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宿舍與上野千鶴子對談”視訊，恐怕是近期社交平台上最火爆的議題，而參與讨論的網友，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兩派。
這其中的大多數人，對北大女博士在對談中的表現極為不滿，認為她們沒有表現出北大學子該有的社會責任感與洞察，将一次難能可貴的對話機會的檔次拉低，浪費了上野千鶴子這樣一位重磅嘉賓。而還有部分人，對這種憤怒與質疑不解，不明白“他們到底想看一場什麼樣的對話”。
這兩種态度，恰好是當下女性身份焦慮與性别困局的具象展現。大環境的變化，兩性關系的碰撞，使得女性更希冀外界能夠洞察到她們面臨的困境與需求，而這種需求也催生了“她文藝”的發展與興盛。
在“她文藝”的諸多表現形式中，兼具真實性與榜樣性的真人秀綜藝，無疑是女性焦慮與困境的最佳樣本。真人秀中的女明星，與現實中的女性命運，形成了一種奇異的互文關系，而作為“她綜藝大戶”的芒果TV出品的一系列女性綜藝，則讓我們看到了文娛人為推動性别進步、打破女性困局所做出的洞察與努力。
扯下溫情的遮羞布
無論是以夫妻溫情日常為主的《妻子的浪漫旅行6》，還是挽救破碎感情的《再見夫妻2》，相信不少女性在看這類綜藝時，總會産生一種“刺痛感”：就算是曾經一舉一動都熠熠生輝的女明星，在經曆身份轉換進入婚姻後，也要放棄一部分“自我”，去扮演更符合社會期許的新角色。
這種“刺痛感”并非女性觀衆過于敏感或無病呻吟，而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困局。
“不同的社會指定了不同的、以生物差異為基礎的各種角色，是以女性主義質詢的目标，應該是這些角色所假定的各種文化期待。”女權主義人類學家蓋爾·魯賓，用不到60字精準概括了女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是如何被标簽化，而這種标簽化又是如何訓誡一代又一代女性的。
從節目中不難發現，即使女明星，也很難潇灑逃離這種延續千百年的訓誡。
《妻子6》中的不少明星夫妻，女方在進入婚姻前的事業并不弱于男方，比如在《芳華》中擔任女一的苗苗，曾被視為下一個電影咖，但她本人對于事業并沒有太強企圖心，反倒對當下相夫教子的生活很滿意。這固然與個人性格有關，也與大環境潛移默化的訓誡與影響有關。
按照過去綜藝節目的處理方式，這種女性的自我犧牲與事業讓位，原本會被輕描淡寫或直接略去不談，但芒系女性綜藝并沒有規避這種困局，而是直接将其展現在觀衆面前，觀衆可惜于女明星選擇的同時，也會下意識地反思，自己在婚戀過程中做出的一系列讓步與犧牲，是否真的值得。
而離婚的話題，在國人的日常中曾長期處于一種“不可說”的狀态。在“甯拆十座廟，不拆一樁婚”的古老思想影響下，“離婚”一度被妖魔化，情感調解節目又總是把“離婚”作為調侃、嘲諷的對象，這就導緻婚姻破碎的雙方，本應是受害者，卻總被社會視為“不正常的人”。
在外部的社會歧視與内部家庭壓力的雙重阻礙下，很多女性明明在婚姻中并不幸福，甚至說過得很痛苦，卻為了“成為他者眼中的正常人”，而咬牙繼續在婚姻中磋磨。同時這也導緻了，因為離婚會被歧視，特别是女性受到的歧視更多，是以很多人對婚姻望而生畏或幹脆不邁入婚姻。
《再見夫妻》的出現，算是給“離婚”做了一次正名：感情破裂不一定因為誰對誰錯，早日開啟新生活反倒是更優解。
“看過《再見夫妻》，我不再害怕走入一段親密關系了”，這或許就是女性綜藝帶給女性最切實的鼓勵與改變。
在《再見夫妻2》中出現了更令人欣喜的變化，與第一季三對相處頗為“體面”的夫妻相比，第二季的張婉婷一度被認為是“瘋女人”，她情緒上的激烈變化、大喜大悲，乍一看令人頗為不适，但随着節目的推進，觀衆不難發現“瘋女人”的誕生，是不良的原生家庭、母女關系與婚姻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這樣一個人物在節目中的出現，打破了《再見夫妻》系列溫情脈脈的濾鏡，卻也讓觀衆開始進一步地意識到女性是如何變成“閣樓上的瘋女人”，繼而反思社會結構長期以來加諸在女性身上的種種标簽，是發自内心的贊美還是别有用心的訓誡。
隻有敢于“冒犯”觀衆，讓觀衆感到“刺痛”的内容，才是真正找對了閱聽人痛點。
打破無形的牆
指出困局隻是第一步，文藝作品存在的意義不止是讓人反思，更是要探索解決之道。僅靠一份真假不明的網傳名單就上了多次熱搜的《乘風破浪的姐姐4》，它能夠一直被女性觀衆喜愛就與此有關。
女性之是以總是面臨着身份焦慮與性别困局，是因為千百年來的訓誡，在她們身邊築起一道無形的牆：“35歲以後還能找到工作嗎”“生了孩子，職場是不是沒有我的位置了？”“我30歲了，還能進入新領域嗎？”“失敗了還能重新開始嗎？”
這一道道無形的牆壁，加重女性的焦慮内耗，同時也阻礙着她們的上升路徑。當然，類似于這樣的疑問不獨發生在女性身上。但必須承認的是，因更多承擔着生育職責與家庭職責，在職場上女性的天花闆向來要比男性更低，越到大齡，求職之路也越發艱難。
《姐姐4》之是以能夠備受期待，甚至僅憑一張網傳名單就引發網友熱議，是因為它真正地通過綜藝這種形式，完整記錄了女性是如何打破那道把她們困在原地的、無形的牆的。
雖說每一季能走到最後的姐姐名額有限，但從第一季至去年完播的第三季，所有姐姐的知名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即使她可能在第一次公演就被淘汰。從這檔節目走出後，許多姐姐也确實獲得了比之前更多的機會。
“隻有走出去，才有改變的可能。想要從頭開始時，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太晚”。在豆瓣、微網誌等相關讨論區，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說，因為看到姐姐們逆風翻盤，自己也決定踏入新的領域，這就是女性力量從螢幕到現實中的延續。
“愛情和事業，至少得有一樣拿得出手的吧”，相信許多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都聽過這樣的話，也正因為如此，她們在面對婚姻危機時，往往會選擇忍耐。
比如《再見夫妻》中的幾位女性。她們在錄制節目時事業幾乎都屬于停滞狀态——成名是十幾年前甚至更久遠前的往事，找到她們的邀約寥寥無幾，而她們本人也困在并不幸福的婚姻中不能自拔。
“結束婚姻的女性，也可以擁有事業上的精彩”，今年播出的，有回訪性質的《又見夫妻》，讓我們看到了在結束一段并不健康的關系後，事業與生活都迎來坦途的三位女性。
曾被打壓，認為自己很差的前超女朱雅瓊，在節目播出後獲得了更多邀約，之前不經常聯系的朋友也重新和她建立了關系；年少成名的郭柯宇，一度被市場忘卻，而去年的她，則迎來了事業的二次爆發，影劇綜全面開花，時尚資源也不少。
原生家庭帶來的傷痛，對有些人而言是需要一生去治愈，而這種基于原生家庭的傷害，也是一種無形的牆。
“從小看爸媽吵架，對婚姻真的失望，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去愛了吧”，抱着這樣想法的人并不少。但他們是真的不相信親密關系嗎？或許并不是，隻是因為童年陰影，而沒有去嘗試的勇氣。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6》中，我們看到與陸毅伉俪情深的鮑蕾，原來也經曆過父母離婚。這也讓她一度對婚姻沒有期待，覺得“自己過一輩子也挺好”，她的故事，對于那些因原生家庭不幸而對婚姻望而卻步的女性而言，或許也是一種鼓勵。
從螢幕到延續至外的勇氣，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girls help girls。
走出女性困境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甯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女性總會與“敏感、善妒、柔弱”之類的詞彙相連，但她們并非生來如此，所謂“女性該是什麼樣”也是源自于外界塑造的産物。
在女性綜藝中，我們看到“女性的多樣性”得到了尊重，一些關于女性的刻闆印象與規誡，正在被移除修正。
比如《姐姐》系列，曾被認為是一群女明星勾心鬥角的雌競節目，但節目播出後，觀衆卻看到了女性守望相助，良性競争的一面。
“一群女人在一起一定會勾心鬥角彼此傾軋”，這是在大衆認知中長期存在的錯誤認知，甚至許多女性自己對此也深信不疑，認為“女人多的地方事多，會雌競”。伴随着《姐姐》等一系列女性綜藝的出現，社會上對于“雌競”的觀點已經發生改變，在社交平台，我們也欣喜地發現，女性之間互相幫助的例子越來越多。
這就是文藝作品以自身影響力，切實改變社會認知的典型例子。
“我被要求扮演任何人，卻唯獨不能做自己”，這幾乎是所有女性成長過程中都會面臨的困局，和别人不一樣，就是異類，就得不到他人的認同。而在女性綜藝中不難發現，女性不再被要求“必須什麼樣”，那些私人化、個性化的選擇，得到了接受與認同。
在大陸的主流語境下，一個人成功與否的衡量标準是結果而非過程。這種結果為導向的評判标準，導緻許多人不得不“卷”起來，在大環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則更容易被結果導向所裹挾，強迫自己做一些根本不擅長，也沒興趣去做的事情。
“大家都在努力，你也不能拖後腿”“别人都可以你為什麼不行”“人就是應該走出舒适區”，類似的話語太多，但說話的人卻刻意忽略掉了不同性格、成長環境、教育水準下的人，本來就是不一樣的。
或許曆經千辛萬苦結出的果實格外香甜，但對于有些人來說，開花結果那一刻的欣喜并不能抵過強迫自己走出舒适區的痛苦。相反，待在舒适區裡反而更利于做出一番事業。
于是我們得以見到，不想成團出道隻想找個地方玩玩的電音女王張薔，在光明正大地“擺爛”，能在舒适區發揮自己的最大優勢也很好，為什麼非要逼迫自己進入到新領域呢？通過綜藝節目，對這種“待在舒适區”的行為表示肯定，算得上是一種進步。
當然在傳統觀念中，主動對别人講出自己的困境，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打掉牙齒和血吞，才是一種美德。這也造成了，許多女性羞于對外界講出自己的難處，好像那是一件再丢臉不過的事情。
而有了螢幕上女明星們的榜樣效應，越來越多的女性願意暴露自己不那麼體面甚至有些狼狽的一面，圍觀的人也不再以她的痛苦作為取樂的談資或笑柄，而是真情實意地幫她尋找破解辦法。
關注女性困局，破解女性困局是女性綜藝的重要構成，也是文化反思、社會反思的一部分。可以說，在這些年綜藝人的努力下，以《姐姐》《妻子》等芒系綜藝為代表的女性綜藝，已經在切實地改變着女性的生存狀況與思維模式，為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良性的文化空間。