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何禁止外國商人攜帶妻女入境？

清朝為何禁止外國商人攜帶妻女入境？

乾隆初年，清朝在廣州、福建、浙江、江蘇四處設立口岸，對外通商，那些前來經商的外國人攜帶女眷招搖過市。這些外籍女子衣着暴露、行為不檢點，常常當街和男人牽手、說笑、甚至親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習俗處處都展現出“女士優先”的思想。

他們的行為舉止，讓還裹着小腳的中國女人，在思想上不啻于受到了一場暴風雨的沖刷，這讓男尊女卑的清廷情何以堪?

那種熱鬧和震撼場景，英國人亨特在《番鬼在廣州》一書中記載：“到晚上九點半鐘，我們陪婦女們到外面街上去參觀街道。這時，商店都已關門休息了，但是，幾個過路的中國人見了她們，忽喊起來：“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門立時打開，有燈籠照出來，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已經完全被包圍，于是她們不得不趕緊退卻。”

保守的清朝官員是以視西方女人為洪水猛獸。

另外，缺乏經濟學理論的清朝政府認為，和外國人做生意，隻是有益于外國人，中國并無一利可圖。在和西方人貿易中，西方人不僅可以享用中國生産的茶葉、陶瓷等好東西，中國國庫裡的大量白銀也白白地流出了國門。要杜絕這一點，最好就是關閉通商口岸。

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四處口岸關閉了三處，隻剩下廣州一處。在最後一處口岸還沒能關閉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禁絕外國商人帶女眷來中國。家眷不在中國，則這些外國商人就在中國呆不了很久，最終會盡快離開中國。這樣，中國的白銀保住了，中國固有的封建倫理秩序也保住了。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在乾隆的默許下，中國各地都嚴防西方女眷進入本地居住，并形成了地方定例。

荷蘭商人洛連，在萬裡海疆上追波遂浪，不得不長期忍受與妻子和孩子分别的痛苦。洛連頭腦靈活，人又勤快，生意越做越大，後來，擁有了一艘重達600噸的大型帆船“海馬号”。洛連自從擁有了體積龐大的“海馬号”以後，攜妻兒一起來中國就成為了可能。

洛連的妻子名叫詹妮，是個中國迷，對神秘的東方國度充滿了向往。洛連和詹妮還有兩個聰明活潑的女兒，受父母的影響，她們也常常吵鬧着，要到神話般的中國走一走、看一看。洛連這次攜妻女來華，實在是心存僥幸。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10月，“海馬号”從荷蘭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錨，繞過好望角，在海上颠簸漂流了十個月，終于來到廣州海域。

在逆珠江上溯時，詹妮帶着兩個女兒站在船舷上，遙望着在樯桅林立、彩旗飛揚的珠江兩岸，歡呼雀躍不已。

“海馬号”駛入内河，稽查人員飛報廣州地方政府：“紅毛船一條向廣州駛來，船名‘海馬号’，一等船，貨主及家眷共四人，醫師和牧師五人，船工廚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門，炮彈六百個。”

有家眷！而且三個家眷都是女的！廣州方面的神經馬上崩緊了。廣州關長李永标、行首(商會會長)嚴濟舟和擔保商人潘振承，趕緊與荷蘭商館秘書約翰，商量阻止方案。同時調動吏胥、關丁、綠勇近百人在黃埔港嚴陣以待。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7月8日，海馬号”抵達虎門與黃埔之間的獅子洋。詹妮和兩個女兒以為這是來迎接她們的，高興得忘乎是以，她們不斷地向碼頭方向揮舞着中國絲綢圍巾。

然而，當船靠近碼頭，荷蘭商館秘書約翰已早早站在岸上，用荷蘭語大聲喊：“洛連，先不要靠岸，情況有變化，請聽我先和你解釋!”洛連的心，嘎登了一下，他已經預料到自己一直擔心的事發生了。

約翰和他的擔保商人潘振承，劃了一條小船過來，重申女眷不許上岸的規定。洛連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淚水湧了出來，說：“我的妻子和女兒在風浪中漂泊十個月，終于來到了她們向往已久的中國，卻不許她們上岸，太令人失望了!”

潘振承苦笑着說，這是規定，誰也無法改變。洛連急得不行，大叫道：“天啊，這樣我太對不起妻子女兒了。”他還跪在甲闆上，擦着不斷流下的眼淚，說：“潘，請您給廣州官員求情，讓我的妻子女兒上岸進廣州吧。”

詹妮和兩個女兒弄清楚了情況，也跟着哭了起來，和洛連一字兒跪在甲闆上。這種情形，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看見了也會落淚。

潘振承撩起衣襟下擺，擦去了腮幫的眼淚，将他們扶起，答應回去給政府彙報。走之前，潘振承要他們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

當天晚上，下起大雨，電閃雷鳴。洛連等不了請示結果，帶着驚恐不安的妻女冒雨登岸。他通過私人關系，将被淋成了落湯雞的妻女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帶)中的瑞豐行。

第二天，洛連帶妻女來到廣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廣州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中引起轟動。最終，在關長李永标、行首嚴濟舟、保商潘振錄等人極力斡旋下，廣州當局低調處理了這起糾紛。

廣州當局說：“夷人攜帶番婦同行，例當驅逐，但為表示聖朝懷柔之至意，敕令荷蘭人将家眷帶到澳門居住。”洛連事件，就以此平複。

處理結果呈報到北京，清政府是以将夷人家眷安置到澳門之舉定為成例。乾隆批示說：“嗣後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将婦女先行就澳寓居，方準船隻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押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尚委員徇隐不報，任其攜帶婦來省，行商故違接待，取悅夷人，除将委員嚴參，行商重處外，定将夷人船貨一并驅回本國，以為違禁令者戒。”

本來，清朝杜絕西方女性來華的禁令隻是停留在“定例”和口頭上，經過洛連一事，限制西方女性來華的條規就此陸續推出，成為了正式法律條文。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防範外事規條》推出，其中主要内容有：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如需在中國逗留過冬，也隻能在澳門居住；外國商人到廣州後，須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館，并由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人向外國人告貸，禁止外國商人雇中國女傭；嚴禁外國商人雇人，以及與中國人傳遞資訊；對外國商船到廣州停泊時，酌撥營員彈壓稽查。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出台了《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出台了《民夷交易章程》；嘉慶十九年（公元1814年），又出台了《整饬夷商貿易九事》。

在廣州商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哀歎道：“從此，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外國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的官員是不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們享有的。”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