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国国号简称起争议，司徒美堂厉声反对:＂对这四字绝无好感＂。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国号简称问题竟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激辩。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来自各方的代表在确定新中国国号的过程中陷入了纷争的漩涡。身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司徒美堂为何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如此强硬反对？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考量？这场关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的论战，最终将如何收场？让我们一起追溯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细节，解开谜团。
新中国国号确立的历史背景
1948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于次年完全扭转了战争态势，接连解放中原、东北、华北等中国大片疆土。随着解放大军的不断开疆扩土，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掌握了主动权，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绝对优势。
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着手筹备新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为了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中共中央在庆祝＂五一＂劳动节之际，公开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民已不再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们相继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发起了＂新政协运动＂，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1月，在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之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当年夏秋间同时召开政协会议，正式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确立新中国执政机构。从春到夏，随着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解放，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控着全国局势，为确定建国方针作了周密部署。
为保证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中国共产党着手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国民党长期镇压和肃清了不少民主人士，为确保会议的顺利召开，周恩来随即电令香港，首先接送当地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多次召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参观学习，了解中共路线方针政策，为筹备新政协会议营造了良好氛围。随着各界人士的不断云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代表们终于在1949年6月汇聚于北平中南海。
国号简称之争的发端
为了给辛劳的筹备工作一个圆满的收官，新政协筹备会在6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们明确了会议的指导原则和总体议程，决定设立6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不同方面的筹备工作。
其中，第一小组负责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单及代表名额；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负责拟定《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小组则着手拟定新中央政府的组织方案；第五小组负责起草大会宣言；而第六小组则承担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重要国家象征的艰巨任务。
在各个小组紧锣密鼓地投入筹备工作之时，一场关于新中国国号及其简称的争论也在暗地里渐次升温。尽管大多数代表都已经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但一些代表对于是否需要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却存有分歧。
最先对此提出质疑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张奚若。6月17日，在第四小组会议上，当大家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展开讨论时，张奚若突然开口表示，有部分老先生认为这个名称过于冗长，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个人亦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认为＂民主＂与＂人民＂在含义上有所重叠。
张奚若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周恩来解释道，＂民主＂与＂共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需在国号中重复出现。最终，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商议下，新中国的国号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这却并未完全解决国号命名的争议。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是否需要在国号之后保留＂中华民国＂的旧有简称？
当第三小组就《共同纲领》草案进行讨论时，一些代表提出，应将国号的简称写入纲领之中。但另一些代表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四个字不应出现在新生活力伟大的纲领文件之中。
就在这股争论的矛盾难以调和之际，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人们发现提交的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后都冠以＂中华民国＂的括注简称。这无疑是将这一争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司徒美堂的坚决反对
在会场上，当发现文件中突然冠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号简称时，一片哗然之声立即在与会代表中掀起了波澜。身为辛亥革命元老的司徒美堂首先站了起来，以罕见的激烈语气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反对。
司徒美堂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曾多次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的重要职务。但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他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感。在他看来，中华民国虽然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但随后北洋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军阀混战，已经彻底亵渎和毁坏了它的初衷。
更为重要的是，在司徒美堂的心目中，中华民国政权注定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它的执政基础狭隘，只代表了少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相比之下，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推翻了这个旧政权，取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彻底实现了民主和独立，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正因如此，司徒美堂认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应沿袭旧有的称号，而应当光明正大地使用全新的国号。他呼吁在场的代表:＂中华民国四个字，我们对它已绝无好感，它已不配再作为新中国的国号简称出现了！＂
司徒美堂的一番猛烈抨击，赢得了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也纷纷表示赞同，认为新中国应彻底革除旧制度的遗毒，在国号命名上体现出全新的民主气象。
与会的著名学者章士钊更是义正言辞地指出，中华民国政权即便在名义上宣称为＂共和＂，但由于其执政基础狭隘和统治手段专制，事实上它所体现的是＂共和＂与＂民主＂背道而驰的政体。新中国则要以真正的人民民主为核心，因此在国号上也应有所体现。
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代表的陈词之后，对于司徒美堂等人的观点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赞同。他们认为，新中国应该在国号命名上彰显自身全新的性质，不应刻舟求剑般地陷于纠缠旧称号的窠臼之中。
各方代表的观点和论证
尽管司徒美堂等人的激烈言辞给会场带来了一股强烈的氛围，但在国号简称问题上，与会代表们的观点并非全然一致。事实上，也有不少人坚持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做法。
最先表态支持保留简称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作为一名资深革命家，沈钧儒认为，中华民国的称号蕴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全体革命党人的宝贵精神遗产。它见证了中国人民为摆脱封建专制、争取民主自由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简单加以抛弃，不仅有失革命传统，也将使新中国的执政合法性遭受质疑。
与沈钧儒观点相左的，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张澜。张澜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华民国曾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肆意糟蹋，它已经无法代表真正的民主共和。作为开国元勋，应当勇于革除旧制度的遗毒，彰显新时代的民主气象。
在辩论的过程中，双方代表各执一词，理据充分，场面一度十分热烈。支持保留简称的代表认为，这不仅符合国家政权的连续性，也有利于社会大众认同；反对者则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将使新中国在起步之初就背负上旧时代的历史包袱。
就在双方唇枪舌战，争论难解之时，人民领袖周恩来适时做出了总结发言。他说道:＂我们新政协起草这份纲领，谋求的本来就是全民族的利益和新式民主政体的建立。因此，在国号命名问题上，应该体现出我们同旧制度决裂的决心。＂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舍弃辛亥革命的一切，而是要继承和发扬那些珍贵的革命遗产。＂周恩来缓言道，＂辛亥革命倡导的＇驱除旧祀、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有着内在一致的。＂
＂所以，关于国号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完全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但同时，我们可以用＇中华＇两字来彰显同辛亥革命传统的历史渊源，这也符合我们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的方针。＂
在现场，周恩来的阐释赢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认同。确实，去除＂中华民国＂简称，但保留＂中华＂二字，这无疑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它避免彻底割裂同革命传统的联系，却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终决议的出台
在周恩来的权衡和说明下，与会代表对于国号简称问题的争议终于有了一个可资折中的出路。事实上，在此之前，各方面的观点已经在政协筹备会的一些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初步汇总。
根据第五小组在6月23日的汇报，对于是否保留＂中华民国＂简称，态度较为激进的代表主张完全废止旧称号；温和派则主张不作大的更改；还有一些代表提议在国号之后同时使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种简称。
当时，第五小组虽已对这些意见作了整理，但由于问题过于敏感，他们没有在会议记录中对此作出结论性判断。直到9月14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围绕国号简称展开的激烈辩论，才真正将这一问题推上了议事日程。
在听取了各方代表的发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此问题不仅关乎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和历史渊源，更关乎全国人民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信任。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敏感，我们必须做出审慎的裁夺。
9月21日，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商议下，国号简称问题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根据《共同纲领》最终文本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新中国的国号，但在日常使用时可采用＂中华＂或＂中国＂作为简称。
这无疑是对各方面意见的一种妥协性照应。从根本上来说，司徒美堂等人的坚持得到了尊重，新中国彻底废弃了＂中华民国＂的旧称号。但同时，出于尊重历史传统的考虑，＂中华＂二字仍予以保留，这也部分满足了沈钧儒等人的诉求。
就在《共同纲领》最终文本通过的当天，政协筹备会还专门就国号简称问题发表了一份说明。这份说明指出，废弃＂中华民国＂简称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但同时，＂中华＂二字的保留也标志着我们对于辛亥革命先驱们宝贵遗产的珍视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