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經濟中心的南移是曆史的必然，而亂世的出現無疑加快了這一程序。
戰國時代，北方是以三晉為主體的中原文化，南方是以楚國為代表的南蠻文化，南北方不僅在文化上有一條巨大的鴻溝，在經濟上更是差異巨大，楚國的文化、人口、生産力都不足以支撐其開發繁榮南方經濟，想要改變這一局面，就必須有北方力量的注入。
是以，統一就成為趨勢。
公元前221年，秦國兼并六國一統天下之後，始皇通過開鑿靈渠、修築新道、移民的方式來助力南方的開發，但随着秦國的二世而亡，北方對南方的助力也就被動暫停，甚至出現了倒退現象，南越王趙佗被當地風俗所同化就是具體表現。
直到漢武帝時，南方都還是與北方割裂的狀态，經濟文化的溝通肯定是微乎其微。東漢時，帝國對南方的統治力也比較微弱，到了東漢末年，朝廷甚至不得不派出遠支宗室出任州牧來鎮守當地，以加強中央朝廷對其地的控制，比如：劉表出鎮荊州、劉焉出鎮益州、劉繇出鎮揚州。
政治上的疏離肯定也導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鴻溝始終無法被彌補，而這個曆史課題最終還要靠亂世來推動。
自從董卓亂政以來，由于中州動蕩，是以中原的大批士人就逃往了南方，益州、荊州、揚州都成為他們的避難場所。
可以肯定，精英的注入必然也帶動了江南文化、經濟的發展：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統治的主體就是來自被稱為“東州派”的中原精英；孫權也通過一份帝業規劃圖将旅居江東的北方士人留了下來，助力江東的開發。
在北方精英的助力下，江南也就進入了一個快進式發展的時期。
首先，孫權經過持續用武，将江東境内的山越勢力整合進了東吳的組織系統中，使之成為東吳兵源和賦稅來源的一部分，間接帶動了江東的經濟發展。
由于對抗曹魏的現實需要，孫權又沿着長江防線打造了一系列軍鎮并進行屯田，間接帶動了長江沿線城市群的形成。武漢、鎮江、南京這些城市都是在孫權手裡發展起來的。
同時，随着造船技術的不斷提高，東吳還開始了對海洋世界的探索，使海洋貿易得到了發展。據部分史籍記載，東吳能夠建造長達二十餘丈，乘坐六七百人的大船，部分大船上裝有七面風帆，順風的話一個月就能到達當時被稱為大秦的羅馬。
而且，東吳當時還能夠測算航速和航程并掌握了調樯駛風技術，在逆風的情況下也能通過調節帆面的位置進行借力。這也是赤壁之戰時東吳根本不用擔心當天會不會刮東南風的原因，因為人家的技術在那擺着，可以直接采用火攻戰術。
也就是說，生存環境的倒逼使東吳不得不探索海洋世界，然後在探索的過程中又對航海技術進行了創新，而創新的背後不僅使海洋貿易由近海航行更新為跨洋航行，使絲綢之路的地理格局發生改變，同時還大大繁榮了江南經濟。這是一個閉環。
當然，東吳的貢獻畢竟有限，江南在經濟層面還是不能與北方相比。等到西晉的八王之亂導緻五胡亂華之後，那些南渡的北方精英也同時将北方先進的文化和生産技術帶到了江南，尤其是，以司馬睿、王導為主導的北方精英還在江東建立了東晉政權。
人口的大量湧入、先進生産技術的普及、中原優質文化的注入，直接使江南經濟獲得了跨越式的發展。當時，珠江流域得到開發，廣州迅速崛起，成為嶺南的經濟中心。
這是江南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也是被亂世所成就的。
晉室南渡是江南曆史的重要轉折點 圖源/劇照
随後，通過隋炀帝開鑿的溝通南北的大運河，江南在和北方的頻繁交流中，文化和經濟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到了唐朝時，江南已經成為大唐财賦收入的主要來源地。唐朝能夠平定安史之亂就得益于江南财賦的持續供應。
而江南财賦重地的曆史地位卻是一個緩慢形成的過程，從秦漢開始，經過魏晉南北朝的過渡，到了隋唐才初具規模。
和民族大融合一樣，江南的經濟開發也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周期。在這個過程中，隋炀帝開鑿的大運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孫權、司馬睿等亂世枭雄也是主要參與者，沒有他們的接力，就沒有江南如今的局面。
第三個階段是安史之亂，但影響力卻相對有限，因為，南方依然處于大唐的統治秩序中，隻是流入了部分人口而已。江南依然存在發展盲區，而這個漏洞，還需要亂世來進行填補。
五代十國是繼三國、南北朝之後又一個亂世，戰争幾乎就是常态化，但也有其進步意義，就是生存環境倒逼着諸侯在存量市場中不得不實行精細化管理以養活自身，這反而促進了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吳國和南唐對淮南的開發、吳越國對江蘇和浙江的開發、南漢對兩廣的開發、閩國對福建的開發、楚國對兩湖地區的開發。而且，閩國和南漢都在海洋貿易中賺取了巨額利潤。
當時，北方打得是昏天暗地，政權更疊頻繁，但南方卻始終相對太平，因為，南方由于是諸侯林立的格局，都相對弱小，隻能對中原王朝稱臣，這反而讓南方諸侯能把心思用在發展經濟上。為什麼錢镠能一直被當地人世代所祭祀，就是因為他對蘇州、浙江經濟發展的貢獻。
到了北宋，江南已經是一片繁華富庶，而且海洋貿易也發展得是如火如荼。971年，北宋在滅掉南漢之後就在廣州重建了市舶司，由知州兼任市舶使，通判兼任市舶判官并在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的時候出台了海上貿易的法律制度——《廣州市舶條》。
這就說明，在北宋的時候，海洋貿易就已經非常成熟、有秩序，對外貿易完成了從西北的陸路向東南沿海的轉移，形成了“頭枕東南，面向海洋”的經濟貿易格局。
海貿逐漸代替陸路 圖源/網絡
海洋貿易已經成為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北宋解決财政危機的最重要手段，用宋神宗的話來說就是：“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
當然，這也是因為當時指南針、航海羅盤、牽星術等航海技術的更新。
但江南的開發也并沒有是以止步，随着下一次亂世的到來，江南又迎來了一次跨越式的發展。
随着金軍連續滅掉遼國和北宋之後，康王趙構草創的南宋政權就隻能流亡江南。由于隻有江南半壁江山，南宋的财政收入就相當有限，根本不足以供養一個王朝的運轉。建炎四年（1130）正月，在臨安朝廷都無錢可用的情況下，趙構下令讓福建市舶司将所有庫存收入通過海路運送過來以解燃眉之急，南宋财政的窘迫由此可見。
是以，海貿收入就成了南宋的救命稻草，根據明末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的記載：“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
是以，宋高宗就異常重視海貿，他一再告誡大臣：“市舶收入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一定要合理經營，總比我們伸手問老百姓要好吧。”
南宋将海貿收入作為緩解财政赤字、纾緩民力的重要途徑。
為了鼓勵海貿，南宋還拿出官爵對突出者進行封賞，比如，海商蔡景芳在1127年至1134年這個時間區間内盈利九十八萬餘貫，被朝廷補授“承信郎”；泉州商人王元懋獲封“從義郎”；大食國商人蒲羅辛因招來一船貨，納稅三十萬貫，獲封“承信郎”...
這是南宋朝廷于1136年制度化的規定：招商引資納稅總額隻要達到五萬貫就能授予官職。
後來，阿拉伯商人蒲壽庚甚至被任命為市舶司長官，為提舉市舶使。
當然，那些業績差的官員也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同時，南宋也積極加強對港口的建設，比如明州港遭受金軍破壞後，朝廷馬上就撥出專項資金進行修複。南宋對海貿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
故而，南宋初年，海貿收入就高達兩百萬缗，占财政收入的20％。其中，僅泉州和廣州兩地的進出口貿易額就達兩千萬貫左右。
在朝廷機器的大力支援下，南宋海貿的範圍也大大超越了前朝，不僅與阿拉伯海西岸的貿易成為常态，甚至與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也展開了貿易。當時，與南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超過了六十個。
憑借海洋貿易對經濟的拉動，浙江、福建、兩廣等近海地區的商品經濟也獲得了飛速發展，帶動了整個江南的經濟騰飛。為什麼南宋能夠長期應對和金國、蒙古的戰争，就是靠着海貿收入的支撐。
南宋對外戰争全靠海貿支撐 圖源/網絡
至于南宋海貿為何會如此繁榮，一個是航海技術的進步，最重要的就是造船技術的提高。就軍事領域而言，南宋的戰船就包括樓船、海鹘船、海鳅船、刀魚船等四十餘種，其中樓船共三層，長百步，可以在上面跑車縱馬。
1974年，泉州出土了一艘南宋的海船，其船長24.2米，寬9.15米，深1.98米，用12道隔闆分成13個水密艙，載重200頓以上。證明史籍對南宋造船技術的記載絕非虛言。
也就是說，南宋不管是在航海技術層面還是經營海洋貿易，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将江南的經濟拉到了曆史最高，所謂朝廷在哪，人就在哪，錢也就在哪。
兩宋之後，雖然海洋貿易因受朝廷政策的影響起起伏伏，但江南經濟卻始終處于領跑地位，經濟的繁榮也間接推動了人文，江南在科舉方面也是碾壓北方的節奏。
可見，江南經濟的發展雖屬必然，但亂世卻絕對是助推器。
是以，曆史安排的任何一幕劇情都有其積極意義，應該作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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