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0年代起，孫甘露以先鋒作家的姿态陸續發表《通路夢境》《信使之函》《請女人猜謎》《我是少年酒壇子》等實驗作品，這些早期小說被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比作“帶有非常強烈的夢幻色彩的詩”，其新作《千裡江山圖》作為一部寫實主義的紅色叙事作品，同其早期先鋒作品形成明顯差異。這一轉型如何形成？如何從内在的想象轉向對外在具體曆史事件的細膩書寫？這樣的寫作又會對讀者産生何種影響？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複旦大學文科圖書館坐滿了讀者。著名作家孫甘露為“閱讀上海”——2024年複旦大學第十二屆讀書節開幕，并同王宏圖教授展開對談，對談由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文系教授陳引馳主持。
先鋒派的轉型，回到曆史現場的願望
回到曆史現場，複現那個年代的上海故事，是孫甘露創作《千裡江山圖》的願望。故事發生在1933年農曆新年前後，距今已是91年有餘。“作品的藝術形式與它的描寫對象有關，我要寫嚴肅的紅色題材，寫實主義的手法便自然而然出現。從1921年建黨到1933年中共中央轉移撤離上海轉移到瑞金蘇區的曆史，都構成小說的背景，我必須仔細學習黨史軍史，請教專家，容不得半點馬虎。”
除了題材的要求，孫甘露本人經曆與觀念的變化也助推了此次作品的“轉型”。“80年代20歲的我，無法體會到60歲人的心境。”正如他年輕讀托爾斯泰作品時沒什麼印象的一句話，現在重讀時才産生了強烈共鳴。青年時期的幻想與不受拘束，讓孫甘露自然有着不斷突破與嘗試的願望。而如今的孫甘露也在不斷吸納着更加鮮活的經驗，感受着不同年齡段的表達。
盡管如此，對現實與曆史的感應，是一條“轉型”前後互相呼應的線索。孫甘露認為：“從當時來看，改革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既是對曆史的反思，又不滿足于此；包括當時的朦胧詩寫作是對小說形式的反思，但也并非是要脫離現實。總之，我認為都是在從不同的新視角重新認識曆史與現實。”
想象抵達的“真實”，有時比曆史材料更真實
寫實的創作并非材料的競賽，想象力與曆史材料應二者兼之。如何處理曆史材料，如何平衡想象力與曆史史實的關系，是孫甘露認為創作曆史小說的核心問題。“寫與曆史相關的作品自然是慎之又慎，但是不可能完整‘還原’曆史，很多當事人的回憶錄或口述并非完全可靠，他們的立場、心理狀态都可能使事情的含義發生變化。”孫甘露在文學中創設了一種曆史的空間，即“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尊重重大曆史事實，合理複現曆史場域，同時運用虛構與想象突出具體時刻的某種抉擇。“曆史材料不一定展現在小說中，但是要心中有數。讀者千人千面，你不知道哪個細節會對讀者起作用。”
“有時候想象抵達的‘真實’，比曆史材料更真實。”一封未經署名的信、一份1933年4月4日犧牲名單、一份采訪材料的節選，是《千裡江山圖》書末的三個附錄。孫甘露回憶，附錄似乎加強了故事的真實感，不少讀者讀到此處非常感動，他們驚歎“原來這個事情是真的”，但孫甘露在現場揭露了“答案”，“其實從書名到附錄的最後一個句号，全是虛構的”。所有的小說細節都在确立話語權，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對小說的信任，這一信任也在文末升至頂端。
孫甘露善于從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挑選出富于人性光輝的瞬間，正如他始終認為“研究文學與研究人相通，外部事件使由人感覺、想象和推理的，是以在我看來，人在特殊環境中把沒法說出的話說出來，是最有魅力與戲劇性的時刻。”孫甘露對于聲音的豐富處理經常受到關注，對此他表示，某一時刻的聲音展現作者對人性的觀察，這樣的觀察或許跟聲音有種天然的關系，但重點不一定是對聲音的描述、對抑揚頓挫的強調，而是對人性的體認。或許《千裡江山圖》中不斷出現的19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詩句“他們說暴風雨即将來臨，我不禁露出微笑”就是無數例證之一。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毛尖近期在思南書局時提及“今年大概是‘千裡江山圖年’”，廣播劇、電視劇、電影……《千裡江山圖》正在從小說文本改編為各種文藝作品，這一活躍實踐也使其成為當代文學的生動案例。
文：孫彥揚（實習生）
圖：主辦方 孫彥揚（實習生）
編輯：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