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國人在海外無非是開餐館，開洗衣店。
1907年在溫哥華發生了一次讓華人們永遠難忘的曆史，那就是1907年反華大暴亂。
在這一天，白人持着棍棒之類的武器湧入了唐人街，把加拿大華僑的所有店鋪都砸光了。
一個是價格上面，一個是勞動力市場方面，他們認為華工吃了太多他們碗裡的飯，是以就引起了公憤，大批人進到唐人街搗毀了一切。
在唐人街的邊上就是日本街，他們在砸毀了唐人街之後，就闖入了日本街，但日本街是有武器的，是以他們沒有得逞。
在一百年之後的2007年，溫哥華就有了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就是有一大堆人穿着當年的衣服沿着當年大暴亂的路線走了一圈，這就是要讓我們記得，希望曆史不要重演。
1907年的反華大暴亂之後，有一些富有正義感的白人律師就主動進到唐人街說:我幫你們打官司，向我們渥太華的聯邦政府申請賠償。
但是我們的華工實在是沒有多少知識，那個申請表上要填你原來的生意是什麼，以及你的損失是多少，這樣才能申報。
結果，我們有的華工就填:生意———妓院;生意———大煙館。
當時的唐人街是完全孤立的，和外界幾乎是隔絕的。
是以，加拿大的警察經常就說，唐人街的事情你們自己解決。
而遠在千裡之外的聯邦政府根本不知道在他們的地皮裡面，還有人在賣鴉片，是以當他們接到這個申請表之後，大吃一驚———居然中國人在那裡賣鴉片。
然後在1908年就頒布了的《禁煙法》，就是在加拿大境内不準抽大煙。
是以《禁煙法》和1907年的溫哥華大暴亂是有直接關系的。
在當時，隻有有錢的商人才能讓他們的妻子買到一張船票，來到加拿大和他們團聚。
當時很多的華工急于想把他們的家人帶到加拿大，可是當時已經不是自由移民了，就是說已經有了人頭稅。
那麼為了把他們的孩子帶過來，每次華工回家探親一次，回來就說自己生了個兒子，然後過一段時間兒子就可以過來和自己團聚了。
從來沒有人說自己生的是女兒，因為女兒不值得被他們帶出來，人頭稅很貴。
但慢慢的加拿大政府就開始懷疑了:怎麼老有兒子，有的人甚至年頭生一次，年尾生一次，哪來這麼多兒子?于是就在入關的時候，他們把兒子和父親關在兩個房間裡，分别問一些問題。
他們會問，你們家的廚房是朝東還是朝西的?你們家從平地走到你們院子裡的台階是幾步?你爸爸最小的兄弟的名字叫什麼?你媽媽的妹妹的生日是哪一天?就像這一類的問題，如果兩個人說的對不上号，那麼他馬上就會說你是假的，而且會問你們家的左鄰是誰，右舍是誰。
是以為了防止移民官的盤問，華工們就必須把家鄉的圖做成非常詳細的解說，然後父親會寄回家去，讓兒子一個一個細節的把它背熟，這個在廣東文化裡面叫“口供紙”。
這些“口供紙”就是為了防避移民官的查問的，在廣東五邑江門這個地方，有一個華僑華人博物館，裡頭有幾十張這樣的“口供紙”。
華人出國之後，跟這個異域文化産生的第一代移民是有一種抵觸情緒的，他們固守自己的文化習俗。
在美國的移民史上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這個老太太一到内華達州，就跟所有的左鄰右舍打成一片，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媽媽。
她的絕招是給動物治病，膽子大，她能給雞開刀，然後能用中國的草藥治病，跟左鄰右舍的關系非常好。
這條街的名字叫“FanTanAlley”，在早年的時候，這條街的兩邊都是妓院、大煙館和賭館，是以它叫“FanTanAlley”。
在當時的海外華人中間，有兩派勢力在争奪着華工手裡的錢，誰擁有了華僑首領的錢，誰就能夠革命成功。
那麼第一派實力是在海外根基很深的梁啟超、康有為，他們就是希望在中國能夠實行君主立憲的制度，他們其實是保皇黨，保的就是光緒。
他們的目标是期待有一天能推翻慈禧太後的統治，讓光緒成為真正的皇帝，中國開始走改革的新政。
那麼在今天來看，這也許是一條不壞的路，隻是我們中國沒有走成那樣一條路。
這是為什麼呢?梁啟超和康有為是地道地道的讀書人，讀書人想的就是精英路線，是以他們依靠是華人中的精英以及基督教會的支援。
那麼後來就有了孫中山，孫中山相對來說更擁有人生的智慧，他知道需要依靠的是草根階層，後來他加入了緻公黨。
當時的華人大多數是加入了緻公黨的，孫中山就是緻公黨(那時叫洪門)在北美的頭領，當時那些華僑們把兜裡所有的錢都掏出來給了孫中山。
最後一次革命是需要11萬美金，孫中山就向當時洪門的頭兒說需要錢，洪門的頭兒說給他三個月的時間，但孫中山說沒有時間，要盡快拿到這筆錢。
于是洪門的人就将自己的辦公大樓給典當了，把錢給了孫中山。
是以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句話一點兒也不誇張。
當時中國曆史的走向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當時如果是梁啟超和康有為争取到了華僑，而且他們拿到的錢足夠多的話，也許中國現在走的是君主立憲的制度。
在大鐵路建成之後，華工失業了，來到城市裡面，他們得開始開辟新的工作管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叫職業規劃。
他們想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職業，就是男保姆。
因為他們的孩子長大了，這些人會說一點點的英文。
加拿大落基山脈有很多移民是從歐洲過來的，當時的環境如此險惡，歐洲移民的家庭主婦們跟着她們的先生漂洋過海來到落基山脈，是需要一個保姆來幫她們帶孩子的，而且這些保姆在英國都是受過傳統的非常正規的保姆學校的訓練的。
可很不幸的是，整個落基山脈那一片蠻荒之地，都是男多女少，不僅僅華工這樣，在白人裡面也是這樣。
所有帶過來的保姆，數個月之後，一定會在主婦的客廳裡面遇到一位可愛的紳士，然後結婚、懷孕、離去。
是以這些白人主婦們很無奈:我花那麼多的錢把這個人從英國帶過來，沒三個月她又走了。
她們覺得這樣可不行，于是中國的男傭應運而生。
中國的男傭往往在這樣的家庭裡面，一幹就是二三十年，終生在那裡，跟這些家庭結下了堅固的友誼。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整個加拿大的兵源非常缺乏，但是他們又不想讓中國人參軍。
當時加拿大政府規定，隻有加拿大公民才能參軍為國效力，而華工是不給公民權的。
因為當時加拿大是英屬殖民地，所有的法律是用英國的宗教法律系統來執行的。
一旦你擁有選票，你就可能在選舉當中改變憲章，他們認為大英帝國的憲章是不能由你們這群野蠻人來改變的。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不能允許中國人加入加拿大國籍。
到了二戰，後來兵源奇缺的時候，有一群勇敢的中國人說，我們沒有義務為加拿大而戰，可我們自願為加拿大捐軀，我們在這兒已經生活了幾十年，這是我們的家鄉。
加拿大政府後來同意，因為英國政府有一個“亞洲計劃”，當時要派一大批的人去馬來叢林裡面，組織地下武裝來颠覆日本。
在這種情況下，隻有亞洲人的臉孔可以在當地生存下去，他不能派白種人去。
出于這種考慮，他們決定讓沒有國籍的中國人來參軍。
當時的唐人街有很多的争議，就是說，我們應該先要求國籍再參軍呢，還是先參軍我們回來再要求政府給我們國籍呢?當時大部分勇敢的人說，我們先去打仗。
其實回來之後給不給你國籍還不知道，但他們願意冒這個險。
征軍的人告訴他們:你們的軍饷要比普通的士兵高四倍，因為你們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性，是以你們要在這張生死狀上簽字。
結果我們勇敢的年輕人沒有一個人猶豫，就在生死狀上簽了字，就是說他們做好了不再回來的打算。
結果，他們的降落傘剛剛在馬來叢林降落，他們的腳剛剛點到地上的時候，原子彈就在廣島和長崎爆炸了。
然後，他們連槍都沒有摸一下就回來了。
但是，由于他們的勇敢，他們從亞洲回來的時候，平生第一次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
那麼加拿大溫哥華的市民平生第一次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人中的一個。
是以，華人的信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得到了徹底的改變。
在1886年大鐵路建完之後，幾乎是馬上就出現了限制中國僑民入加拿大的人頭稅。
開始的時候是50塊錢，到了1900年就一下子變成了100塊錢，到了1904年馬上就變成了500塊錢。
當時的500加元在今天相當于十萬加元，那也就是相當于十萬人民币，這是在當時就是人頭稅，中國人入關就必須要交這個稅。
再到後來，移民這個大潮有增無減，雖然是500塊錢的人頭稅，居然每年的移民還是有增無減，最後在1923年的時候，就出籠了一個絕對的《排華法》，那麼中國移民無論你有多少錢，都再也不能進入加拿大了。
最慘的是誰?就是那些年輕時候結婚離開家鄉的人。
他們的妻子，比方說十六七歲結婚，一等就是幾十年，他們再在加拿大聚首的時候已經是白發蒼蒼了。
還有一些是回家探親的人，他們在家裡待着的時候，《排華法》出籠了，就永遠不能回到加拿大了，是以這個是非常慘痛的曆史。
這個《排華法》是在1947年結束的，絕對跟華人勇敢地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系。
在這個大戰結束之後，就有各種各樣的人遊說國會，說要給中國人以公民權，必須要廢除《排華法》。
廢除《排華法》之後，許多華工就可以申請接他們的妻子過來了。
到了1949年，加拿大的門開了，中國的門卻關了。
1957年，加拿大曆史上第一位華裔的國會議員，他是在溫哥華選區選出來的，他的名字叫鄧天華。
他是我們廣東台山人，他周圍的支援者并不都是中國人，他有很多的外國支援者。
他身邊有非常多的狂熱的白人支援者，是以他成了加拿大曆史上第一位華裔的國會議員。
這150年的曆史裡面，彼此經曆過一個多世紀的相處，從敵視、不信任到慢慢互相了解，産生了這種意願———在經過一百多年的磨練、融合，他們知道了“共存才是生存的唯一之道”。
真正的多元文化社會是非常理想的社會，我們正在慢慢地朝着這個過程行進，但是這還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看到這一段曆史，我們就更深切地了解到，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是有一個什麼樣的前因，才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