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李強教授
作者：葛天任 同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來源：探索與争鳴雜志 ）
葛天任 |“中國需要大學問家”——追憶永遠敬愛的導師李強教授 | 緬懷
據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消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社會科學學院原院長李強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12月12日14時1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3歲。李強教授是新時期中國社會學學科的重要創始者，是社會分層與流動、城鎮化與城市研究、社會治理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他強調一手資料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堅持社會學應該探讨中國社會“真”問題，學術研究要真正服務人民群衆。李強教授是國内最早主持和開展全國性大樣本抽樣調查的社會學家之一，為中國定量社會學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
今天，是李強教授的追悼會，李強教授的學生同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葛天任特撰寫紀念文章，追憶與李強教授相處的點滴，以表達對李強教授的深切緬懷和哀悼。本公衆号推出此文，以共同緬懷李強教授。
以下為全文：
江南，風緊雨冷。2023年12月12日下午三點半左右，我得知李老師走了，老師真的永遠離開我們了。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涕泗橫流。
今年四月清華校慶日，我們去北京探望李老師。因為李老師身體不太好，本想去家裡探望，但李老師堅持要在“熊樓”二樓的辦公室見面。李老師顯得十分鄭重其事。李老師見到我，每每喜歡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我也很想知道李老師的看法。在李老師那代人的生命中，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和關懷是他們一生追求的真問題。李老師跟我們講了足足三個多小時，談到人生、治學、國家民族未來發展各方面，我們都覺得時間太少，許久未見，有很多話要講。臨别時，李老師還有一種話還沒講完的依依不舍之感。
沒想到這一别，竟是永訣！從此，陰陽兩隔！李老師把他最好的一面留給了我們。我想應該把我知道的李老師為人為學都寫下來，把李老師講過的那些重大曆史事件和看法作為口述史記錄下來。讓這些承載曆史、智慧與風骨的文字長留人間，是最好的紀念，更是作為學生的一種責任。
入學初識門庭
最初與李老師結下師生之緣，是在清華建築學院讀書的時候，李老師給我們講中國城鎮化問題，那是在吳良镛先生主導的《人居環境概論》課程中的一講。我那時認為，要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這個國家才有前途和未來，這是我2004年去鄂西北農村做大學生社會實踐時的深刻體會。我的調查結論是解決農村問題要靠城鎮化，否則農村沒有出路。李老師講的問題、發展路徑，引發我很大的思考和興趣，下課後我對李老師說，我想考取您的博士，跟着您研究中國城鎮化問題。李老師說，“小葛，建築學是強勢專業，你要想好啊”。
經過努力，沒想到我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李老師的學生。而且，聽沈原老師講，“還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第一名，對此你的導師頗為滿意。” 我當時有些飄飄然，但其實做好研究與考試考的好是兩回事，我後來對自己的博士論文并不滿意，每每想到這裡，我都十分慚愧，但幸好我還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還在堅持做真問題的研究，還在繼續努力。
最近，我和楊曉晨博士、鄭路老師合作的一篇研究中國土地城鎮化的論文即将發表，這篇文章凝結了我們十年的研究與思考。最初就是吳良镛先生向李老師提出問題，我還記得李老師轉述的原話，“李強，你們能否把中國土地城鎮化與房地産經濟的内在邏輯和結果講清楚？”我們合作的這篇論文就是回答這個問題，而且希望以此回報老師的指導培養之恩。但世事無常，沒有讓李老師看到這篇文章，是我終生的遺憾！
李老師常說，“做好研究需要艱苦地努力與不斷地積累，尤其是文科專業，沒有長期積累是不行的。”有一次我問李老師，一個青年學者如何治學？是不是先專精，再擴充到相關領域，這也是很多中青年知名學者傳授給我的經驗。李老師說，“天任，你不要着急，要先通博，再專精，才能走的遠！”對此，我印象十分深刻。做學問的出發點，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真問題、真研究，隻有通、博才能站得高，也才能專、精得了。
李強教授手稿
李老師的學術研究非常注重跨學科交叉。李老師與建築學院有着密切地合作。李老師來到清華教書伊始，那時候清華文科剛剛複建，帶不了社會學的博士，吳良庸先生給予了極大地支援，讓李老師在建築學帶博士，于是我的很多師兄師姐其實都是在建築學院拿的博士。這開啟了清華建築學與社會學長期合作的友好曆史，培養了許多具有跨學科交叉特長的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當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對外招博士的時候，都公開注明“社會學系（城市規劃方向）”。後來，我知道，這其實是很先進的理念，在歐美大學這其實很正常，有的學校畢業的時候還可以拿兩個學位，有的老師還可以是建築學院與社會科學學院的雙聘、甚至還有加上國際關系學院的三聘教授，比如著名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中國高等教育的學科劃分，不鼓勵通才培養是另外的話題，有其曆史因素。然而，清華社會學、至少是李老師這裡，并不是這樣。
記得有一次，在北京市社會學年會後的晚餐上，我們去給李老師、鄭杭生老師敬酒，李老師指着我對鄭老師充滿自豪地說，“這是我的學生葛天任，他放棄百萬年薪，追求社會正義，從建築學院來到社會學系跟着我讀書”。這句話，我記到現在，不敢忘記。
做學問要研究真問題
李老師常說，做學問要研究真問題。在清華社會學系諸位先生的熏陶和帶領下，我慢慢體會到，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當下的真問題，這是清華社會學最大的特色和最優良的傳統，這更是李老師經常念茲在茲的事情。李老師也曾經問我，“天任，你想繼續做城市方面的研究，還是繼續做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我回答，“我真正想做的是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我不想局限在我曾經的專業領域，既然學社會學就要做社會學的研究。
李老師經常對我提起，“做研究要從社會事實出發。”如今我們不能因為外界因素的變化，而改變學者應有的治學取向，要麼龜縮到曆史的“故紙堆”裡，要麼自覺不自覺地“造概念”，搞脫離實際的“名詞創新”，對實際問題的解決毫無益處，要麼為了發表外文生搬硬套外國理論把中國說的一團糟。
清華社會學的傳統奠基在李強老師等一代社會學人著作之上，他們在研究風格上各異，但都有一個基本的取向和标準，那就是從社會事實出發，基于田野和調查來做研究，并且最重要的是，要直擊幾代中國人最關心的那些重大問題，那些對國家民族發展來說真正重要的真問題。我想這至少是我們這些清華社會學系畢業的學生應該謹記的一條原則，不能忘記！
我之是以更堅定地選擇讀李老師的博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李老師的學問來自于大規模抽樣與社會調查，是從田野到書本，再從書本到田野。無論李老師早期關于中産階層的研究，中期關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全國大規模抽樣樣本調查，還是近期力推的“新清河實驗”。
記得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當時我為了确定調查地點，正好北京市規劃委員會要解決“挂賬”城中村的事情，我跟李老師提起，李老師就說可以去清華後面的清河街道和朱房村做研究，那裡是一個典型的城鄉結合部。果然，那裡社群生态非常豐富，很适合作為社群調查的地點。2012年底我和于建明老師去了一趟清華大學後面的朱房村。于建明老師是從日本著名的禦茶水女子大學留學回來的博士，研究家庭社會學和養老問題。
朱房村是北京“折疊”的另一個世界，那裡居住大量外來人口，長達兩年的田野調查讓我對那裡非常熟悉，至今印象深刻。尤其是那裡的“地下教會”，我跑進去和那些拾荒大媽聊天，她們是社會的邊緣底層群體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有不少卻是基督教的堅定信仰者。我和李老師講起，李老師每每說“主流文化沒有關照到這個群體，将他們排斥在外，他們需要心靈上的關照”。
後來，為了我的博士論文，李老師又親自帶我專門去了一趟朱房村委員會，幫我聯系好那裡的幹部，這樣我就可以“安全”進入田野調查。後來，李老師開啟了“新清河實驗”系列研究，幾位博士後同門對清河街道、朱房村一帶開展了更加系統的研究，而且直接“幹預”社會，以劉佳燕、談小燕、肖林、王拓涵、陳夢萍等為核心的團隊成員做了大量具體而紮實的工作，推動新清河實驗落地生根，為培育社會，建設理想社群貢獻良多！這其實是一種從書本到田野的“社會改造”路徑。我至今記得沈原老師常常講的一句話：“你不能無動于衷”。
當時，李老師專門從課題經費裡給我撥款13000“大洋”，支援我做問卷調查，我至今難以忘記。博士論文田野調查經曆讓我明白，隻有面對面地訪談、隻有真正處理資料，才能夠真正從社會事實中發現問題，才能真正觸及社會的深層邏輯。
社會學年會與課題會
如果說做調查相對比較艱苦，那麼參加社會學年會則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刻。這是因為，除了聆聽“大咖”講座之外，年輕人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非正式場合的交流往往更具啟發性。我的很多論文點子都是在社會學年會結束之後，與李老師和各位老師同學聊出來的。
李老師還經常邀請一些“牛人”來參會，會後一般都會組織我們一起“晚宴”，那當中的“神聊”往往以一種開心且放松的方式将曆史、思想和智慧融入我們的心中。記得有一次，在貴州開會，李老師邀請著名社會學家丁學良教授來開會。丁老師酒量很好，也很會品酒，更了解很多曆史。後來，在武漢開會，丁老師再來參會，丁老師也和強門的很多學生成為了忘年交。丁老師視野開闊，著作包括《中國經濟再崛起》《中國軟實力與周邊國家》等内地關注嚴重不夠的作品，是改革開放後赴哈佛大學留學的第一位社會學博士。
後來，李老師也經常邀請南韓著名社會學家韓相震教授來參加年會，也曾多次率領課題組赴南韓首爾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有一次，李老師叫住我，還有就是韓教授。李老師問韓教授：“南韓民主化過程究竟是怎麼回事？”韓教授回答，“在于美軍的保障，南韓民主化二十年若無美軍，是不可能平穩過渡的”。我知道這是大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的對答我就記錄了下來。
此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學傅義教授、英國社會學家阿爾布勞教授，還有斯坦福社會學系的周雪光老師，這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無疑是一次思想盛宴。傅先生在中國享有盛名，我在哈佛訪學的時候，曾有機會兩次到傅先生家中參加研讨。在甲所的晚餐會上，聽傅先生談及對時局的看法，傅先生對中國改革開放展示了更多期待，他是真的懂中國，他講起還有一本關于中國改革開放重要人物的書要出版，但不幸的是，後來這本書未能出版，傅先生就離開人世了。英國的社會學家阿爾布勞則談及全球化、超國家階層與中國文化，其實他當時對全球化不無擔心。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雪光老師說，“不要過多地辯論，要多學習多綜合各家的長處”。還有很多人和事，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内化于心，使我受教終生。
李老師的課題讨論會對我來說是一次全面學習、提高的機會，大約每月一次，一般由李老師負責相關課題的博士後負責召開。我讀書的時候，有四大博士後負責課題組會，她們是史玲玲、陳宇琳、于建明和張瑩。對我來說，等待召喚，盼望着課題會的時候聽李老師講故事，是當時最大的期待。課題會的曆來傳統是大家彙報近期工作，讨論常常十分熱烈，經常一個下午還不夠，要延長到晚上六七點鐘，會後李老師一般會讓大家去校園餐廳吃“大餐”，改善一下夥食，那也是我們學生們交流讨論的有趣時刻，一般就去附近的照瀾院教工餐廳，如今想來十分懷念！
李老師也會在課題會上旁征博引，有時候經常跑題，這時候各種故事就會時不時地跑出來，對我來說，這些故事才是課題會最重要的部分。因為這些故事往往凝聚着李老師的治學、為人與對世事的觀察了解。例如，有一次，李老師講起自己的外祖父于省吾先生，變得非常激動，他用手一指外面對我說，“天任，你去把我辦公室裡的于省吾全集拿來一本”。他要給我們講當年于省吾教授是如何把自己所藏的200多件商周青銅器捐獻給國家的，那本書裡有捐獻目錄和圖檔。我還開玩笑地問李老師，“咱自己沒留下一件嗎？”，哈哈。
于省吾先生曾任教于輔仁大學，是國内著名的古文字專家，于先生有一位高徒，就是清華大學赫赫有名的曆史學教授李學勤先生。為了不讓國寶流失海外，他拿出大量積蓄購買文物，在新中國成立後全部捐給國家。李老師還說到，于先生有老一輩學者的風範，對于素不相識、名不見經傳、但專程拜訪求學的李學勤先生，贈予珍貴圖書多套。李老師經常感慨，那一代學人對于國家、民族與學術的真誠與熱愛。
其實，李老師也是這樣對待他的學生、包括很多素不相識的求學者。令我終生感激的是，李老師在博士二年級向薛瀾教授和托尼·賽奇教授推薦我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Ash中心聯合培養。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城鎮化問題，到哈佛大學後主要希望做中美城鎮化比較方面的研究。機會難得，哈佛之行以及在哈佛所結識老師、同學，他們對我整個人生的發展都意義重大。
但臨行之前，李老師對我說，“到哈佛學習，要多聽多記”。李老師談到治學之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研究取向問題，也就是如何看待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諸問題。李老師不同意所謂現代化陷阱之說，更不同意激進偏激的一派觀點。他主張漸進改革，他多次提到，“要好好研究英國的現代化，中國要向英國學習，漸進改革，不折騰，不翻烙餅”。他常常對我們講，要多研究真問題，少談那些不着邊際的“主義”，要積極推動國家民族的進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發展世界。
言傳身教
對我而言，李老師的言傳身教可謂影響至深。盡管李老師的師門裡有不少學生當上司，李老師并不反對學生從政，但李老師最欣賞的還是學生們能夠做出大學問，能夠成為學術大家。李老師援引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話，法國之是以是法國，靠的是偉大的學者、作家、藝術家，而不是官僚。還有，他常常提起梁啟超先生曾經對梁思成先生所講的那句話，願意大緻是，中國有兩百多個皇帝，許多至今已經無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但中國隻有一個李白、一個杜甫。在李老師看來，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大學問家，隻有偉大的思想才能真正塑造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李老師是一位學者，而且對此他有着非常清醒地認識，以及非常執着和高遠的追求。李老師把學術當自己畢生的使命，正應了韋伯所講的那個“召喚”。他自己也是這麼做的，他有兩次機會進入“樞機”，但他都拒絕了。但是李老師很少提到這些事情，跟我們也從不講起、對外從不吹噓。李老師是真正的“書香門第”出身，“慣看秋月春風”。在他心中，學術、育人才是真正的大事，課題會上濤濤不絕，跟大上司吃飯，沒有時間。李老師經曆過艱苦歲月，有時候自己去食堂吃飯，剩下的饅頭要打包帶回去。這些事，我覺得應該寫下來，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解，這樣也更有意義。
李老師經曆艱苦歲月是那段乾坤翻覆的曆史時期，但從沒聽到李老師講他有多麼苦，每次提到他當時在黑龍江農村當知青、伐木蓋房，他都是興高采烈的樣子。後來，有一次聽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盧邁先生提起，李老師那時苦學英文，經常在被窩裡看書。李老師喜歡讀書，也珍視讀書。李老師有一次對我說，“那十年，我把文津閣裡的書都讀遍了”。後來還叫我去文津閣，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部，找一本書，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桑德斯的《社群論》，那本書國内幾乎無人知曉。後來還是在清華大學圖書館找到了。我十分佩服李老師的勤奮和記憶力。
最後的話
對于社會科學，李老師有着非常系統深入的認識。他堅持清華大學要辦社會科學學院，香港很多大學都采取這種模式，在目前社會科學方法越來越綜合，越來越統一的時候，社會科學隻分領域，不分學科。他常常對我說，“天任，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是社會科學的三大學科，都要學好”。李老師非常重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他常常強調“科學性”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要用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态度來研究中國社會問題。
三年前我探望李老師時記得跟他彙報我在國際關系學院，李老師笑了笑說，“社會科學都是通的”，我說“國際關系給我了很大的啟發，現在中國社會學缺乏全球比較視野”，李老師也認可，他說中國社會學現在也到了這個時候，要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李老師給我們的人生滋養是潛移默化的，給我們的人生财富是取之不盡的。還有許多故事、點點滴滴，還有許多重要的重大曆史事件的講述，我隻能記在心中，寫在日記之中。
遙想今年四月底見老師最後一面之時，他仍不忘告訴我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最新思考。他反複叮咛我，像是讓我記下他的話：我們的國家民族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他有時候感到很憂慮，在大國競争加劇的世界，要堅持改革開放大方向，要堅持五湖四海的原則，要堅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瑾以此文紀念我的恩師、人生導師、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強老師！
您永遠的學生：葛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