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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自我毀滅之路(六):敲骨吸髓、大饑荒和遍地餓殍

作者:不負人生優雅

每段曆史都是當代史,我們關注曆史首先是為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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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自我毀滅之路(六):敲骨吸髓、大饑荒和遍地餓殍

逃難的饑民

大饑荒

“大饑荒中的河南,赤地千裡,餓殍遍地。千百萬農民被迫離開了故鄉,流亡異地;村莊裡十室九空,人們拆鍋拔竈,有的連門闆也拆除了;無力逃亡的難民,靠着谷皮、麥麸、榆樹皮、觀音土、苲草、麻糁餅乃至雁糞為食,挨過一日算一日;向西部逃亡的難民,形成了一條無盡長的難民潮;在饑荒面前,人性被扭曲,人的生存本能壓倒了親情。男人賣妻鬻子,骨肉分離,棄嬰更是随處可見; 年輕的婦女淪為娼婦,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換不到一斤馍;一具具餓殍的屍體,暴露在鐵路公路旁、田頭溝壑中,無人掩埋,甚至被野狗拉食;更殘酷的是,有人餓極了居然吃掉親生的骨肉……古書中形容大饑荒的“哀鴻遍野”、“餓殍載道”、“人相食”等慘相,居然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的河南!”

——1943年5月,《前鋒報》将記者李蕤(ruí)所發表的系列災區通訊彙集出版,書名為《豫災剪影》,所署筆名為流螢。

“這些難民擠進悶罐車廂、平闆車皮、破舊的汽車,人群一層摞着一層,他們擠在火車頂篷上,孩子、老人和婦女在列車奔馳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有時他們因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覺而掉下來。但火車決不會理睬。

這些千辛萬苦逃到“西省”的難民,命運又如何呢?他們無論是到西安,到靈寶,仍然看不到任何生的希望。西安禁止河南難民在此停留,隻 一次性地救濟點“過境”粥食,許多難民隻好在西安城外挖了小溝,全家像蛇一樣蜷伏在溝裡。繼續西行,前途更為渺茫。有許多人活活餓死,有的全家集體自殺。”

國民黨的自我毀滅之路(六):敲骨吸髓、大饑荒和遍地餓殍

美國記者拍攝的饑民兒童

——1943年3月,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所著文章《等待收成》

“在荥陽的官紳會上,縣長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糧任務而哭起來。在鄭縣,縣長魯彥談到李姓 一家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投河自殺時,不禁失聲痛哭,跪地磕頭,求免軍糧。”

——原國民黨河南省建設部部長張仲魯《1942年河南大災的回憶》

“我們和這群人的頭兒閑談,他有土地嗎?是的,20畝。他能收多少糧食?每畝15磅。稅收情況如何?每畝13磅。

在一個人煙稀少的村子,我們見到一個人,吃着可怕的荞麥殼、樹葉和榆樹皮混合成的食物,去年他自己的田裡收了500磅麥子,政府全部拿走後還認定沒交夠稅,于是他不得不 賣掉自己的牛和驢來補足差額。”

——白修德,1946年,《中國的雷聲·河南大饑荒》

在1942-1943年間慘絕人寰的河南大饑荒期間,不少于300萬人因為人為的原因死去,這個可怕的死亡數字,差不多相當于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損失人數的總和,這不但是抗戰期間最重大的災難,也是世界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

和其他卷入二次大戰的大國不同,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既沒有全球的殖民地為其提供資源,也沒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天文數字般的援助物資,同樣,低效的政府也無法有效地組織全部的國家資源來共渡難關。

國民黨的自我毀滅之路(六):敲骨吸髓、大饑荒和遍地餓殍

天災,人禍,尤其是A錢腐敗、玩忽職守最終導緻了這次可怕的饑荒,但這些并非這次“人為的饑荒”的真正原因,真正的根源其實在于“國民黨政府根本無法有效地處理好農業和農村問題”,尤其是1941年7月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推行的“田賦征實”制度,就是用糧食而非貨币的形式來征收土地稅——給了中國農村經濟緻命的一擊。

雖然采取“田賦征實”後,軍隊征糧的因為通貨膨脹而帶來的困境得到了緩解,但是代價卻是讓廣大農民生存狀況極劇惡化,為之買單的就是這些凄慘死去的農村百姓,而國民黨統治的瓦解也随之開始。

田賦、征購、征借

從1928年開始,田賦及有關的附加稅一直是由省級和地方政府來征收使用的。但是随着戰争的持續,撤退到大西南的國民政府發現,它們的稅收來源已經下降了67%,而開支卻增加了33%,國民黨政府迫切需要一個新的稅收來源。

在此之前,為了解決駐守在各地的數量龐大的部隊和文官的糧食供應,國民政府一直是采取市場購買的方式,但是,國統區的各個省份根本無法通過市場解決激增的糧食需求,使用法币購買的唯一結果就是讓當地糧價飙升到誰也負擔不起的地步,于是在1939年下半年,山西政府率先采用了用麥子充繳田賦的辦法,這樣既保證了政府手中的糧食的充足供應,還可以節省大量開支。

起初重慶政府還比較謹慎,首先因為田賦并非歸屬中央政府的稅收,還因為考慮到征收實物稅要比征收現金稅複雜太多。但是,急劇惡化的經濟讓他們别無選擇了。最終在1941年春季,重慶政府決定田賦國有化并以實物征收。

國民政府起初的設想很理想化,新的稅率設定的全部實物征收稅相當于戰前正式的田賦和 所有有關的附加稅的總和。

1941年開始執行時,按照1法币的稅款征收2鬥稻米來換算(第二年就變成了1元稅款征收4鬥稻米了)。但是其他那些不産稻米的省份,就必須按照其他糧食和稻米的兌換率來繳稅了,比如1.4鬥的麥子可以抵1法币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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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販賣大米的商販

最誇張的是甘肅省,它不得不以九種不同的莊稼交納田賦,包括了豆子、玉米和小米等等。而那些種植棉花的農戶,直到1943年前,都被迫承擔雙重田賦——因為政府不将棉花這種戰争物資視作糧食作物。

除了田賦,農民還要繳納相當于田賦數量30%的“縣級公糧”,13%的“積谷”稅,除此之外,還有10%的損耗費,這幾項加起來,農民憑空多出了53%的田賦。

這僅僅隻是個起步價,田賦由中央收走了,省級政府就會對農民的糧食進行“強征”,即農民必須将規定份額的糧食指定賣給政府,比例和田賦是一樣的;雖然從理論上來講,被強征的對象可以獲得等額的現金收益,但是讀者老爺們啊,你猜猜,國民黨政府會老老實實掏錢嗎?

從一開始(1941年),政府隻會用現金支付強制性征購糧食總售價的30%,其餘的則是用各種期票的形式支付(國庫米糧券、國币儲蓄券、美國金元儲蓄券)。

而惡心做法就是,政府承認的的強制征購價,和市場價格沒啥關系,最多也就是市場價格的一半,而由于各級政府部門的A錢盤剝,強征對象連這麼點現金也别想到手。

到了1943年,重慶政府連這層層克扣後的30%糧款也拿不出來了,于是,“征購”變成了“征借”——農民會得到“借”糧的收據,五年之後,政府将會給回農民同等數量的糧食——沒有利息的哦!

從頭到尾,這些征借糧食的借據或者征購糧食發放的期票,國民政府都從未承兌過。

事情到這會兒還遠遠沒有結束呢——農民們還得親自把征收的糧食送到政府指定的征收站去。按照規定,政府的征收站應該距離任何一個納稅人不超過一天的路程,實際上,這個距離平均是4-5天的路途。

到了征集站後,農民不得不在那裡待上至少5-14天,才能完成整個繳納手續,所有糧食的運輸費用,農民們的食宿費用,都必須自己來承擔——而每一個環節的花費,都不低于正式的田賦數額。

正常情況下,國民政府征收了100斤稻米的田賦,繳稅的農民實際上的負擔是2-300斤。而且!如果遇上必然存在的存心刁難,農民的負擔隻會更重。

當糧食征集上來後,各個環節的貪官污吏們就開始了新一輪的盛宴。征收、儲存、運輸和配置設定的每個階段,都充斥着可怕的腐敗:

比如,磨坊的人虛報碾磨和清理過程中的損耗——這個環節平均會克扣掉10%;各級政府雇員用“散落”的名義上報損耗,大飽私囊;在運輸途中,有些人幹脆就報告說:運糧的船隻翻了,或者被土匪打劫了——儲存階段,平均損耗率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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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市場

而到了運輸和配置設定的時候,這些官員們就會賣掉其中的部分新糧,然後有良心的用陳糧或者蟲蛀鼠咬過的腐壞的糧食替代,無所顧忌的就幹脆将麸皮、稻殼、稻草、砂石摻進去,如果重量還不達标,就往糧食裡面澆水。

這樣一層層盤剝下來,最後發放到士兵手裡的糧食已經讓人很難下咽了,因為稻米裡面摻雜了如此多的雜物,以至于國民黨士兵都把這種豬食叫做——“八寶飯”。

攤派、苛捐雜稅和軍糧征收

在戰争爆發前,中國的農民們就承擔着大量的,田賦以外的各種捐稅、攤派和勞役;而田賦被統一收歸中央後,省級政府的财政收入銳減,作為補償,在1941年時,中央返還了50%的田賦給地方政府,從第二年開始,中央政府改為将各種稅收中的一定比例的收入劃歸給地方政府——比如15%的田賦、30%的營業稅、和25%的遺産稅等。

但是,精明的中央政府收上去的是糧食,給到地方的卻是鈔票,而且還是日益貶值的鈔票,這麼做的結果就是,不但承諾給地方政府的補貼達不到預期,反而加重了通貨膨脹。

自然而然的,地方政府會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窮盡各種替代的方式來補充财源,一般這種非法的,但是得到上級默許的額外征稅方式,被統稱為攤派。

攤派内容并非是一成不變的,有的地方按月征收,有的地方按年征收,有的種類還是一次性的。不同的地區種類和數量也不一樣,大約有1/4是中央和省政府制定的,還有1/4是各地的地主士紳制定的,而最多種類的攤派,則出自于各個農村的實際控制者和保甲頭目。

盡管文盲遍地,但是絲毫不影響各路魑魅魍魉施展伎倆:

例如,有“捐獻新兵草鞋”稅、“軍屬慰問稅、“防空幹部訓練”稅、“衛戍部隊油料”稅等。此外,還有什麼救國債券、電線杆、修路、教員米糧津貼、學校裝置、保長會議食物及油料、保長行政補貼,軍屬喪葬費用稅等等等等。

據國民政府自己的粗略統計,國統區各種巧立名目的攤派種類多達616種,但其中有許多隻是換了個名字的同類攤派。

在所有的攤派種類中,涉及到為軍隊籌集資金和物資供應的無疑是最重的,往往這樣的攤派指令直接來自中央,壓迫得地方政府叫苦連天,因為上級隻負責下達任務,而從來不考慮當地能否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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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争中的百姓。

除了資金,在各地駐守的部隊也會不停地向駐地政府提出各種物資需求,從搭建工事和營房的木料、帆布和鐵釘,到改善生活的雞鴨魚肉,國軍部隊什麼都要——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新的攤派。

如果說層出不窮的攤派是密密麻麻趴在身上吸血的螞蟥,那麼軍糧征收就是不折不扣的食人猛獸了:

國民黨各戰區的部隊有權力在稅糧撥付不到位,或者因為路途遙遠,調撥糧食運輸困難的地區直接向當地政府征收軍糧。

軍糧征購的價格從來不曾變化,征購的流程和前文的地方政府征購流程一樣,所謂的征購款經過層層克扣,幾乎到不了農民手中。而軍糧征購任務,卻可以在任何時間,向地方政府提出任意數量的要求。

1940年-1944年,國民黨軍隊軍糧征收的具體數量永遠是個謎,無人能夠統計清楚,各地的征收資料也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信度,即便是國民政府漏洞百出的記錄中,仍舊可以看到一些觸目驚心的數字:比如四川,它累計提供了當地駐軍25%-50%的軍糧;而在第五戰區和第六戰 區部隊集結的湖北省,1942年征購的軍糧數量達到了田賦和地方征購糧食總量的77%!

長期駐守在陝西防守共産黨的胡宗南的中央軍,隻在1941年得到過足額的軍糧撥付,剩下的時間,缺口部分全部都是“就地解決”,但是他們是否按照規定付款,卻沒有任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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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饑荒時征收軍糧

在1942年底,河南省大饑荒達到頂點之時,當地駐軍的指揮官蔣鼎文和湯恩伯,不但不進行赈災,反而逼迫河南省政府和糧政局向災民逼收三個月的軍糧。為了征糧,作為戰區司令長官的蔣鼎文,還把當時的河南财政廳長和糧政局長扣押起來。不拿糧食就不放人。

被問及為何如此逼迫時,蔣鼎文大言不慚地回答:“我隻管軍事,征糧是省政府的事情。”

縣政府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就“把人帶到縣政府幾天不給飯,還要痛打一頓,放回來叫他賣地”。

或者派出自衛團的團勇,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着農民隻好賣掉所有的東西去納糧。

1943年1月,河南省如數征收了170萬大包的軍糧,完成了征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受到蔣介石的記功褒獎。國民黨中央社還發電報稱:“河南各地人民深明大義,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好一個“磬其所有”,災區群眾的血淚骨肉,全被敲骨吸髓,吞噬得一幹二淨。

無盡的徭役

在重慶政府看來,身陷現代化戰争中的中國,不是一個發達國家,唯一拿得出手的資本,就是豐富的人力資源了,大批征用勞工這種原始的方式,不但不能廢止,還要制度化,常态化。

大批老百姓被征發去服勞役,在民國時期不是什麼新鮮事情,但是抗戰開始後,變成了人民的一個巨大負擔。

男人、女人和孩子們被征發去建築要塞、戰壕、道路和機場:滇緬公路和滇緬鐵路,分别征發了20萬人,為了修築供B-29轟炸機使用的大型機場,政府又征發了至少50萬人。

在湖南,50萬人在給湘贛鐵路鋪設路基;湯恩伯在饑荒災情達到頂點時,征發數十萬民工修築黃河新堤,挖掘數百公裡長的反坦克戰壕;在全國各地,還有數以百萬計的群眾,被強征過來,從各地的征收中心向各配置設定站運送稅糧和軍糧,當沒有合适的交通工具時,全部都要依靠人力來肩扛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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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勞役各有各的辛苦,唯有兩點全國實作了統一标準:

一是極度惡劣的生活和衛生條件;二是被層層盤剝,A錢飄沒的勞動報酬。

根據重慶政府頒布的義務勞動法,規定應該支付勞工工錢或一定數量的糧、油、鹽,而且這些勞動應被限制在農閑季節——與其說這是一項打算實行的法律法規,到不如說是重慶政府撰寫的一部科幻小說。

我們今天可以歌頌抗戰時期人民用血肉鑄成了國際生命線,用最原始的工具建造了起降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大型機場;但是對于當時的勞動人民而言,這種可怕的經曆是他們避之不及的,成千上萬的人為之死去、受傷,許多人為了逃避勞役被迫遠走他鄉,這種苦難如果也值得歌頌,那麼國民黨政權的許多罪惡似乎也不算什麼了。

被壓垮的農村

如果僅僅看國民政府公布的征收稅率,即使是在征稅高峰時期的1942年和1943年,田賦征收、征購和征借也隻占到了全國水稻和小麥産量的8%;戰時增加稅負的做法本身并沒有錯誤,這也成為了後來許多果粉為之狡辯的一個“證據”。

但是,農民實際上承擔的稅負壓力可遠遠超出了重慶政府的規定,就拿1943年時的1法币兌換4鬥稻米的規定來講,各地的兌換标準,是根據該省份是否為産糧大省,或者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力度而變化的。比如當時雲南執行的就是1法币兌換1.2鬥,而四川卻是1法币兌換7鬥。

鮮為人知的是,在整個抗戰期間,國統區的鄉村治理能力,本質上和明末沒有太大差別,大量的土地——至少在1/3以上——并沒有被登記到稅冊上。國民政府在戰後對6個省,108個縣做了土地調查,結果驚異地發現,應納稅的土地面積增加了 56%:

安徽有54%,河南有37%, 浙江有27%,湖南有17%。。。個别縣裡面,居然隻有5%的土地被納入了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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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中國農村照片——重慶璧山縣。

即便進行了土地調查,政府照樣收不上來稅糧,因為這些土地,絕大部分都在那些大地主和高官手裡,準确來說,這些人應該被稱為大地主和鄉紳集團的富裕成員,他們一直抗拒和政府的稅務人員合作。并且在事實上,“不受法律拘束,而且免除了賦稅和征兵”。

重慶政府對此心知肚明,卻又無計可施——能夠改變這種死局的,隻有徹底的革命。

所有的稅負重擔,全部壓在了中小土地所有者和佃農身上。這些人最終要付出平均5倍的政府征收稅率,當勞動人民被無盡的剝削壓垮後,國民黨的威信和影響力就已經降到了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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