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
前言
两汉以降祥瑞思想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甘露从一种自然现象，逐渐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寓意。“甘露降”的出现代表着圣君在位、君贤臣良的政治局面，昭示着政通人和、太平盛世的社会风貌，还被视为人君受命于天、治政有方的有力证明。
那么当时的帝王对这一现象有什么样的政治回应呢？
“甘露降”与汉宣帝甘露改元
王者行德政则有祥瑞出，是汉唐时期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在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中，皇帝既受命于天统治天下，又受天命制约需修德以应天，因此在“甘露降”现象发生后，两汉帝王为回应上天所感，有改元、大赦和恩赐臣民等政治回应方式。
魏晋以降，当甘露降于京师和皇家禁苑等地时，皇帝常采集甘露，设宴与群臣同贺，臣子受命作诗或献颂以彰美瑞应，在君臣互动中，共庆祥瑞的出现。
唐文宗时，李训等人以甘露为发动政变的引子，但计划的失败导致“甘露降”在此后的唐代成为了政治忌讳。
在正史记载中，真正意义上的“甘露降”最早出现在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三月，“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因此，对甘露在王朝政治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应从汉宣帝时期开始。
李训
清代赵翼曾指出：“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实际上汉宣帝时凤凰和甘露通常是相伴随出现的，对甘露的研究即可得见汉代皇帝在应对祥瑞出现时采取的政治姿态。
每当甘露出现时，政府都会作出相应的举措，这不仅反映了古代天人感应体系下瑞应观念的深入人心，也揭示了甘露在祥瑞体系中的重要性。汉唐时期祥瑞思想盛行，一系列的应瑞行为也就应运而生，改元就是“甘露降”时君主用以回应上天的政治行为之一。
清代赵翼
透过史书的记载，我们会看到“甘露降”发生时，人君为应德于天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自汉武帝创立年号制度以来，历代君王莫不将改易年号视为政局更替的头等大事来对待，建元与改元之间绝不可等闲视之，年号的取用也是为了“标榜瑞应”、“宣纪德化”或“章明功烈”。
早在东汉时应劭注《汉书》即注意到了解释西汉诸帝年号的寓意。唐玄宗时封演撰《古今年号录》即是考证汉到唐年号的著作，可惜此书已亡佚。
其后，历代关于年号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在古人那里，年号并不只是一个纪年的工具，其改易的背后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原因。
应劭和颜师古曾注汉宣帝改元。应劭注神爵元年曰：“前年神爵集于长乐宫，故改年”，注五凤元年曰：“先者凤凰五至，因以改元云”;
颜师古注黄龙元年曰：“《汉注》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故改年。”而在汉宣帝年号中采用的四个祥瑞种类，即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中，唯有甘露改元没有注释。
但据此我们也可以得出，汉宣帝改元甘露应是基于此前出现的五次“甘露降”或是五凤三年（前55年）的“甘露降”。以此观之，汉宣帝改元甘露是遵循了统治中后期改元使用祥瑞名号的惯例。
因为祥瑞的出现而改元，实际上始于汉武帝。《史记·孝武本纪》：“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汉书·郊祀志》沿用这一说法。
姑且不论这一建言具体在哪一年，其所透露出的即是汉武帝启用以“天瑞”为年号纪年，帝王纪年之法就此一变，汉武帝的年号元光、元朔、元狩和元鼎即是因瑞命名，这种年号的命名或许可称之为应瑞改元。
周紫芝《书封演〈古今年号录〉后》：“汉之文、景虽有中元、后元之称，然犹未有号也。武帝喜功好武，矜勇尚夸，其心侈大，欲以跨越古今，其为号虽不同，大率皆取瑞应，如元鼎、元狩之类是已。
周紫芝
后世因之，于是神爵、五凤、甘露、黄龙、河瑞、河平之称寖亦昌矣。不然，则取其久安永固，传祚无穷之意，如永建、永寿、永康、永宁之称犹十二三也。”这里提到年号取用“皆取瑞应”或“取其久安永固，传祚无穷之意”，汉武帝和汉宣帝的年号大多就属于应瑞改元。
另外应注意到的是，汉宣帝时出现的祥瑞种类，大体也就是凤凰、甘露、神爵、黄龙四类，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共有七个年号，其中就有四个使用祥瑞名号，汉宣帝时祥瑞的盛行由此可见。《论衡·指瑞篇》曰：“孝宣皇帝之时，凤皇五至，骐驎一至，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故有五凤、神雀、甘露、黄龙之纪。”
《后汉书·光武帝纪》曰：“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汉宣帝继位之初的年号为本始、地节和元康，应劭注地节元年改元：“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地节，欲令地得其节”，以地震的发生而改元，即是与应瑞改元有所不同的因灾改元。
西汉时，祥瑞现象多见于汉武帝和汉宣帝两朝，这又与西汉时武帝为盛、宣帝中兴的史实相合。
据《汉书·律历志》，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时间大多有确定的时间间隔。汉武帝十一个年号，前六个六年一改，中四个四年一改，最后的后元行用二年而崩。
昭帝六年一改、宣帝四年一改、元帝五年一改、成帝四年一改。辛德勇在《建元与改元》中将地节改元与汉宣帝和霍光之间的权力更迭联系了起来，认为霍光立汉宣帝后，却仍沿用昭帝时的六年一改元，意在借此表明此时仍然是霍家的天下。
当霍光去世后，汉宣帝亲政，为转换运数当即改元为地节，并追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改当年为地节二年，又通过地震这一上天警兆在地节四年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
次年，汉宣帝即改元元康。侯外庐说明元康时，认为是“盖祈天赐瑞，神人交畅之义。”按辛德勇的解释，元康是霍氏乱平，天下重归小康之意。如此观之，天下小康，祥瑞来至，元康或许也可视为是应瑞改元，随后开始了汉宣帝以祥瑞名号作为年号的历史，神爵、五凤、甘露、黄龙等年号相继出现。
大赦与恩赐的政治姿态
除改元外，两汉时大赦天下和恩赐吏民也是回应祥瑞出现的政治形式。如汉宣帝时“甘露降”共有六次。汉宣帝在位期间共有十次大赦天下，因“甘露降”导致的大赦就占据其中的四次。
据《汉书》与《册府元龟》统计，西汉一朝“甘露降”共有七次，除上文所记汉宣帝时的六次以外，尚有汉成帝元延四年（前9年）三月一次，史载：“甘露降京师，赐长安民牛酒”。
整个西汉一朝七次“甘露降”，因之而产生的大赦就有五次，充分说明西汉时期帝王为回应天降甘露所做出的政治姿态，以此表明应瑞于天的政治态度。
当然，除大赦之外，甘露等祥瑞出现时，两汉君主还要向天下吏民施以恩泽，这在上表所列可以明显见到，赐爵、赐物、减赋等是常见的政治行为。这种大赦天下和恩赐吏民是西汉诏书中常见的惯例。
作者观点
从“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可知，这种恩赐最终形成了一种祖宗家法，是可以追溯典制的定例。李贤注称：“天下称庆，恩当普洽，所以男户赐爵，女子赐牛酒”，对男女赐予不同的恩泽，意在使天下民众共庆祥瑞的出现，同沐皇恩而已。
由此可知，两汉时期对于“甘露”等祥瑞发生之后所要做的政治回应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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