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國國号簡稱起争議，司徒美堂厲聲反對:＂對這四字絕無好感＂。在波瀾壯闊的曆史程序中，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國号簡稱問題竟然引發了激烈的争議和激辯。在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上，來自各方的代表在确定新中國國号的過程中陷入了紛争的漩渦。身為辛亥革命的參與者，司徒美堂為何對＂中華民國＂四個字如此強硬反對？這背後又隐藏着怎樣的曆史淵源和考量？這場關乎國家尊嚴和民族自豪的論戰，最終将如何收場？讓我們一起追溯那段風雲際會的曆史細節，解開謎團。
新中國國号确立的曆史背景
1948年春，解放戰争進入最後階段，中國共産黨上司的人民解放軍于次年完全扭轉了戰争态勢，接連解放中原、東北、華北等中國大片疆土。随着解放大軍的不斷開疆擴土，中國人民從根本上掌握了主動權，在全國範圍内确立了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絕對優勢。
在這一關鍵時期，中國共産黨高瞻遠矚，着手籌備新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為了赢得全國人民的信任，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中共中央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之際，公開号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讨論并實作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一時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民已不再支援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他們相繼響應中共中央的号召，在香港和上海等地發起了＂新政協運動＂，準備參加新政協會議。
1949年1月，在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之時，中共中央決定在當年夏秋間同時召開政協會議，正式組建中央人民政府，确立新中國執政機構。從春到夏，随着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繼解放，中國共産黨逐漸掌控着全國局勢，為确定建國方針作了周密部署。
為保證會議的廣泛性和代表性，中國共産黨着手組織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當時國民黨長期鎮壓和肅清了不少民主人士，為確定會議的順利召開，周恩來随即電令香港，首先接送當地的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工作。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中共中央多次召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行參觀學習，了解中共路線方針政策，為籌備新政協會議營造了良好氛圍。随着各界人士的不斷雲集，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代表們終于在1949年6月彙聚于北平中南海。
國号簡稱之争的發端
為了給辛勞的籌備工作一個圓滿的收官，新政協籌備會在6月15日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與會代表們明确了會議的指導原則和總體議程，決定設立6個工作小組，分别負責不同方面的籌備工作。
其中，第一小組負責确定參加新政協的機關名單及代表名額；第二小組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第三小組負責拟定《共同綱領》草案；第四小組則着手拟定新中央政府的組織方案；第五小組負責起草大會宣言；而第六小組則承擔着拟定國旗國徽國歌等重要國家象征的艱巨任務。
在各個小組緊鑼密鼓地投入籌備工作之時，一場關于新中國國号及其簡稱的争論也在暗地裡漸次升溫。盡管大多數代表都已經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号，但一些代表對于是否需要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卻存有分歧。
最先對此提出質疑的，是清華大學著名教授張奚若。6月17日，在第四小組會議上，當大家就＂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号展開讨論時，張奚若突然開口表示，有部分老先生認為這個名稱過于冗長，建議去掉＂民主＂二字。他個人亦傾向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認為＂民主＂與＂人民＂在含義上有所重疊。
張奚若的建議得到了周恩來的贊同，周恩來解釋道，＂民主＂與＂共和＂在本質上是一緻的，無需在國号中重複出現。最終，在與會代表的共同商議下，新中國的國号被确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而，這卻并未完全解決國号命名的争議。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是否需要在國号之後保留＂中華民國＂的舊有簡稱？
當第三小組就《共同綱領》草案進行讨論時，一些代表提出，應将國号的簡稱寫入綱領之中。但另一些代表卻對此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四個字不應出現在新生活力偉大的綱領檔案之中。
就在這股争論的沖突難以調和之際，在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人們發現送出的檔案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号後都冠以＂中華民國＂的括注簡稱。這無疑是将這一争議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司徒美堂的堅決反對
在會場上，當發現檔案中突然冠以＂中華民國＂作為國号簡稱時，一片嘩然之聲立即在與會代表中掀起了波瀾。身為辛亥革命元老的司徒美堂首先站了起來，以罕見的激烈語氣表達了他的不滿和反對。
司徒美堂原是孫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曾多次擔任過中華民國政府的重要職務。但在長期的革命曆程中，他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産生了強烈的不滿和反感。在他看來，中華民國雖然是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但随後北洋政府的腐敗統治和軍閥混戰，已經徹底亵渎和毀壞了它的初衷。
更為重要的是，在司徒美堂的心目中，中華民國政權注定無法真正實作民主共和，它的執政基礎狹隘，隻代表了少數資産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相比之下，經過28年浴血奮戰，中國共産黨上司的人民軍隊已經推翻了這個舊政權，取得了全國範圍内的勝利。新中國的誕生标志着中國人民徹底實作了民主和獨立，這是一個全新的開端。
正因如此，司徒美堂認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應沿襲舊有的稱号，而應當光明正大地使用全新的國号。他呼籲在場的代表:＂中華民國四個字，我們對它已絕無好感，它已不配再作為新中國的國号簡稱出現了！＂
司徒美堂的一番猛烈抨擊，赢得了會場上一片熱烈的掌聲。許多代表也紛紛表示贊同，認為新中國應徹底革除舊制度的遺毒，在國号命名上展現出全新的民主氣象。
與會的著名學者章士钊更是義正言辭地指出，中華民國政權即便在名義上宣稱為＂共和＂，但由于其執政基礎狹隘和統治手段專制，事實上它所展現的是＂共和＂與＂民主＂背道而馳的政體。新中國則要以真正的人民民主為核心，是以在國号上也應有所展現。
人民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聽取了各方代表的陳詞之後，對于司徒美堂等人的觀點表示了充分的了解和贊同。他們認為，新中國應該在國号命名上彰顯自身全新的性質，不應刻舟求劍般地陷于糾纏舊稱号的窠臼之中。
各方代表的觀點和論證
盡管司徒美堂等人的激烈言辭給會場帶來了一股強烈的氛圍，但在國号簡稱問題上，與會代表們的觀點并非全然一緻。事實上，也有不少人堅持保留＂中華民國＂簡稱的做法。
最先表态支援保留簡稱的，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沈鈞儒。作為一名資深革命家，沈鈞儒認為，中華民國的稱号蘊含着辛亥革命以來全體革命黨人的寶貴精神遺産。它見證了中國人民為擺脫封建專制、争取民主自由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簡單加以抛棄，不僅有失革命傳統，也将使新中國的執政合法性遭受質疑。
與沈鈞儒觀點相左的，則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張瀾。張瀾直言不諱地指出，中華民國曾被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徹底肆意糟蹋，它已經無法代表真正的民主共和。作為開國元勳，應當勇于革除舊制度的遺毒，彰顯新時代的民主氣象。
在辯論的過程中，雙方代表各執一詞，理據充分，場面一度十分熱烈。支援保留簡稱的代表認為，這不僅符合國家政權的連續性，也有利于社會大衆認同；反對者則堅持認為，這種做法将使新中國在起步之初就背負上舊時代的曆史包袱。
就在雙方唇槍舌戰，争論難解之時，人民領袖周恩來适時做出了總結發言。他說道:＂我們新政協起草這份綱領，謀求的本來就是全民族的利益和新式民主政體的建立。是以，在國号命名問題上，應該展現出我們同舊制度決裂的決心。＂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舍棄辛亥革命的一切，而是要繼承和發揚那些珍貴的革命遺産。＂周恩來緩言道，＂辛亥革命倡導的＇驅除舊祀、恢複中華＇的革命口号，與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是有着内在一緻的。＂
＂是以，關于國号問題，我個人傾向于完全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但同時，我們可以用＇中華＇兩字來彰顯同辛亥革命傳統的曆史淵源，這也符合我們發揚革命優良傳統的方針。＂
在現場，周恩來的闡釋赢得了大多數代表的認同。确實，去除＂中華民國＂簡稱，但保留＂中華＂二字，這無疑是一種折中的做法，它避免徹底割裂同革命傳統的聯系，卻也标志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面勝利。
最終決議的出台
在周恩來的權衡和說明下，與會代表對于國号簡稱問題的争議終于有了一個可資折中的出路。事實上，在此之前，各方面的觀點已經在政協籌備會的一些工作會議上得到了初步彙總。
根據第五小組在6月23日的彙報，對于是否保留＂中華民國＂簡稱，态度較為激進的代表主張完全廢止舊稱号；溫和派則主張不作大的更改；還有一些代表提議在國号之後同時使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種簡稱。
當時，第五小組雖已對這些意見作了整理，但由于問題過于敏感，他們沒有在會議記錄中對此作出結論性判斷。直到9月14日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圍繞國号簡稱展開的激烈辯論，才真正将這一問題推上了議事日程。
在聽取了各方代表的發言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們認為，此問題不僅關乎新中國的政治基礎和曆史淵源，更關乎全國人民對新生政權的認同和信任。鑒于國内外形勢的複雜敏感，我們必須做出審慎的裁奪。
9月21日，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共同商議下，國号簡稱問題最終得到了圓滿解決。根據《共同綱領》最終文本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将作為新中國的國号，但在日常使用時可采用＂中華＂或＂中國＂作為簡稱。
這無疑是對各方面意見的一種妥協性照應。從根本上來說，司徒美堂等人的堅持得到了尊重，新中國徹底廢棄了＂中華民國＂的舊稱号。但同時，出于尊重曆史傳統的考慮，＂中華＂二字仍予以保留，這也部分滿足了沈鈞儒等人的訴求。
就在《共同綱領》最終文本通過的當天，政協籌備會還專門就國号簡稱問題發表了一份說明。這份說明指出，廢棄＂中華民國＂簡稱是為了更好地展現新中國的獨立自主地位。但同時，＂中華＂二字的保留也标志着我們對于辛亥革命先驅們寶貴遺産的珍視和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