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我拍電影要對得起大家
“我來海浪電影周，能帶來的是我對電影的一點誠心，這部片子拍了一年多了還在拍，不是出于對電影的熱愛，是堅持不下來的。”作為今年海浪電影周的藝委會主席，陳凱歌帶着目前仍在拍攝中的《志願軍：雄兵出擊》劇組成員來到了阿那亞。
《志願軍：雄兵出擊》劇組成員
這部影片的第一部即将在今年國慶檔與觀衆見面。事實上，最近幾年關于抗美援朝戰争的商業大片并不少見，但在陳凱歌看來，這部新片《志願軍：雄兵出擊》有足夠的必要性，也做足了充分的準備。
從早年的《霸王别姬》《荊轲刺秦王》到後來的《趙氏孤兒》《妖貓傳》，陳凱歌的作品序列中總是不乏對特定曆史時期的觀察與叩問，而最近幾年這一焦點來到了抗美援朝。
前作《長津湖》以57.75億票房的成績已然成為中國影史的第一高峰，但站在高峰上繼續向前望，中國電影市場還需要怎樣的戰争片？陳凱歌的态度是，“隻管一萬，不管萬一。”
戰争史詩
戰争片是漫長影史中的重要分類之一，美國學者馬特爾斯克和斯特裡特曾有一個經典的論斷：“美國對于世界的主要出口産品是戰争和娛樂，當二者被打包在一起的時候，那就成了戰争片。”這不僅适用于美國，也适用于全世界，戰争片在通過紀錄戰争的方式傳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理念。
而在陳凱歌眼中，一部可以被稱之為“史詩”的戰争片應包含兩大核心特征：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出了大英雄。這也是陳凱歌在創作《志願軍：雄兵出擊》時的核心思想，“像這樣的舉國之戰，一定會有大英雄來到這個世間，這是我強烈的感覺。如果我要是一個觀衆，我是希望看到在這部電影中有英雄的出現。”
《志願軍：雄兵出擊》
英雄未必是大衆熟知的著名将領，也可以是在大時代下不平凡的小人物。不論是《長津湖》中的伍千裡、伍萬裡，還是在《志願軍：雄兵出擊》中的李默尹、李想、李曉一家人，都是同理。
據陳凱歌透露，這一家人，有的有血緣關系，有的沒有，但他們都奔赴了北韓戰場，也有犧牲，“這一家人之是以有的沒有血緣關系，是因為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不一定非要有血緣關系才是一家人。可以說這個家庭是一個縮影，涵蓋了我們中國人所有的情感，是很動情的一組關系。”
不過，在大多數戰争片中，英雄并不缺席。而談及與其他近些年抗美援朝影片最大的差別，陳凱歌表示，這部電影希望能對抗美援朝戰争有全景式的展現，會着墨于背後的大國博弈，而非簡簡單單的單個戰役或者單場戰鬥。
他同時也補充道，“但我覺得這樣還不夠，電影不能說教，不能全都是國際政治，這不行，還是得有好看的戰争場面，甚至是非常刺激的場面，這也是應該囊括其中的東西。”
導演 陳凱歌
将文戲與武戲有機結合，看似簡單的道理但執行起來卻并不輕松，這需要大量的案頭工作來幫助創作，一方面要嚴格尊重曆史，另一方面也要在曆史的角落中找到動人的細節。
影片美術指導陸葦在現場分享了幾張劇照，從中就能管窺劇組籌備工作之細緻。比如影片中美軍決策的場景為艾森豪威爾行政大樓，本來這一地點往常應該是在白宮，但正好1950年1月的時候白宮裝修，是以杜魯門将記者會遷移到艾森豪威爾行政大樓舉行。
美術指導 陸葦
另一個與之有别的例子是抗美援朝戰争中的重要一役——松骨峰戰鬥，陳凱歌提到，“之前我們查過資料，松骨峰上并沒有這麼一棵樹，這是一棵松樹，我們栽在這裡。我想既然要寫松骨峰，可能要找到一個大家能夠明白的意象。”
兩個案例展現出了戰争片創作的兩面性，即如何把握好遵照史實與藝術創作之間的動态平衡。據總制片人傅若清透露，從劇本籌備算起，這部影片已經花費了兩三年的時間，拍攝時間更是已經長達一年。正是通過長時間、充分嚴謹的籌備工作，才能讓每一分細節都綻放華彩。
隻管一萬，不管萬一
這也是陳凱歌從影以來拍攝時間最長的一次，他坦言，拉長戰線并非刻意，而是希望對得起影片台前幕後的所有投入，“容易把這樣的事看成一個任務，要是把這個當任務來做，當然不會拍這麼長時間。說白了，我也得對得起最初的建組，兩千五百人，幾十輛坦克，幾百輛汽車，上百間帳篷往那裡一搭，完全是一個戰場。我覺得作為片子的導演，我得對得起大夥。别大家都挺用力的，然後在我這裡掉鍊子，那絕對不能。”
盡管在操刀大制作影片或戰争題材電影方面已有不少經驗，但陳凱歌依然保持着一份誠心。兩年前的《長津湖》橫空出世，擔起了當時“救市”的重任，并重新整理了國内影史票房紀錄，這某種程度上是時代的選擇。
《長津湖》
而時過境遷，市場環境與觀衆觀影習慣都在發生變化，陳凱歌自身也在心态上進行着調整，“因為時代發生了變化，我們對自己的片子也有一個新的要求。就像一個僧人，每天早上敲鐘、灑掃、念經等等這個過程。我覺得這個僧人沒有什麼野心，就是做應該做的事情。隻管一萬，不管萬一。”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給如今電影行業創作者們的一大共通的建議，在市場規律有待重構的當下，做好自身能做的“一萬”，比起為電影面世之後的“萬一”而患得患失要重要得多。不論是高成本的大項目還是低成本的新人項目，尊重觀衆、尊重創作規律是不變的命題。
傅若清就在海浪電影周的現場呼籲要給予青年電影人更多機會，因為讓更多的青年人成長起來，才能讓更多的影片投放市場，“我們的市場空間才能做大，觀衆才能有看電影的熱情，進而達到看電影的習慣，讓看電影變成一種生活方式”。
總制片人 傅若清
在他看來，海浪和其他青年電影計劃不同的是，對選中的影片會立刻啟動支援，從資金的投入一直到制片、宣發，簡單來說就是把一個青年電影人的作品直接送達影院。也正因如此，海浪要求影片更多地具備商業性，必須是類型化的。
在傅若清的了解中，商業性和創作風格不是互斥的，“我們不是不需要導演本身的創作風格，但這種創作風格和整個對故事劇本的把控也要顧及市場、尊重觀衆。更進階的文藝片也是很能夠商業化的，就像凱歌導演當年的《霸王别姬》，絕對是極其進階的文藝片，但也具有商業屬性。”
今年同樣也是《霸王别姬》獲華語影史唯一一部金棕榈獎的三十周年，在與戛納電影節隔海相望的海浪電影周，陳凱歌重提《霸王别姬》，“《霸王别姬》着力的還是一個‘情’字。一個人和社會過不去，結果注定是悲劇，雖說結局不歡樂，但精神可嘉，讓人覺得此人沒白活，活出了一點精氣神。”
《霸王别姬》
無獨有偶，在對《志願軍：雄兵出擊》的歸納中，陳凱歌在意的也是一股精氣神，“我們拍的是那樣一個新的國家剛剛建立、意氣風發的人群，他們跟今天的精神風貌是有差異的，我們必須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