去的不仅有十几个家属，而且有好儿个孩子。而她自己就是背着一岁多的小儿子上了昆仑山。
王君植和安志明是共同走过漫长艰苦行程的战友，1949年底到了且末驻地更是朝夕相处，互相了解爱慕，他俩于1950年秋结婚。1951年5月，当安志明接到命令要去解放西藏时，己任宣传干事的王君植坚决支持。师长兼政委何家产、团长郑志文都来为安支队长送行。当他们看到王君植马上要生小孩了，何师长便说：“安副团长晚走两天，待孩子生了再赶路！”安说：“绝对不行！军人只能服从命令。”王君植求丈夫给孩子留个名字，郑团长说：“老安要进藏，你又要生产，那就叫‘双喜’吧！”何师长说：“为了纪念他爸爸进军西藏，不如‘进军’！”这样，夫妻俩都高兴地同意，安志明也毅然转身去整理队伍，很快出发。但就在安志明走后不久，王君植就生了一个胖儿子。郑团长立即让通信员乘马疾驰，跑了40里路才追上安志明，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当即惹得周围的同志一片欢笑声，纷纷向安支队长贺喜。
第二年夏天，当王君植教会小进军会说“爸爸”两个字时，何师长突然找她谈话，说师党委已决定让你当家属队长，要把先遣连和先遣支队的干部家属和孩子送到阿里支队去。王君植想自己是宣传干事，也是家属，执行这个重要任务义不容辞。于是她积极联络家属，开始紧张地准备，领来光板皮大衣和毡筒等发给大家，组织大家打饟准备干粮，临走还宣布三条纪律：一、帮骆驼队战士捆驮子、做饭；二、大人每天走30里，小孩要绑在驼背上；三、山高路险时不骑骆驼，特别要注意孩子安全。就这样，她们从于田出发了，先走到皮山县的桑株。休整了一下，然后进入昆仑山中，直上那高达5400米的冰封雪裹的桑株大阪。
在这支娘子军中有几位是原来起义部队的维吾尔族妇女，所以师里派了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的妻子马桂芳为副队长，参谋周逵琪的妻子张桂英当卫生员。她们都会维语，成了王队长的得力助手。在行军途中，王君植发现红军营长朱少清的妻子黄秀贞，老八路参谋长贺景富的妻子孙启珍、后勤主任左凤山的妻子程英等，为人忠厚，吃苦能干，便请孩子较大的程英大姐当炊事班长，另二人当炊事员，以保证大家沿途能吃饱吃好。另外还有位老八路连长谢元生的妻子张俊英，她在河北抗日时就是支前模范，现在要上边防前线，她高兴得常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白毛女》等歌曲，就请她也当管理员，负责生活管理，协助上驮子、搭帐篷等事。至于其它家属，王君植也根据她们实际情况，分配了点任务，如排长孔庆宏的妻子阿那尔汗热情积极，就让她照顾兽医司马益的妻子阿拉木汗和她的4个孩子。因为她大女儿虽16岁了，但最小的儿子才两岁，上下骆驼都需人管照。还有个白翻译的妻子郝红艳，比较娇气，就分配她给大家送开水。就这样，她们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过着准军事部队的生活，在团结互助中完成了翻越昆仑山，登上阿里高原的光荣任务。
骆驼队驮着这批家属娃娃来到桑株大阪下，大家抬头仰望，立壁千仭，银光耀眼。为了平安翻越这座冰雪大门坎，阿里兵站为她们雇了一群牦牛，在当地柯尔克孜族老乡的帮助下，让她们骑着爬山。那牦牛横冲直撞，吓得家属孩子哇哇乱叫，但你只要抓紧鞍子，它会选择道路，往上攀登。由于高山缺氧，头痛脑胀，呼吸困难，好象遇到鬼门关。怎么办？大家想到自己的丈夫，解放了阿里的勇士，能够爬过比这里更高更险的昆仑山。我们这些娘儿们，也要像他们那样顽强，坚决爬过昆仑天险。王君植没骑牛，她拉着马尾巴爬山。小进军在背上哭闹，她还要前呼后应地照顾其它家属。总之这场艰难惊险地战斗结朿了，她们终于胜利翻过了昆仑山，进入了喀喇喀什大河谷，接着走上了冰封雪飘的阿克赛钦高原，走向新藏边界的熊彩大雪山。
骆驼队像一条长龙朝行晩宿，爬山涉水，终于游下雪山深谷，到达藏北神湖措木昂拉(班公湖)旁的巴尔滩。这里海拔4000米，绿草如茵，红柳花开，小溪有鱼，气候良好，使人顿感心身舒畅。王君植和运输队长协商，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骆驼放开去吃草，孩子们跑着玩耍，大人则抓紧时间洗衣服。这时，张俊英又唱起了《支前小调》，阿那尔汗则唱起了维吾尔族民歌。当程英她们做好了羊肉揪片子，马桂芳呼喊大家打饭时，王君植的幸福感一下涌上心头。是的，仅一个月的艰苦行军，就使这支家属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传闲话的没有了，吵架的不见了，大家像亲姐妹一样，有事抢着干，小孩大家管，呈现一派团结互助景象，克服了一个个的困难，即将走完这娘子军的长征路。
她们又走了3天，绕过班公湖，看到了阿里北部重镇日土宗。参谋长贺景富带骑兵队前来，迎接这些老婆娃娃过了河。当他和妻子孙启珍同骑一匹马返回时，感受到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快乐。在这里，有几对夫妻团聚了。二连连长谢元生一下认不出刚从河北老家赶来的妻子，而张俊英却一眼认出了他这个儍大哥，大大方方地拉起他的手，说起了悄悄话。当安志明支队长把王君植和孩子接进了自己房间，抱住妻子亲吻时，小进军吓哭了。他回身抱起儿子亲吻时，小家伙不认他，哭得更历害了。
家属队换乘马匹，又走了7天，终于来到阿里骑兵支队驻地噶尔昆沙。军营中沸腾了，第一次出现了妇女和孩子，战士们看到了穿花衣服和扎红头巾的人。当她们一个个被丈夫领进了土房子，甚至是地窝子时，一家团聚的亲情难于言表。曾经在延安为毛主席站过哨的后勤主任左凤山和他的妻子程英及女儿相聚了。先遣连曹连长、周参谋、孔排长，还有白翻译和兽医司马益等，也都高高兴兴地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孩子见面、拥抱在一起。
家属队到了阿里，大家高兴不久，问题就来了。高寒缺氧威胁大人孩子健康，缺乏蔬菜水果造成营养不良，疾病増加了，首先反映在孩子身上。加之冬季到了，大雪封山，物资送不上来，病号也无法送下。首先病死的是司马义和阿拉木汗两岁的小儿子，接着就是安志明和王君植一岁半的小进军。他们俩和先遣连死亡战士的情况一样，先是浑身浮肿，接着溃烂流黄水。那时没有防治高山病的知识，也没有氧气这种灵丹妙药，夫妻痛哭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只好让小进军也跟着阿里烈士，献身雪域高原。战友们看着那个可爱的孩子离开人世，欲哭无泪，拿起铁锨在红柳沙包上挖了一个坑，王君植用师长夫人、组织科长傅兆南送的小斗篷包裹了小进军，把他埋在阿里的苍茫大地上。
王君植到阿里后即担任宣传干事兼图书管理员，还给战士们上文化课。当20多个女兵到后，她又负责带领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和劳动生产，因为这是涉及部队生存大事，人人都要加倍努力。就在这时，她又怀孕了。安志明想法从印度商人那里买奶粉，从藏胞家中买小鸡蛋，当然还有当地丰富的牛羊肉，这才保住了王君植又生下一个女儿。据说女性比男性更适应高原气候，加上他们夫妻和医生的精心呵护下，小女儿从疾病中成活了，父母就给她起名“阿里”。
当时阿里分工委己经成立，边防线涉外事件增多，西藏军区虽定安志明为副师级，但他日夜操劳，病情加重，呼吸急促，血压升高，加上牙痛得睡不着觉，看来他在高原上继续工作有困难了。1953年夏，安志明被调任为南疆军区副参谋长，王君植也随调到文工团工作。但他俩仍坚持新的支队政委兼分工委书记孙德富到职后，才交接了工作，带着小阿里，随着骆驼队，骑着马下山，离开了他们生死相依，魂牵梦绕的阿里高原。
安志明和王君植到南疆军区后，我们在一个大院中生活了几年。眼见阿里长大，起名安娜。他们又生个儿子，起名安疆。从“进军”“阿里”到“安疆”，充分体现了他们夫妇一心为国，戍边安疆的高尚革命情操。实际也这样，安志明副参谋长精明能干，待人和善，深入基层，成绩卓著。特别是在1962年的自卫反击战中，我亲眼见他作为前指代理参谋长，历尽辛劳，襄助何家产司令员出谋划策，指挥战斗，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取得了西线战斗的辉煌胜利。而王君植在文工团工作也表现不俗，她写的文章还常登上了军内外报刊。
但可惜好景不长，到1956年一封检举信来，说王君植是“国民党特务”，把她送进了劳改队，安志明只能离婚。这使孩子陷入苦难，特别是阿里生的安娜，缺少父母管教，长大当了护士，行为不检犯了错误，当我看到喀什法院布告判她劳动教养的时候，心中升起一阵悲凉。天啊！如果他们父母不离异，安娜就不会有这样下场。
王君植被打成反革命，心中当然不服。她一再申诉，案件复查，真像大白，原来是曾经追求过她的一个男人，知她参军后结婚，心生嫉恨，诬告了她。为此，南疆军区为她公开平反，并恢复工作。这时，王君植己46岁，便转业到《阿克苏报》当了一名编辑。当她到乌鲁木齐见到已任新疆军区步校副校长的安志明时，安早已和一位女医生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王君植悲怆难忍，只好找到南疆军区文工团的老战友王洛宾诉苦。王洛宾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对她自然产生同情，鼓励她振作精神，过好晚年生活。这样书信往来，两人产生感情，遗憾的是王君植放不下在劳改再婚生下的残疾儿子，没有响应王洛宾一再提出的追求。接着王洛宾复出，到各地和国外演唱，阴差阳错，两人没走到一起。3年前，我在阿克苏见到了王君植，她还是那样开朗，生活得潇洒。她说，她正在写书，书名是《我和王洛宾的黄昏恋》。我说：“您算了吧！王洛宾已死多年，何必再给他加这么个故事。”她说：“我有王洛宾的十几封信，舍不得丢掉。何况出版社闻风而至，向我要稿子！”面对这位曾称雄阿里高原，堪称女中豪杰，而又惨遭横祸，备受坎坷的老同志，我只能说：“您慎重点吧！”
至于安志明在新疆军区步兵学校工作中，因参军前在河南老家的一点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四人邦”垮台后，为他平反召雪，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当了乌鲁木齐军区陆军学院教务长。但为时不长，劳累过度，于1987年病逝于工作岗位上。
巍巍阿里高原屹立于祖国大地西南一角，神山圣湖的纯净美景吸引着全世界旅游者的目光。在西藏阿里地区飞跃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革命先驱和解放者，是他们千辛万苦奠定了基础，开创现在的辉煌事业。进藏先遣英雄连牺牲在阿里的63位烈士应当记住，安志明率队解放阿里的功臣们也应记住，像王君植这样最早踏上阿里高原，并为保卫祖国，建设边防而奋斗过的女同胞也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