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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的饥民
大饥荒
“大饥荒中的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千百万农民被迫离开了故乡，流亡异地；村庄里十室九空，人们拆锅拔灶，有的连门板也拆除了；无力逃亡的难民，靠着谷皮、麦麸、榆树皮、观音土、苲草、麻糁饼乃至雁粪为食，挨过一日算一日；向西部逃亡的难民，形成了一条无尽长的难民潮；在饥荒面前，人性被扭曲，人的生存本能压倒了亲情。男人卖妻鬻子，骨肉分离，弃婴更是随处可见； 年轻的妇女沦为娼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换不到一斤馍；一具具饿殍的尸体，暴露在铁路公路旁、田头沟壑中，无人掩埋，甚至被野狗拉食；更残酷的是，有人饿极了居然吃掉亲生的骨肉……古书中形容大饥荒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相食”等惨相，居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河南！”
——1943年5月，《前锋报》将记者李蕤（ruí）所发表的系列灾区通讯汇集出版，书名为《豫灾剪影》，所署笔名为流萤。
“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来。但火车决不会理睬。
这些千辛万苦逃到“西省”的难民，命运又如何呢？他们无论是到西安，到灵宝，仍然看不到任何生的希望。西安禁止河南难民在此停留，只 一次性地救济点“过境”粥食，许多难民只好在西安城外挖了小沟，全家像蛇一样蜷伏在沟里。继续西行，前途更为渺茫。有许多人活活饿死，有的全家集体自杀。”
美国记者拍摄的饥民儿童
——1943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所著文章《等待收成》
“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 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不禁失声痛哭，跪地磕头，求免军粮。”
——原国民党河南省建设部部长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我们和这群人的头儿闲谈，他有土地吗？是的，20亩。他能收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情况如何？每亩13磅。
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我们见到一个人，吃着可怕的荞麦壳、树叶和榆树皮混合成的食物，去年他自己的田里收了500磅麦子，政府全部拿走后还认定没交够税，于是他不得不 卖掉自己的牛和驴来补足差额。”
——白修德，1946年，《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
在1942-1943年间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期间，不少于300万人因为人为的原因死去，这个可怕的死亡数字，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损失人数的总和，这不但是抗战期间最重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和其他卷入二次大战的大国不同，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既没有全球的殖民地为其提供资源，也没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天文数字般的援助物资，同样，低效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组织全部的国家资源来共渡难关。
天灾，人祸，尤其是贪污腐败、玩忽职守最终导致了这次可怕的饥荒，但这些并非这次“人为的饥荒”的真正原因，真正的根源其实在于“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法有效地处理好农业和农村问题”，尤其是1941年7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的“田赋征实”制度，就是用粮食而非货币的形式来征收土地税——给了中国农村经济致命的一击。
虽然采取“田赋征实”后，军队征粮的因为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困境得到了缓解，但是代价却是让广大农民生存状况极剧恶化，为之买单的就是这些凄惨死去的农村百姓，而国民党统治的瓦解也随之开始。
田赋、征购、征借
从1928年开始，田赋及有关的附加税一直是由省级和地方政府来征收使用的。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撤退到大西南的国民政府发现，它们的税收来源已经下降了67%，而开支却增加了33%，国民党政府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税收来源。
在此之前，为了解决驻守在各地的数量庞大的部队和文官的粮食供应，国民政府一直是采取市场购买的方式，但是，国统区的各个省份根本无法通过市场解决激增的粮食需求，使用法币购买的唯一结果就是让当地粮价飙升到谁也负担不起的地步，于是在1939年下半年，山西政府率先采用了用麦子充缴田赋的办法，这样既保证了政府手中的粮食的充足供应，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
起初重庆政府还比较谨慎，首先因为田赋并非归属中央政府的税收，还因为考虑到征收实物税要比征收现金税复杂太多。但是，急剧恶化的经济让他们别无选择了。最终在1941年春季，重庆政府决定田赋国有化并以实物征收。
国民政府起初的设想很理想化，新的税率设定的全部实物征收税相当于战前正式的田赋和 所有有关的附加税的总和。
1941年开始执行时，按照1法币的税款征收2斗稻米来换算（第二年就变成了1元税款征收4斗稻米了）。但是其他那些不产稻米的省份，就必须按照其他粮食和稻米的兑换率来缴税了，比如1.4斗的麦子可以抵1法币的税款。
乡村贩卖大米的商贩
最夸张的是甘肃省，它不得不以九种不同的庄稼交纳田赋，包括了豆子、玉米和小米等等。而那些种植棉花的农户，直到1943年前，都被迫承担双重田赋——因为政府不将棉花这种战争物资视作粮食作物。
除了田赋，农民还要缴纳相当于田赋数量30%的“县级公粮”，13%的“积谷”税，除此之外，还有10%的损耗费，这几项加起来，农民凭空多出了53%的田赋。
这仅仅只是个起步价，田赋由中央收走了，省级政府就会对农民的粮食进行“强征”，即农民必须将规定份额的粮食指定卖给政府，比例和田赋是一样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被强征的对象可以获得等额的现金收益，但是读者老爷们啊，你猜猜，国民党政府会老老实实掏钱吗？
从一开始（1941年），政府只会用现金支付强制性征购粮食总售价的30%，其余的则是用各种期票的形式支付(国库米粮券、国币储蓄券、美国金元储蓄券)。
而恶心做法就是，政府承认的的强制征购价，和市场价格没啥关系，最多也就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由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贪污盘剥，强征对象连这么点现金也别想到手。
到了1943年，重庆政府连这层层克扣后的30%粮款也拿不出来了，于是，“征购”变成了“征借”——农民会得到“借”粮的收据，五年之后，政府将会给回农民同等数量的粮食——没有利息的哦！
从头到尾，这些征借粮食的借据或者征购粮食发放的期票，国民政府都从未承兑过。
事情到这会儿还远远没有结束呢——农民们还得亲自把征收的粮食送到政府指定的征收站去。按照规定，政府的征收站应该距离任何一个纳税人不超过一天的路程，实际上，这个距离平均是4-5天的路途。
到了征集站后，农民不得不在那里待上至少5-14天，才能完成整个缴纳手续，所有粮食的运输费用，农民们的食宿费用，都必须自己来承担——而每一个环节的花费，都不低于正式的田赋数额。
正常情况下，国民政府征收了100斤稻米的田赋，缴税的农民实际上的负担是2-300斤。而且！如果遇上必然存在的存心刁难，农民的负担只会更重。
当粮食征集上来后，各个环节的贪官污吏们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盛宴。征收、储存、运输和分配的每个阶段，都充斥着可怕的腐败：
比如，磨坊的人虚报碾磨和清理过程中的损耗——这个环节平均会克扣掉10%；各级政府雇员用“散落”的名义上报损耗，大饱私囊；在运输途中，有些人干脆就报告说：运粮的船只翻了，或者被土匪打劫了——储存阶段，平均损耗率是30%。
大米市场
而到了运输和分配的时候，这些官员们就会卖掉其中的部分新粮，然后有良心的用陈粮或者虫蛀鼠咬过的腐坏的粮食替代，无所顾忌的就干脆将麸皮、稻壳、稻草、砂石掺进去，如果重量还不达标，就往粮食里面浇水。
这样一层层盘剥下来，最后发放到士兵手里的粮食已经让人很难下咽了，因为稻米里面掺杂了如此多的杂物，以至于国民党士兵都把这种猪食叫做——“八宝饭”。
摊派、苛捐杂税和军粮征收
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农民们就承担着大量的，田赋以外的各种捐税、摊派和劳役；而田赋被统一收归中央后，省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作为补偿，在1941年时，中央返还了50%的田赋给地方政府，从第二年开始，中央政府改为将各种税收中的一定比例的收入划归给地方政府——比如15%的田赋、30%的营业税、和25%的遗产税等。
但是，精明的中央政府收上去的是粮食，给到地方的却是钞票，而且还是日益贬值的钞票，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不但承诺给地方政府的补贴达不到预期，反而加重了通货膨胀。
自然而然的，地方政府会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穷尽各种替代的方式来补充财源，一般这种非法的，但是得到上级默许的额外征税方式，被统称为摊派。
摊派内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地方按月征收，有的地方按年征收，有的种类还是一次性的。不同的地区种类和数量也不一样，大约有1/4是中央和省政府制定的，还有1/4是各地的地主士绅制定的，而最多种类的摊派，则出自于各个农村的实际控制者和保甲头目。
尽管文盲遍地，但是丝毫不影响各路魑魅魍魉施展伎俩：
例如，有“捐献新兵草鞋”税、“军属慰问税、“防空干部训练”税、“卫戍部队油料”税等。此外，还有什么救国债券、电线杆、修路、教员米粮津贴、学校设备、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保长行政补贴，军属丧葬费用税等等等等。
据国民政府自己的粗略统计，国统区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种类多达616种，但其中有许多只是换了个名字的同类摊派。
在所有的摊派种类中，涉及到为军队筹集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无疑是最重的，往往这样的摊派命令直接来自中央，压迫得地方政府叫苦连天，因为上级只负责下达任务，而从来不考虑当地能否承担。
战争中的百姓。
除了资金，在各地驻守的部队也会不停地向驻地政府提出各种物资需求，从搭建工事和营房的木料、帆布和铁钉，到改善生活的鸡鸭鱼肉，国军部队什么都要——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新的摊派。
如果说层出不穷的摊派是密密麻麻趴在身上吸血的蚂蟥，那么军粮征收就是不折不扣的食人猛兽了:
国民党各战区的部队有权力在税粮拨付不到位，或者因为路途遥远，调拨粮食运输困难的地区直接向当地政府征收军粮。
军粮征购的价格从来不曾变化，征购的流程和前文的地方政府征购流程一样，所谓的征购款经过层层克扣，几乎到不了农民手中。而军粮征购任务，却可以在任何时间，向地方政府提出任意数量的要求。
1940年-1944年，国民党军队军粮征收的具体数量永远是个谜，无人能够统计清楚，各地的征收数据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信度，即便是国民政府漏洞百出的记录中，仍旧可以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比如四川，它累计提供了当地驻军25%-50%的军粮；而在第五战区和第六战 区部队集结的湖北省，1942年征购的军粮数量达到了田赋和地方征购粮食总量的77%！
长期驻守在陕西防守共产党的胡宗南的中央军，只在1941年得到过足额的军粮拨付，剩下的时间，缺口部分全部都是“就地解决”，但是他们是否按照规定付款，却没有任何记录。
河南大饥荒时征收军粮
在1942年底，河南省大饥荒达到顶点之时，当地驻军的指挥官蒋鼎文和汤恩伯，不但不进行赈灾，反而逼迫河南省政府和粮政局向灾民逼收三个月的军粮。为了征粮，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还把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不拿粮食就不放人。
被问及为何如此逼迫时，蒋鼎文大言不惭地回答：“我只管军事，征粮是省政府的事情。”
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
或者派出自卫团的团勇，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的东西去纳粮。
1943年1月，河南省如数征收了170万大包的军粮，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国民党中央社还发电报称：“河南各地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好一个“磬其所有”，灾区民众的血泪骨肉，全被敲骨吸髓，吞噬得一干二净。
无尽的徭役
在重庆政府看来，身陷现代化战争中的中国，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唯一拿得出手的资本，就是丰富的人力资源了，大批征用劳工这种原始的方式，不但不能废止，还要制度化，常态化。
大批老百姓被征发去服劳役，在民国时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但是抗战开始后，变成了人民的一个巨大负担。
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征发去建筑要塞、战壕、道路和机场：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分别征发了20万人，为了修筑供B-29轰炸机使用的大型机场，政府又征发了至少50万人。
在湖南，50万人在给湘赣铁路铺设路基；汤恩伯在饥荒灾情达到顶点时，征发数十万民工修筑黄河新堤，挖掘数百公里长的反坦克战壕；在全国各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被强征过来，从各地的征收中心向各分配站运送税粮和军粮，当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时，全部都要依靠人力来肩扛手提。
所有的劳役各有各的辛苦，唯有两点全国实现了统一标准：
一是极度恶劣的生活和卫生条件；二是被层层盘剥，贪污飘没的劳动报酬。
根据重庆政府颁布的义务劳动法，规定应该支付劳工工钱或一定数量的粮、油、盐，而且这些劳动应被限制在农闲季节——与其说这是一项打算实行的法律法规，到不如说是重庆政府撰写的一部科幻小说。
我们今天可以歌颂抗战时期人民用血肉铸成了国际生命线，用最原始的工具建造了起降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大型机场；但是对于当时的劳动人民而言，这种可怕的经历是他们避之不及的，成千上万的人为之死去、受伤，许多人为了逃避劳役被迫远走他乡，这种苦难如果也值得歌颂，那么国民党政权的许多罪恶似乎也不算什么了。
被压垮的农村
如果仅仅看国民政府公布的征收税率，即使是在征税高峰时期的1942年和1943年，田赋征收、征购和征借也只占到了全国水稻和小麦产量的8%；战时增加税负的做法本身并没有错误，这也成为了后来许多果粉为之狡辩的一个“证据”。
但是，农民实际上承担的税负压力可远远超出了重庆政府的规定，就拿1943年时的1法币兑换4斗稻米的规定来讲，各地的兑换标准，是根据该省份是否为产粮大省，或者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度而变化的。比如当时云南执行的就是1法币兑换1.2斗，而四川却是1法币兑换7斗。
鲜为人知的是，在整个抗战期间，国统区的乡村治理能力，本质上和明末没有太大区别，大量的土地——至少在1/3以上——并没有被登记到税册上。国民政府在战后对6个省，108个县做了土地调查，结果惊异地发现，应纳税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56%：
安徽有54%，河南有37%， 浙江有27%，湖南有17%。。。个别县里面，居然只有5%的土地被纳入了税册。
抗战时期的中国农村照片——重庆璧山县。
即便进行了土地调查，政府照样收不上来税粮，因为这些土地，绝大部分都在那些大地主和高官手里，准确来说，这些人应该被称为大地主和乡绅集团的富裕成员，他们一直抗拒和政府的税务人员合作。并且在事实上，“不受法律拘束，而且免除了赋税和征兵”。
重庆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却又无计可施——能够改变这种死局的，只有彻底的革命。
所有的税负重担，全部压在了中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身上。这些人最终要付出平均5倍的政府征收税率，当劳动人民被无尽的剥削压垮后，国民党的威信和影响力就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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