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
前言
兩漢以降祥瑞思想盛行。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甘露從一種自然現象，逐漸被古人賦予了特殊的政治寓意。“甘露降”的出現代表着聖君在位、君賢臣良的政治局面，昭示着政通人和、太平盛世的社會風貌，還被視為人君受命于天、治政有方的有力證明。
那麼當時的帝王對這一現象有什麼樣的政治回應呢？
“甘露降”與漢宣帝甘露改元
王者行德政則有祥瑞出，是漢唐時期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在天人感應思想體系中，皇帝既受命于天統治天下，又受天命制約需修德以應天，是以在“甘露降”現象發生後，兩漢帝王為回應上天所感，有改元、大赦和恩賜臣民等政治回應方式。
魏晉以降，當甘露降于京師和皇家禁苑等地時，皇帝常采集甘露，設宴與群臣同賀，臣子受命作詩或獻頌以彰美瑞應，在君臣互動中，共慶祥瑞的出現。
唐文宗時，李訓等人以甘露為發動政變的引子，但計劃的失敗導緻“甘露降”在此後的唐代成為了政治忌諱。
在正史記載中，真正意義上的“甘露降”最早出現在漢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三月，“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是以，對甘露在王朝政治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應從漢宣帝時期開始。
李訓
清代趙翼曾指出：“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實際上漢宣帝時鳳凰和甘露通常是相伴随出現的，對甘露的研究即可得見漢代皇帝在應對祥瑞出現時采取的政治姿态。
每當甘露出現時，政府都會作出相應的舉措，這不僅反映了古代天人感應體系下瑞應觀念的深入人心，也揭示了甘露在祥瑞體系中的重要性。漢唐時期祥瑞思想盛行，一系列的應瑞行為也就應運而生，改元就是“甘露降”時君主用以回應上天的政治行為之一。
清代趙翼
透過史書的記載，我們會看到“甘露降”發生時，人君為應德于天而做出的種種努力。
自漢武帝創立年号制度以來，曆代君王莫不将改易年号視為政局更替的頭等大事來對待，建元與改元之間絕不可等閑視之，年号的取用也是為了“标榜瑞應”、“宣紀德化”或“章明功烈”。
早在東漢時應劭注《漢書》即注意到了解釋西漢諸帝年号的寓意。唐玄宗時封演撰《古今年号錄》即是考證漢到唐年号的著作，可惜此書已亡佚。
其後，曆代關于年号的研究著述層出不窮。在古人那裡，年号并不隻是一個紀年的工具，其改易的背後往往有着更加複雜的原因。
應劭和顔師古曾注漢宣帝改元。應劭注神爵元年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年”，注五鳳元年曰：“先者鳳凰五至，因以改元雲”;
顔師古注黃龍元年曰：“《漢注》雲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而在漢宣帝年号中采用的四個祥瑞種類，即神爵、五鳳、甘露和黃龍中，唯有甘露改元沒有注釋。
但據此我們也可以得出，漢宣帝改元甘露應是基于此前出現的五次“甘露降”或是五鳳三年（前55年）的“甘露降”。以此觀之，漢宣帝改元甘露是遵循了統治中後期改元使用祥瑞名号的慣例。
因為祥瑞的出現而改元，實際上始于漢武帝。《史記·孝武本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進制曰建元，二進制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雲”，《漢書·郊祀志》沿用這一說法。
姑且不論這一建言具體在哪一年，其所透露出的即是漢武帝啟用以“天瑞”為年号紀年，帝王紀年之法就此一變，漢武帝的年号元光、元朔、元狩和元鼎即是因瑞命名，這種年号的命名或許可稱之為應瑞改元。
周紫芝《書封演〈古今年号錄〉後》：“漢之文、景雖有中元、後元之稱，然猶未有号也。武帝喜功好武，矜勇尚誇，其心侈大，欲以跨越古今，其為号雖不同，大率皆取瑞應，如元鼎、元狩之類是已。
周紫芝
後世因之，于是神爵、五鳳、甘露、黃龍、河瑞、河平之稱寖亦昌矣。不然，則取其久安永固，傳祚無窮之意，如永建、永壽、永康、永甯之稱猶十二三也。”這裡提到年号取用“皆取瑞應”或“取其久安永固，傳祚無窮之意”，漢武帝和漢宣帝的年号大多就屬于應瑞改元。
另外應注意到的是，漢宣帝時出現的祥瑞種類，大體也就是鳳凰、甘露、神爵、黃龍四類，漢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共有七個年号，其中就有四個使用祥瑞名号，漢宣帝時祥瑞的盛行由此可見。《論衡·指瑞篇》曰：“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骐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緻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緻升平，稱為中興。”漢宣帝繼位之初的年号為本始、地節和元康，應劭注地節元年改元：“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地節，欲令地得其節”，以地震的發生而改元，即是與應瑞改元有所不同的因災改元。
西漢時，祥瑞現象多見于漢武帝和漢宣帝兩朝，這又與西漢時武帝為盛、宣帝中興的史實相合。
據《漢書·律曆志》，西漢諸帝使用年号的時間大多有确定的時間間隔。漢武帝十一個年号，前六個六年一改，中四個四年一改，最後的後元行用二年而崩。
昭帝六年一改、宣帝四年一改、元帝五年一改、成帝四年一改。辛德勇在《建元與改元》中将地節改元與漢宣帝和霍光之間的權力更疊聯系了起來，認為霍光立漢宣帝後，卻仍沿用昭帝時的六年一改元，意在借此表明此時仍然是霍家的天下。
當霍光去世後，漢宣帝親政，為轉換運數當即改元為地節，并追改本始五年為地節元年，改當年為地節二年，又通過地震這一上天警兆在地節四年徹底清除了霍氏的勢力。
次年，漢宣帝即改元元康。侯外廬說明元康時，認為是“蓋祈天賜瑞，神人交暢之義。”按辛德勇的解釋，元康是霍氏亂平，天下重歸小康之意。如此觀之，天下小康，祥瑞來至，元康或許也可視為是應瑞改元，随後開始了漢宣帝以祥瑞名号作為年号的曆史，神爵、五鳳、甘露、黃龍等年号相繼出現。
大赦與恩賜的政治姿态
除改元外，兩漢時大赦天下和恩賜吏民也是回應祥瑞出現的政治形式。如漢宣帝時“甘露降”共有六次。漢宣帝在位期間共有十次大赦天下，因“甘露降”導緻的大赦就占據其中的四次。
據《漢書》與《冊府元龜》統計，西漢一朝“甘露降”共有七次，除上文所記漢宣帝時的六次以外，尚有漢成帝元延四年（前9年）三月一次，史載：“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整個西漢一朝七次“甘露降”，因之而産生的大赦就有五次，充分說明西漢時期帝王為回應天降甘露所做出的政治姿态，以此表明應瑞于天的政治态度。
當然，除大赦之外，甘露等祥瑞出現時，兩漢君主還要向天下吏民施以恩澤，這在上表所列可以明顯見到，賜爵、賜物、減賦等是常見的政治行為。這種大赦天下和恩賜吏民是西漢诏書中常見的慣例。
作者觀點
從“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可知，這種恩賜最終形成了一種祖宗家法，是可以追溯典制的定例。李賢注稱：“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是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對男女賜予不同的恩澤，意在使天下群眾共慶祥瑞的出現，同沐皇恩而已。
由此可知，兩漢時期對于“甘露”等祥瑞發生之後所要做的政治回應已經形成了完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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