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言九林
漢宣帝五鳳年間，一位叫做耿壽昌的理财專家，給朝廷出了一個增收的主意：
增海租三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以，所有耕地都要向朝廷交“田租”。普天之下也莫非王海，是以，所有靠海為生者也都要向朝廷交“海租”。耿壽昌覺得，百姓們依靠朝廷的海洋過日子，交的海租太少，應該再提升三倍才對。
漢宣帝很開心地接受了這項建議。
禦史大夫蕭望之聽說後憂心如焚，跑去對漢宣帝說：
“故禦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複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大意是：禦史衙門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宮的官員，他們家在東萊（今煙台、威海一帶）沿海。據他講，往年隻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裡就不出魚了。當地的老人們還說：本朝武帝時，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魚業全部變為國營，結果海裡便不再出魚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魚業國營政策被廢棄，海裡才再次出魚。耿壽昌的建議是馊主意，不能聽他的。
漢代盛行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之學。是以，對于“海魚不出”，蕭望之的解釋邏輯也是“陰陽之感，物類相應”——為免刺激漢宣帝，他沒有說得更具體，但漢宣帝應該能聽懂這八個字背後的真意：朝廷實施了暴政，天意便做出回報，不再讓大海出魚，直到朝廷放棄暴政。
其實，蕭望之講述的，是一個古老而慘烈的關于躺平的故事。漢武帝以無遠弗屆的皇權壟斷山海，将捕魚業變成國營，由官府控制漁民在固定時間去固定區域勞作，捕獲上來的魚全部交給官府，由官府來出售和配置設定。其結果，便是漁民失去了改善生存境況、提高生活品質的主導權，成了官府無限制盤剝的對象。他們敵不過皇權，于是便選擇了消極怠工，并告訴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海裡不出魚了。
漢宣帝早年流落民間，飽受漢武帝時代政治鬥争及其餘緒的迫害。但他做了皇帝之後，與漢武帝本質上成了同一類人，玩的都是“霸王道雜之”的遊戲，并不相信真有什麼天人感應。相比民心，他更在乎耿壽昌的建議能增加财政收入。是以，對于蕭望之的批評：
上不聽。
漢宣帝不但無視蕭望之的批評，還大力獎賞耿壽昌，下诏賜爵其為關内侯。
漁民們的命運可想而知。除了效仿漢武帝時代的那些先人，躺平下來不再努力捕魚，不再無望地追求生活品質的改善，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于是，海裡再次不出魚了。
“海不出魚”這類事情，其實是秦制國家的一種常态。同期的漢帝國，還有許多百姓因為交不起“口錢”而放棄了生養子女，不小心懷上了也會在生下來之後便将之殺死（見《那些沒有留下名字的孩子》），類似的故事一直延續到南宋，許多南宋底層百姓“甯殺子而不願輸稅”。
這當中的差別僅僅在于：“甯殺子而不願輸稅”這種行為，會給社會造成一種強烈的道德刺激，迫使許多讀書人去注意它、記錄它。而“海不出魚”這種更普遍的躺平行為，卻很難得到時代的關注——如果不是蕭望之那封簡短的奏章留存了下來，今人根本就不會知曉，在漢武帝時代曾發生過“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這樣的事情。
但，隻有補足了“海魚不出”這樣的細節，才能真正了解，為何漢武帝時代會發生“天下戶口減半”這樣的事情。“海魚不出”這四個字很普通，它背後藏着的，卻是一段極為慘烈的消極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