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起，孙甘露以先锋作家的姿态陆续发表《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实验作品，这些早期小说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比作“带有非常强烈的梦幻色彩的诗”，其新作《千里江山图》作为一部写实主义的红色叙事作品，同其早期先锋作品形成明显差异。这一转型如何形成？如何从内在的想象转向对外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腻书写？这样的写作又会对读者产生何种影响？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坐满了读者。著名作家孙甘露为“阅读上海”——2024年复旦大学第十二届读书节开幕，并同王宏图教授展开对谈，对谈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陈引驰主持。
先锋派的转型，回到历史现场的愿望
回到历史现场，复现那个年代的上海故事，是孙甘露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愿望。故事发生在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距今已是91年有余。“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它的描写对象有关，我要写严肃的红色题材，写实主义的手法便自然而然出现。从1921年建党到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撤离上海转移到瑞金苏区的历史，都构成小说的背景，我必须仔细学习党史军史，请教专家，容不得半点马虎。”
除了题材的要求，孙甘露本人经历与观念的变化也助推了此次作品的“转型”。“80年代20岁的我，无法体会到60岁人的心境。”正如他年轻读托尔斯泰作品时没什么印象的一句话，现在重读时才产生了强烈共鸣。青年时期的幻想与不受拘束，让孙甘露自然有着不断突破与尝试的愿望。而如今的孙甘露也在不断吸纳着更加鲜活的经验，感受着不同年龄段的表达。
尽管如此，对现实与历史的感应，是一条“转型”前后相互呼应的线索。孙甘露认为：“从当时来看，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既是对历史的反思，又不满足于此；包括当时的朦胧诗写作是对小说形式的反思，但也并非是要脱离现实。总之，我认为都是在从不同的新视角重新认识历史与现实。”
想象抵达的“真实”，有时比历史材料更真实
写实的创作并非材料的竞赛，想象力与历史材料应二者兼之。如何处理历史材料，如何平衡想象力与历史史实的关系，是孙甘露认为创作历史小说的核心问题。“写与历史相关的作品自然是慎之又慎，但是不可能完整‘还原’历史，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或口述并非完全可靠，他们的立场、心理状态都可能使事情的含义发生变化。”孙甘露在文学中创设了一种历史的空间，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尊重重大历史事实，合理复现历史场域，同时运用虚构与想象突出具体时刻的某种抉择。“历史材料不一定展现在小说中，但是要心中有数。读者千人千面，你不知道哪个细节会对读者起作用。”
“有时候想象抵达的‘真实’，比历史材料更真实。”一封未经署名的信、一份1933年4月4日牺牲名单、一份采访材料的节选，是《千里江山图》书末的三个附录。孙甘露回忆，附录似乎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不少读者读到此处非常感动，他们惊叹“原来这个事情是真的”，但孙甘露在现场揭露了“答案”，“其实从书名到附录的最后一个句号，全是虚构的”。所有的小说细节都在确立话语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对小说的信任，这一信任也在文末升至顶端。
孙甘露善于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挑选出富于人性光辉的瞬间，正如他始终认为“研究文学与研究人相通，外部事件使由人感知、想象和推理的，所以在我看来，人在特殊环境中把没法说出的话说出来，是最有魅力与戏剧性的时刻。”孙甘露对于声音的丰富处理经常受到关注，对此他表示，某一时刻的声音体现作者对人性的观察，这样的观察或许跟声音有种天然的关系，但重点不一定是对声音的描述、对抑扬顿挫的强调，而是对人性的体认。或许《千里江山图》中不断出现的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就是无数例证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毛尖近期在思南书局时提及“今年大概是‘千里江山图年’”，广播剧、电视剧、电影……《千里江山图》正在从小说文本改编为各种文艺作品，这一活跃实践也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的生动案例。
文：孙彦扬（实习生）
图：主办方 孙彦扬（实习生）
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