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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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容斋随笔·四笔》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北宋乾道九年(1173)秋，赣、吉连雨暴涨。但此时地方官员却“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
问其缘故，郡守回答说:“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灾，而请雨者，朝旨也”。这种颇为矛盾的状态的发生自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地方官员的陈腐守旧、不知变通以及中央政府的拖沓延误，其中折射的是古代社会因时空距离差别而造成的救灾困境。
获得、传递信息能力低下，是古代社会的根本特点之一。尽管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之后历代王朝都努力构建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等制度，以求降低信息的传递成本。
但与现代相比，其效率仍然不高。这种困境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影响了救灾活动的及时有效开展。
那么，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时期，那会救灾是怎么管理的，如何保证时效性呢？
地方救灾时效的制约
灾害的发生是考验朝廷应变能力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地方备荒、救荒措施的一个时机。地方反应的快慢，将会影响实际救灾效果，并进而决定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灾害通常都具有突发性的特点，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非常迅速，再加上古代社会信息的不通畅，其发展与后果更带有不确定性，难以预料。
鉴于其巨大的破坏性、危害性等负面影响，灾害一旦发生，时效因素就显得最为关键，政府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做好应急反应，则民众心理能够得以安定。
社会秩序也得以维持，进而为争取整个灾害危机事件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政府在危机面前反应迟钝、优柔寡断，势必丧失救灾良机，造成险象环生、岌岌可危的被动局面。因此，救灾时机的把握是考验政府实际统治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标尺之一，它关系到王朝统治的生死存亡。
行政机构的级别实际上就是地方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唐代的救济区域多在政治中心京师、河南及经济发达的江、淮、河北、山东，而偏远地区尤其是岭南、陇右一带所占比例甚少。
其中，关内、河南、河北三道在总共254次中约占64%，而作为唐代中后期主要经济来源的江南、淮南道占22%，这是与它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符的。
关内、河南道一直是唐代重要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地区，其安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江南、淮南在唐后期更是唐廷得以维系的经济命脉。对这些地区，朝廷自然是优先优量地赈济，而岭南、陇右这些较为偏僻、人口稀少的地区，救济次数少得多。
古代社会等级严格，层次分明，在等级组织的每一个层次，信息的每一次综合与传递都可能发生遗漏、扭曲和失实。官僚组织越是庞大，疆域越是辽阔，对统治者而言，获得信息的效率就越低。唐朝疆域广阔，交通不甚发达，信息传播迟缓，救灾时机无法把握。
时间的耽搁势必影响到救灾的最佳时机，灾情拖延的时间越长，恢复正常秩序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成功的机会可能会越少，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京师之外的许多次灾害，从发生到朝廷得知，往往会延搁数月时间。
由于地理位置的客观限制，地方向政府奏报灾情以及请求赈济往往会耽搁很长时间。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所下的制文中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了改革措施。
要求中央政府在每年秋收以后，派遣使臣与地方官吏协同做好灾区的赈济过程，事成之后再上报，这样做就避免了烦琐的检覆过程和逐级上报造成的时间拖延。
但实际上开元二十九年，特别是安史之乱后，许多救济活动仍旧在中央的统一调控下进行。
奏报制度虽经过不断变革，政府为确保救灾时机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效果是微弱的，这对赈济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不利的。
在救灾的程序上，唐代严格的规定:首先登记造册，根据户等、人口与受损情况，分别列成等级，确定标准，再经地方长官或特使审批，然后据薄施赈，优先赈济“贫下不支济户”。
地方政府须派遣“清干官”、“清强官”、“公清仁恤之吏”，分赴各县基层主办赈济事务，事毕后，灾区政府还要将赈灾文薄汇总上报朝廷。
白居易长庆四年(824)三月十日《钱塘湖石记》云:“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这说明，申请赈济的确需要逐级上报。
但是这种束缚性很强的程序，往往会延误救灾的最佳时机。救灾实效如何与地方官员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唐朝的财政，尤其是中前期的财政管理实行的是中央统筹统支的体制，地方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俱受到严格的控制，地方无自行动用仓储的权力，加上封建官吏的劣根性和长期墨守成规的官场习气，均导致许多官员在灾荒发生后固守成命，坐待朝廷的诏旨，听任危机的发展，对擅自做主实行救济者，甚至严厉禁止。
由于唐代商业高度发展，官商结合借灾年控制粮食流通，垄断市场，操纵粮价，牟取暴利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在闭籴、并籴上体现尤为明显。
闭籴、并籴使灾民得不到及时的救济，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故唐代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地方官员闭籴、并籴。为保证灾民及时得到救济，部分地方官员积极的革除积弊。
崔倰刚任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时，“湖南旧法，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相恤。倰至，谓属吏曰:‘此非人情也，无宜闭籴，重困于民也。’自是商贾通流。”文宗太和六年(832)，王起检校吏部尚书、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时属蝗旱，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巿，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这些行为无疑有助于灾民及时获得救助，有助于灾区的稳定与恢复。
国家对救灾时效的保障制度
由于意识到灾害危机现实的或潜在的突发性或危害性，唐朝政府将灾害管理纳入到了日常的管理和运作之中，使其成为政府日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临时性的应急任务。
唐代律令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需作为常设的减灾执行机构，按照统一的法规程序及时执行中央政府所确定的减灾制度，各级长官均以救荒备荒为己任。
地方救灾的日常准备主要有水利兴修、仓储维护、劝耕农桑等。唐代水利工程的修缮保护及调节分配在法律的监督保障之下日益完备。唐代制定的水法主要有以管理水流的各项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如《大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云:“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
还有《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的对破坏水流管理行为的惩罚法。管理法从主动的方面加强管理，而惩罚法则着重于从被动的方面对违法者进行处罚。
二者的目的都是消除水患，唐代制定的水法主要有以管理水流的各项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如《大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云:“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还有《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的对破坏水流管理行为的惩罚法。
管理法从主动的方面加强管理，而惩罚法则着重于从被动的方面对违法者进行处罚，二者的目的都是消除水患，在严格的法律威慑下，兴修水利成为地方官员的常见职责，尤其沿河、海、湖等地的地方官员对此十分重视，有案可查的唐人兴修的水利工程就有二百六十项之多。
这些水利工程按其形态和功能可分为四种类型:修筑堤坝，防捍江河、海潮;疏浚河渠，分洪泄涝;修建堤塘，时其钟洪;开渠引水，防止干旱等。
地方政府按照朝廷法律的要求，实行备荒救灾工作，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做出调整，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水法。如太和八年王起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命从事李业行属郡，检视而补缮，特为水法，民无凶年”。
仓储建设。仓储主要分为义仓、常平仓、诸色仓等，以前两者为重。《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条对义仓制度规定:“凡王公已下，每年户部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薄，诸州以七月以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
中央又置有常平署，有令、丞、监事等职，职掌:“常平令掌平籴仓储之事，丞为之贰。凡岁丰穰、谷贱，人有余，则籴之;岁饥馑，谷贵，人不足，则粜之”。
地方义仓、常平仓粮食的征收主要依靠地方官府中的仓曹、司仓来完成。《大唐六典》卷三十《三府都护州县官吏》云: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徵收、田园、市肆之事。
每岁据青苗徵税，亩别二升，以为义仓，以备凶年;将为赈贷，先申尚书，待报，然后分给。又，岁丰，则出钱加时价而罗之;不熟，则出粟减时价而耀之，谓之常平仓。”地方官员日常工作中还有监督、核查仓储之责。
劝耕农桑。《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云:“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唐律疏议·户婚》云:“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唐中后期，均田制破坏，但政府依旧要求重视田间植树。
元和七年(812)，宪宗诏令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亩植桑两株，各级各负其责，日常考课。在疆域辽阔的古代社会，单纯依靠帝王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统治的，他们必须依靠与地方官员建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获得最佳效益，规避统治风险。为保证对官员约束的法律条文落到实处，唐朝将地方官员的活动与其仕途的升迁结合起来，以考课的形式进行检查。
遣使巡行。为使救灾活动落到实处，广泛地宣扬皇威，巩固因灾害而动摇的帝国权威，唐代遣使救灾的活动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礼制规定:“凡四方及蕃夷有水旱蝗诸灾，皇帝遣使者持节至其地，宣制振抚，使者南面，地方长官或蕃国主北面，再拜，遂授制书。”
使者面南背北显示了他们是代替帝王前来慰问遭灾百姓，而帝王则是代天履命，他们借此机会回应上天借灾害对自己的谴责，向百姓重申自己奉天承命的身份，天地君臣民在此事件上达成统一。
这种礼制上的规定也便于从心理上加强百姓对皇权的顺从和官员政治使命的履行，便于救灾的顺利有效进行。
唐政府对于这种遣使循行、检查吏治以促进及时救灾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派遣的官员多是中央要员，或是六部主管，或是台谏长官，甚至中后期的宦官，由于与帝王的亲密关系，所起作用也不可忽视。有唐一代历朝遣使救灾总计82次之多。
灾情奏报。地方上报灾情的制度可能始于殷周，甲骨中的求雨雪卜辞及记晴雨的记事刻辞，当是祈雨和雨泽奏报的记载。
《周礼》也有地官之州长掌祈报，春官之小祝掌小祭祀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的叙述。在层层上报制度的严格性与出使官员的监督及严厉的法律制度威慑下，地方官员基本能如实上报各地发生的灾害情况，奏报的内容基本包括灾地、灾情及赈济请求等。
狄仁杰长寿元年(692)被贬为彭泽县令，就当地的灾情向朝廷禀报，云:“彭泽九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群然若歉，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救死不苏，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现在黄老草莱度日，旦暮之间，全无米粒。窃见彭泽地狭……纳官之外，半载无粮……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立项乡;班斑户绝。
作者观点
救灾时效无论在当今社会还是古代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与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社会相比，古代社会在这方面的建设落后的多，但政府通过制度建设来缓解这种局面造成的困境，对各种备荒、救荒工作做出尽可能详细的规定。
其目的就在于减少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拖沓迟缓现象，把握最佳的救灾时机，化解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缓解灾害危机，这些努力在唐前期基本上是成功的。
但在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规定成为虚文，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等待着危机的全面爆发，反映安定的政治环境对灾害救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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